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区别于传统视角的碳排放强度研究,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产出和增加值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了最终需求视角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及其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关概念和计算方法,并根据合并WIOD形成的1996-2009年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完成了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测算,以及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的直接贡献率分解,同时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进行了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4种驱动因素的SDA分解。结果显示:第一,期间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且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对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直接贡献率要大于投资和出口,表明消费中隐含的碳排放与增加值的比例沿着"集约型"路径不断优化,而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路径则相对"粗放"。第二,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减排路径大体一致,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为正,而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均为负,暗含投入产出结构、各类需求的隐含增加值系数以及规模变动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主要源泉还是直接碳排放系数下降。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中间产品技术结构效应和增加值系数效应的变化在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而最终需求规模的变化在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第三,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以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分阶段特征。2002-2004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促使了完全碳排放强度上升,而2004-2009年则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有一定的正贡献。入世以前增加值系数对各类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为正,而其后贡献为负。其中,在2003-2007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降低碳排放强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减排技术仍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措施,而需求模式调整也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降低出口和投资的中隐含碳和提高出口和投资中的增加值率,同时也要警惕消费结构变动中如汽车等高能耗产品普及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网络特征测度及其差异化影响效应研究

制造业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行业,其减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进程。随着制造业行业间的关联效应不断强化,在中间品流动的过程中碳排放也随之在行业间发生转移,隐含碳已经成为行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制造业的"产出—碳排放"矩阵,采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碳排放的网络结构特征,选取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从要素密集和板块分布角度探究制造业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主要结论为:制造业网络结构特征对碳排放存在显著影响,中间产品流动导致的碳转移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得到充分体现。制造业的中心性特征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碳排放联系增强,使得制造业总体碳排放量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游,与产业分工地位对应的中心度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基本位于产业链的两端,中心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明显不足。进一步将制造业划分为受益板块和溢出板块的结果表明,受益板块行业为碳排放网络中主要的碳排放引致行业,通过引入其他行业的中间产品,可以实现向其他行业的碳转移以减缓网络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溢出板块行业为其他行业提供高碳产品的同时承担了过多的碳排放责任,受到碳排放网络结构的约束较大。在不同类型制造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应针对其网络结构特征制定分类减排的差异化方案,对于直接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应加快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和更新先进的机械设备,降低高碳产品供给水平进而减少碳排放。针对大量高能耗中间品流入的制造业行业,优化生产结构并促使其减少高碳中间产品的使用,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输入型碳排放,以实现制造业碳减排目标。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进而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以1997-2007年为样本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个因素的贡献值分别为-638.95Mt、132.41 Mt1、266.38 Mt和-109.77Mt。可见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虽然直接碳排放强度下降和出口结构改善都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应,但是相对于巨大出口量所产生的增排效应,仍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还是呈不断增长态势。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中国出口隐含碳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世界加工厂",我国排放的CO2很大一部分是隐含在出口产品中由国外消费的,了解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分析,计算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从1997到2005年增加了14.64亿t(202%),其中出口量的上升是推动其增长的主要因素,它的贡献高达237%;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分别使之增长了65%和5%;排放强度的降低只抵消了105%。其中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影响最大的五个部门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后针对测算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下降的脱钩北大核心CSCDCSSCI

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治国理念。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能源消费的脱钩,是衡量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指标,也是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2、2007、2012、2018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所载出口隐含能源,对中国入世以来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的弹性关系及趋势进行了研究,主要结果表明:①中国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在2012年到2018年第一次出现绝对脱钩。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路径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进程中实现的第一个绝对脱钩。出口部门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效率水平相对领先,因此早于制造业整体和消费领域实现脱钩,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发展阶段特征。②2007—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占中国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从最高时期2007年的31.48%下降到26.57%,下降了4.91个百分点,说明更大比例的能源消费主要在国内实现,主要依靠出口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调整;这个研究结论也可以从对外出口与能源消费的角度,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论断。③对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规模脱钩发展的原因分析表明:2002—2007年与2007—2012年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保持同向不同增长速率趋势,出口规模增长是影响隐含能源出口量的主要原因,此间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出口隐含能源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1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总量出现了下降,分析结果表明“完全能耗系数”即技术效应是出口隐含能源下降并实现绝对脱钩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发展等战略推进,脱钩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拓展实现更大经济领域的脱钩发展。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上海市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碳排放是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重要问题。利用1997～2010年上海市统计数据,分别采用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法、碳排放系数法核算了上海市居民间接和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分析了上海市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城乡差异、各部门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1)1997～2010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间接能源消费是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2)1997～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呈逐年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3)14个部门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大小不同,其中文教卫生商务及其他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3个部门对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4)提高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引导居民向低碳产品消费的转变是居民消费碳减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上海市居民生存碳排放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措施、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提供理论指导。     

江苏省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及脱钩效应

通过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测算了江苏省1995～2010年交通运输行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并结合行业自身发展特点，扩展了Kaya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法进行分解分析。同时，在上述基础上采用Tapio模型对江苏省交通碳排放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江苏省交通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量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石油制品类能源消费碳排放表现突出;(2)正向驱动交通碳排放量增加的因素为经济产出、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负向驱动因素为交通能源结构和交通能源强度。其中，拉动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产出规模的扩大，而促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是交通能源强度的降低，相对于正向驱动因素，负向驱动因素抑制交通碳排放增加作用有限;(3)交通碳排放量变化与运输业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以扩张负连接、扩张负脱钩和弱脱钩为主，脱钩关系总体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但要完全实现两者的绝对脱钩，依然任重道远     

