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在影响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市场化减排政策的重要抓手,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通过施加碳价格,碳市场将对不同行业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那么,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如何?是否有助于优化吸引FDI的行业结构?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为了克服碳价格数据不足的问题,本文构建了碳价格与煤炭、天然气等五种能源价格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采用1999—2013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能源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并通过碳市场不同价格水平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对工业行业吸引FDI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反事实测算。论文的主要结果有:(1)碳价格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存在行业异质性,这是由不同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差异所致。(2)能源成本对整体FDI的规模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对中国吸引FDI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在高耗能行业和非高耗能行业间存在显著的差异。(3)不同碳价格水平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相对规模、绝对规模和行业结构都将产生显著影响。碳价格将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规模,但对非高耗能行业的外资规模具有促进作用;对FDI的绝对规模的影响较之相对规模更显著。碳价格为50元时,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下降2%—7%,绝对规模累积下降3%—13%;非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增加1.5%—3%,绝对规模累积增加0.1%—0.3%。上述结果说明,全国碳市场建立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整体规模不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提高非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并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优化工业吸引外资的行业结构。     

引入碳价格后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多种多样,市场机制手段是目前应用广泛的政策工具之一。国际碳交易的实践尤其是欧盟ETS的运行效果显示,电力及一些能源加工转换行业通常会因为承担了碳交易的成本,而会导致其下游产品价格的发生变动,一般表现在下游电力价格的增加,因此会使得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受电力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因此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我国目前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经济现状,势必使得碳价格影响到出口贸易的产品成本上。本文主要利用我国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产品能源成本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能源成本占每年出口额比重约为13%,若扣除掉消耗进口中间产品的因素,仅仅考虑国内中间投入产品的能源成本,则出口产品中的能源成本比重下降至9%-10%左右,其中电力的成本约占整个能源成本的60%以上,若由于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导致电力成本上涨50%,则使得我国出口能源成本的至少上涨一半以上,这将大幅度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门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其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成本的比重,提高单位产品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外贸存在较大的顺差,也要不断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配合国内产业政策的调整,降低能源成本较高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整个贸易政策调整优先向竞争力导向转变。     

中国碳市场免费配额发放政策的行业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减排压力。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减排目标,我国积极探索建立排放权交易体系市场机制实现碳减排的有效方法。截至目前,7个省市的试点碳市场工作均已启动。本文详细分析了碳市场机制中免费配额发放的范围和比例对主要工业部门的影响。以我国工业部门2010年的产值、增加值、利润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为基础,分别测算了各工业行业的经济指标和贸易指标,对免费配额发放政策之于各工业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在行业层面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指标测算结果显示免费配额发放政策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橡胶制造业等13个部门有显著影响,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传统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则因贸易指标较低而未入选。基于本文的研究,建议全国碳市场须合理设置免费配额政策适用范围及免费配额比例调整路线图,并尽快在更细致的行业层面开展工业部门受碳市场影响程度的评估研究。     

中国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研究

测算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有利于评估区域碳减排潜力与成本,也是落实区域碳交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框架下,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通过引用时间变量,反应环境治理的中性技术进步,因此研究方法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的灵活性。研究结果显示:1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平均约为1 519元/吨,远高于我国碳市场的交易价格,表明当前试点的自愿性碳交易政策是无效的;2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分解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碳减排空间逐渐变小。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保证各地区碳治理成本的边际均等原则,而利用政策工具,促使碳排放权从治理成本较高的地区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地区,可以减少总治理成本,实现总量控制目标。本文建议: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碳减排的总体宏观目标,各区域要加强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的碳减排技术与经验等,在执行政策上,应尝试执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努力降低总减排成本;另一方面,各区域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及能源消费结构替代过程中要遵从循序渐进原则,避免碳减排成本过度波动,增加减排难度。     

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和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碳排放逐渐从环境问题演变成政治经济问题,碳关税是发达国家推崇的新型贸易壁垒,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这对于碳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以我国出口结构中高碳产品最密集的制造业为对象,研究碳关税措施和出口贸易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和国际贸易两大体系之间建立关联。本文首先构建碳关税的局部均衡模型,从几何分析和数理分析两个维度出发,探讨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和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GTAP模型,模拟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四种情境下征收碳关税的情况,分析实施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会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出口量减小;我国开征国内碳税会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上升,出口量减小,但出口减小幅度低于美国对我国制造业征收碳关税时的出口减小幅度;美、欧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将导致我国化工橡胶制品行业、石油煤炭加工工业以及造纸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减少,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为造纸业,出口降幅在1.79%-6.05%之间,而其他非能源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出口增加;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我国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下降水平在21.34亿-83.47亿美元之间。最后,从国际协调、出口结构调整、绿色制造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投入产出法测算CO_2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能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重要指标,不仅决定了人们对于碳排状况的认识,更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减排计划的执行以及国际碳排责任的判定产生影响。然而,目前对于测算方法和其影响因素却鲜有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本文梳理了当前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并基于投入产出法,对比计算了不同考虑因素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的影响,得到各种条件变动情况下所导致的测算偏差,并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是否考虑能源转化、资本形成总额及出口调出的能源投入,是否考虑水泥的过程排放,都将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的偏差。具体来讲,若不剔除能源的转化部分,会使中间使用排放量被高估0.3%,最终使用排放量被低估11.7%;若不减去资本形成总额及出口调出的能源投入,会使中间使用排放量被低估3.0%,最终使用排放量被高估103.5%;若不考虑水泥的过程排放,会使中间使用排放量被低估10.1%,总排放量被低估9.8%。最后,本文对碳排计算的方法和准确性问题提出了建议。     

碳市场对中国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及政策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十二五"时期碳市场逐渐受到我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7个省市成为建设碳市场的试点。碳市场形成的碳价格会在短期内导致相应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受到影响。采用与国际研究可比的方法,基于我国现有的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测算出行业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碳排放以及用电产生的间接碳排放,以及2007年投入产出表提供的分行业增加值数据,测算出不同碳价格导致的不同行业的碳成本及占增加值的比重。分析表明,如果我国碳价格水平与发达国家目前的碳价格相近,例如150元/t CO2,那么在各行业中所引起的额外碳成本占行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的行业累加起来,其占GDP的比重达到14%,比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响范围(1%左右)高出10倍。若与发达国家在当前碳价格下的影响程度相近,我国目前碳价格水平最高不能超过40元人民币/t CO2。     

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协同减排效应

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启动,其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在促进电力行业碳减排上的协同效应值得关注。传统观点认为碳交易政策下碳排放总量被固定,总量控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将不再发挥额外减排作用,甚至会引致碳市场配额过量,扭曲碳市场价格。为此,该研究面向全国碳市场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考察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并行的减排效果及其政策协同路径。研究发现：(1)针对电力行业的全国碳市场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均会带来全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总量控制力度越大或补贴力度越大,减排效果越明显。(2)仅覆盖电力行业的碳市场会产生“碳泄漏”效应,导致非电力行业碳排放量上升,在此基础上继续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或会借助行业间生产要素转移缓解“碳泄漏”,抑或会通过绿化电力生产结构催生碳市场配额过量。(3)二者叠合时,补贴资金来源为居民一次性税收（居民收入税）时的减排效果要优于资金来源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税（电力消费税）时的减排效果,且要警惕后者“越界损害”。(4)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会导致碳交易价格下降,采用固定上网电价补贴要优于浮动上网溢价补贴,需梯次提升总量约束力度可有效抑制碳交易价格下跌。随着碳市场的扩容和完...     