整合消费与增加值视角的中国行业碳排放变动分解研究

在研究影响我国CO 2排放因素领域,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分解模型已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现有研究多分别基于消费视角或收益视角展开分析。为全面评估各行业收益与消费对其上游、下游行业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整合基于收益与基于消费两个视角,运用2012年与2015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构建两层嵌套式结构分解分析模型(SDA),比较分析消费规模效应、收益规模效应、行业流入、流出增加值变动效应、增加值结构变动效应等14个影响各行业碳排放变动的关键因素,并借助对消费者原则碳排放估算公式的重构,更准确地实现从增加值视角对各行业消费者原则碳排放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我国在总产出增长29.14%的同时碳排放量上升1.46%,各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是主要的减排因素,其中建筑业减排贡献最大。②增排效应方面,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消费规模、收益规模、完全投入结构与完全消费结构四项效应,且前两个规模效应的影响是后两个结构效应的2倍以上,尤其建筑业消费规模效应、煤炭采选产品业收益规模效应增排较大。③消费规模扩大导致增排的原因并非行业本身生产规模扩大,而主要在于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规模扩张时吸收其他行业流入的增加值量增多。④收益规模扩大导致的增排效应方面,细分来说从大到小依次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项效应,且行业差异显著,如煤炭采选产品业的劳动者报酬效应,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的生产税净额效应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营业盈余效应增排贡献较大,而煤炭采选产品业的营业盈余效应、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生产税净额效应则减排贡献较大。     

基于多行业DSGE模型的中国碳减排政策效应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低碳减排进入新的阶段,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包括各个行业的行业政策都在推行各种低碳减排政策,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动态分析碳减排政策的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为此,构建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碳减排政策的多行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许可证交易和碳税两种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税收政策和减排政策调整冲击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排放的动态效应。模拟发现:许可证交易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效应,覆盖行业企业减排率上升,排放下降,而未覆盖行业排放随产出上升而上升,而在碳税政策情景下,这种差异并不明显。政府采用盯住总排放波动的碳减排政策能够有效地减少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能够减少相应的福利损失。建议政府有效地权衡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造成大的负面经济影响的前提下,加大减排政策力度,推广和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制定碳减排政策时,考虑碳减排政策收入的返还机制,配以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缓和减排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应根据排放水平顺周期地动态调整碳减排政策的强度,适当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采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基于1996—2014年数据从细分行业角度进行研究。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作归因分析,量化4个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996—2014年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主要呈现下降趋势,累计下降23.05%。其中,能源强度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影响效应为-61.18%,对这一影响效应贡献最大的是工业,并且四大经济部门均通过能源强度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所减小,可见"阶梯电价"、"千家企业节能项目"、"十大重点节能项目"等相关政策在工业发展中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明显。产业结构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23.53%,其主要贡献者是工业,说明"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等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不明显;然而农业则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贡献值为3.09%。碳排放因子在1996—2014年间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为60.47%,是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说明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结构不合理。工业对这一效应的贡献最大为55.97%。可见,工业在京津冀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含外来电的崇明县能源碳排放核算研究

能源消耗是中国最主要的碳排放源，而地方政府是碳管理的基层行政单元，因此，有效控制区域的能源碳排放是碳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区域消耗的能源中，外来电是缓解当地用电压力的重要措施，但一般外来电引起的碳排放易被忽视。将外来电导致的碳排放纳入区域能源碳排放核算体系内，利用部门分析和范围分析法建立了包含外来电分析的能源碳排放核算系统，以上海市崇明县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表明：（1）2000～2009年崇明的能源碳排放增长较快，由181万t增至477万t（CO2当量）；(2）碳排放总量的8212%来自3个部门：工业、建筑业和生活部门;(3）2009年，购买电力导致的间接碳排放达2316%，体现了实施碳管理时考虑外来电力的必要性     

中国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总量控制下的碳市场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碳排放成本,进而可能降低企业的贸易竞争力。本文选择全国碳市场覆盖的6个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行业,以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行业出口值和出口竞争力指数作为贸易竞争力的衡量指标,研究了碳价格对它们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由于缺乏全国碳价格数据,本文选用能源成本作为碳价格的代理变量,先研究能源成本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通过碳价格向能源成本的映射关系,再研究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首先,本文设定(对数)线性模型,研究了行业能源成本对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元,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约下降0.0136;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行业出口值和行业出口竞争力指数分别下降约22.97%和12.26%。然后,本文研究了行业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建立碳价格向行业能源成本的映射。由于短期内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比较稳定,每消费1单位能源,行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就相对固定,但又因行业间的能源结构存在差异,相同的碳价格映射到各行业的能源成本也就不同。之后,本文构建存在全国碳价格的反事实情景,通过映射关系研究了不同水平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和累积影响。结果显示,碳价格对覆盖行业的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递减。由于行业能源成本、映射系数及出口规模的不同,碳价格对覆盖行业出口值的影响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完成"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的国家节能降耗考核目标。正确把握影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是天津市寻求节能降耗途径的关键。本文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角度分析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估计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产权结构、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要素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998-2008年期间,天津市工业行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整体全要素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其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及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负向作用。因此,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开发、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源配置的优势。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