二氧化碳动态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可以反映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气候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基于三种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模式构建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计算方法,测度中国30个省份(未涉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1998—2019年间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并从全国、区域和省份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进一步分析中,从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构建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同时进行实证检验。测算结果表明:①经济主体从“传统-弱”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为负,从“传统-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趋近于零,从“弱-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均为正。②三种测量方法下边际减排成本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区域规律一致,均为中部较高,东、西部较低;不同区域和省份间同一种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较大。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①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先后起主导作用。②只有当减排空间足够大,经济行为主体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和节能减排政策处在初始时期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节能减排政策才能起到降低边际减排成本的效果。③技术进步具有周期性。现阶段中国绿色技术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步成长期,对技术的投入处于沉没成本阶段。虽然削减减排空间能够倒逼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并不能够起到显著降低减排成本的效果。因此,在减排政策的制定中要注重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持续推进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考虑技术进步前期“沉默发酵”的特性,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时要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     

贸易结构与中国农业资源约束——一个理论假设的经验研究

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垂直出口流动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性机制,有利于发达国家通过分层的贸易结构过度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并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引起后者资源消费约束和生态环境退化。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业部门初级资源及产品的加权垂直出口流量指数,采用人均CGTF生态足迹衡量农业资源消费的指标,就分层贸易结构等因素对中国1962-2011年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层贸易结构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农业初级资源及产品的消费,中国在分层的贸易结构中着实成为了发达国家基于消费的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受体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会促进人均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提高;出口依赖不利于国内人口的农业资源消费;城市化和服务业比重变量均会降低人均CGTF生态足迹。     

碳交易的“能源-经济-环境”影响及碳价合理区间测算

构造纳入碳交易模块以及在生产模块CES函数中纳入碳排放成本的四层嵌套宏观经济CGE模型,采用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构造了社会核算矩阵(SAM),用以分析和评价不同总量减排目标情景下,碳价引入对宏观和产业部门层面经济产出、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的影响,以及相应合理的碳价水平,得到结论:①在宏观层面上,碳价越高,碳减排效果越显著,GDP损失越大,能源消费越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损失和减排效果,确定了各情景下的最优碳价以及合理碳价区间,其中,在减排目标为10%时,碳市场能接受幅度更大的价格波动(6.9-35€/tC)冲击,宏观经济损失相对小,引入碳市场是最好的选择;参考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说明碳价所引致的总碳减排效果,主要来自于能源强度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引入碳价,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消费,还会引致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方向调整,煤炭消费明显下降。②在产业部门层面,各产业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经济产出水平降低,但总体产业结构影响不大;对部门能源消费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能源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总量显著下降;将部门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分解为能源自身价格变动和碳排放成本两部分,得出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变动主要由碳排放成本引起的结论;进一步,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成本较高,同时实现的减排率也相对较高,但减排效果仍不充分,建议采取能源资源税和交通燃油税等激励政策,保持必要的能源市场价格水平,同时促进煤炭和交通领域的减排。     

碳排放影子价格模型——以深圳市电力行业为例

以煤电为主的电力行业是中国最大的温室气体(Green House Gas,GHG)排放部门,该部门GHG排放量约占全国GHG排放总量的40%,因此能否有效控制电力行业GHG排放增长将直接影响国家GHG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电力行业碳排放受限情况下,GHG排放权(也称碳排放权)成为电力企业生产所必须获取的一种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系统发电总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电力系统数学规划模型,利用对偶原理求解GHG排放权的影子价格。以深圳电网为案例,本文计算了电力系统GHG排放权的影子价格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总量对GHG排放权影子价格的影响较大,同时各种能源资源的丰富程度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核能发电可以降低发电系统平均成本,也有助于减少发电系统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因此可以有效抑制碳排放权资源影子价格的上升;化石能源发电碳捕集和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改造也可以减少发电系统对碳排放权资源的需求,也会起到降低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的效果。本文所得的GHG排放权资源影子价格可以为碳排放权定价和制定碳税税率提供科学参考。     

边境碳调节对中国EITE产业竞争力和碳泄漏的影响

碳市场碎片化状态使各国碳排放因减排力度差异而消长,不仅造成碳泄漏风险,同时对减排国家经济特别是排放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冲击。本文建立多区域多部门CGE模型,设计4种边境碳调节政策,模拟分析其对我国的福利、碳泄漏和出口型排放密集产业(EITE)竞争力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显示,我国制定边境碳调节政策,既要考虑碳关税也要考虑出口返还,前者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福利水平,后者可以收到抑制碳泄漏和保持EITE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效果,因而有必要把边境碳调节政策纳入我国碳市场制度设计。无论从产出还是贸易来看,我国EITE产业中的非金属矿、有色金属、钢铁产业在边境碳调节政策影响下,面临来自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双方的碳泄漏和产业竞争力呈现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在我国碳市场建设过程中,边境碳调节政策与拍卖相结合,有利于在实现碳减排目标和维护产业竞争力之间实现平衡。     

中国天然气价格管制的碳排放及经济影响——基于非完全竞争CGE模型的模拟研究

中国天然气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垄断程度较强,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价格管制。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CGE模型以期全面量化分析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可供借鉴的依据。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构建的静态CGE模型,不仅刻画了天然气产业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还刻画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价格管制行为。运用该模型,本文分别从消费侧以及供应侧的角度模拟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对我国碳排放及经济的影响,并且从经济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天然气价格管制政策变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模拟结果表明:1消费侧价格管制。提高天然气价格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进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缩小导致天然气产业的超额利润率有所下降。提高天然气价格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低了实际GDP以及居民福利水平。降低天然气价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传导机制以及经济影响与提高天然气价格产生的影响类似,但是作用效果基本上相反。2供应侧价格管制。取消天然气供应侧价格管制能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实际GDP的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并且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不仅提高了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还提高了对能源总量的消费,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的增长。因此,应该逐渐建立完善的天然气价格管理体制,确保天然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进行管控,避免产生较大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逐步取消天然气供应侧的价格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贸易开放使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需要使用一个包含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从开放宏观经济系统的视角,构建了包含33个国家5个变量的GVAR模型,并基于1980-2010年的季度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1985、2000和2010年三个不同时期贸易权重的模型结果表明:三者间存在共同发展趋势和长期均衡关系:随着贸易开放强度增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冲击响应由强变弱,呈现从倒U型转变为微弱正向关系特征,两者间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说:中国的贸易开放增加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短期内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但长期以显著的减排作用为主。研究结论进一步证明了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对检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说非常重要;也启示我们,扩大国家间贸易开放,尤其是发达国家放开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管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快能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减少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措施。     

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反事实法的分析

中间消耗的"消耗规模与部门构成"是影响中国出口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15年数据,在部门归类与形式变换基础上,本文选取"单位产出碳排放量"、"完全消耗系数"与"出口值"为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子,构建"因子变动—反事实构造—效果评价"分析框架,借助规模指数与结构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变化动态进行描述,并通过反事实构造对"因子变动"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规模指数单调递减,Spearman偏度系数为右偏态,说明相比于意愿产出而言,非意愿产出"碳排放量"具有内在的规模不经济;"中间消耗"规模指数与碳偏向性指数在截面上始终处于高位水平,时序上出现了显著的递增趋势,说明中国单位出口值的中间消耗量偏大,消耗投入在结构上偏向于高碳部门,与"技术前沿国"美国存在显著"技术差距";"出口值"规模指数呈现"平缓扩张——快速攀升——V型震荡"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指数经历了以基期2002年为顶点、"先下降、后上升、再平稳"的变化轨迹,说明"出口值"作为最具弹性的影响因子,受"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次债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对出口碳排放的推动作用存在伸缩性与阶段性差异。从"因子变动"影响效果来看,中国产出、中间消耗与出口的部门构成具有内生关联,均显著偏向于高碳部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产生了叠加性的"正向"扩张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视角需从产品环节向中间消耗环节扩展,现阶段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速要素禀赋升级,借力要素价格机制与差别化产业规制政策,从上游环节抑制出口碳排放的输入来源。     

碳强度的双重红利: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代表性家庭、政府和八个不同行业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嵌入了碳强度、碳交易两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并基于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校准。本文通过数值分析指出我国约束全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福利损失的边际影响最小,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17%时,碳强度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影响要低于碳交易政策;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21%时,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边际损失影响要低于约束全行业的政策。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在当前碳强度约束目标下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重红利,该结论支持了环境Porter假说。双重红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碳减排政策使得资源要素使用成本上升,进而提高了劳动等低碳要素需求,使得行业之间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一步,本文给出了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方案,根据边际减排相等以实现总减排成本最小化的原理,给出了约束全行业减排的环境政策下各行业碳强度的任务分解,通过模拟计算各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政府根据行业维度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此外,本文还估计了产业需求变动、行业最终消费结构变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行业需求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技术变动等各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边际影响,深入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碳强度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识别经济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如何对碳强度的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指出我国应大力提高各项中间投入品的单位碳排放节能技术水平,这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直接的、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提高工业废气、尾气的处理技术水平,鼓励低碳部门的技术研发,鼓励企业提高资本、劳动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效率,这些对于实现我国总体的减排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双碳”目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设计

该研究采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设计。在完成碳达峰目标过程中,已有的碳排放源主要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式控制碳排放;新排放源则需要采用最先进的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才能被准许进入市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渐成熟,开始规模化地替代化石能源;但只要使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源的减碳成本仍然低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碳排放源就需要继续减排。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础政策主要是固定源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分行业制定碳排放绩效标准是可行的,但仅依靠单独的政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是有局限的,将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则是有必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管理可完全忽略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异性。碳减排是国家尺度的政策,不需要将国家尺度的目标分解为区域目标,具体减排目标是分行业制定的。碳排放源本身的减排贡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边际减碳的同时为国家能源转型提供动力和资金应当是主要目标,碳税具有实现上述目标的天然优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由于其具有更好地刺激先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减少碳排放的特点,也有其应用的必要性。建议两项政策并行实施,对于选择碳交易政策的企业,可以豁免碳税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贸易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广泛的共识。全球气候变化与全球化相交织,带来了贸易领域一场革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会影响该国的贸易竞争力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OECD国家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较为积极,较早行动,也较有成效的国家,因此研究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及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在分析OECD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基础上,对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对OECD国家1991-2008年的出口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应对措施中较为典型的碳税和能源效率标准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和能源效率标准对于贸易流都有反作用,因此影响了贸易竞争力。但是碳税的影响程度没有理论预期那么强烈,是因为如果存在着政府的资助或者免除的情况下,反作用可能被抵消,贸易甚至有可能会增加。文章最后对我国的碳税问题进行了讨论。     

基于最优拍卖数量和资金再分配模型的碳市场有偿分配机制研究

拍卖作为一种有偿分配机制已经确立为我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拍卖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与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传统的排放权拍卖理论以政府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并没有将企业预算和交易策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同时对于拍卖收入资金的再分配方法缺乏可行的指导。本文将企业的成本约束(或预算)作为一个因素引入,提出了最优拍卖数量模型以及基于双重红利思想的资金再分配模型。分析表明最优拍卖数量由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和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决定,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则取决于排放的不确定性水平;边际减排成本越高的企业,其承受的拍卖成本随着拍卖价格增长越快,这可能导致减排空间小的企业承担的拍卖成本增长过高,从而产生不公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轮竞价的资金分配策略,根据企业参加拍卖的投标情况间接评估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水平,并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最后以广东碳市场为例,从市场结构、履约成本、市场价格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拍卖对碳市场的影响以及最优参数的选择策略。广东的经验为拍卖机制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在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引入拍卖机制可以快速建立一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由于历史法的不可靠,拍卖会将履约成本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加剧市场的不公平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拍卖收入资金的循环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问题;短期内拍卖底价是政府建立市场预期的辅助工具,是在二级市场供求关系尚未建立时的一种过渡手段,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二级市场的成熟,底价政策应该逐渐放松或退出,建立起一级市场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联动的定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