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脉络与超循环经济趋势

目前对于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脉络和规律,尤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尚缺乏专门性和全过程的研究。现有相关研究只是针对其中的子过程展开的,但仍存在模式分类有交集、不完备和缺乏机理模型描述等不足。这些正是该文拟解决的问题。首先,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超循环理论等,结合实际调研,对绿色经济模式进行合理提炼、分类和脉络梳理。然后,运用系统结构建模方法,构建各绿色经济模式的理论模型及其在实际领域(以林业为例)中的多层级动态演进模型。最后,借助以上模型对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规律进行系统分析。由此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绿色经济模式的总体演进历程包含三个阶段,起步阶段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末端治理型绿色经济(Ⅰ型GE);成长阶段是"从摇篮到摇篮"的资源链闭环绿色经济(Ⅱ型GE);成熟阶段是"从孕育到孕育"的三链超循环型绿色经济(Ⅲ型GE)。(2)Ⅱ型GE又经历了一个具体的演进过程。从深度视角看,它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并逐步融合了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共享经济等理论和技术;从广度视角看,它包含从一元企业Ⅱ型GE到多元企业(群)Ⅱ型GE,再到全社会Ⅱ型GE的逐层拓展过程。Ⅱ型GE的运行原理可以用3R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它包含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3R)子系统,由资源链将它们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3)Ⅲ型GE正在经历一个具体的演进过程。从资源链一级超循环到生态链二级超循环,再到价值链三级超循环的三链(3C)逐级拓展的过程。Ⅲ型GE的运行原理可以用5R-3C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它包含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再培育和再配置(5R)子系统,由资源链、生态链和价值链将它们连接成一个环境-经济自组织系统。其中,资源链是基础,生态链是支撑,价值链是动力,3C超循环相互促进、相互催化,从而实现生态与产业的互利共生。(4)Ⅲ型GE以可再生资源型产业为核心体,并扩展到其他相关产业,乃至全社会。目前,Ⅲ型GE在实践中已显露雏形;而在未来,它是面向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     

绿色增长政策研究述评与展望

在绿色增长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协调经济、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制定一套科学完备的综合性绿色增长政策十分必要。本文通过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学者们对不同阶段的绿色增长政策问题的论述,将政策研究的立足点分为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制定手段分析、实施效果分析及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四类。研究发现,绿色增长政策的概念界定呈多元归一趋势,其演进历程聚焦单一维度的专业化研究,实现手段呈聚焦于于框架制定和工具选择的集中化研究态势,其实施过程有待进行理论与实践互构论视角下的深入研究。     

新时代发展观:中国及人类进程视域下的生态文明观

探索中国乃至人类发展观的演进规律,由此论证中国新时代的发展观——生态文明发展观,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根据系统科学和生态文明理论,运用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方法,从中国治国历程和人类文明史两个视域的多条轨线,梳理发展观的演进脉络和规律,并揭示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从治国历程来看,我国发展观的演进符合系统论的观点,遵循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直至自然系统逐层拓展的逻辑顺序,经历了政治发展观、经济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发展观四个阶段。从人类文明史来看,通过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时期的发展观进行梳理,发现其包含多维度的演进规律。在认识观维度,经历了敬畏自然观、改造自然观、征服自然观、尊重自然观和"天人合一"观等演进过程。在共生观维度,经历了生态依赖观、产业拓展观、产业强利观、生态弱害观、绿色共生观等演进过程。在科学观维度,经历了天然和人工生物文明观、天然和人工化学文明观、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观、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观等演进过程。在产业观维度,经历了采猎文明观、农耕文明观、粗放工业文明观(对应于简单线性经济模式)、集约工业文明观(对应于末端治理经济模式)、防病式和健康式后工业文明观(分别对应于循环经济和超循环经济模式)等演进过程。上述对中国和人类发展观演进规律的研究,得出了殊途同归的共同结论:生态文明发展观是当今和未来的新发展观。由此得到生态文明发展观的全面和深刻的内涵:从多层次系统构成的角度看,它包含生态政治文明观、生态经济文明观、生态社会文明观和生态环境文明观等内涵;从多维度观念构成的角度看,它包含"天人合一"的认识观、从浅绿到深绿的共生观、从天然到人工超生物文明的科学观、从防病式到健康式后工业文明的产业观等内涵。本研究从中国发展观的多层次系统拓展和人类发展观的多维度观念更递两方面的规律,探索了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内涵和路径。     

内蒙古绿色产业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绿色产业是21世纪国际经济的支柱产业，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内蒙古地域辽阔，绿色资源丰富，有着巨大的绿色产业开发潜力。因此，必须把绿色产业作为优势产业优先发展，尽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本文通过对绿色产业概念的界定，首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绿色产业体系的概念、绿色经济链条的构成，分析了内蒙古绿色产业体系构建的思路、基本原则，内蒙古绿色产业体系的构成与建设，内蒙古绿色产业体系的支撑系统。     

基于能值的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与空间收敛

构造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演变进行客观评估与分析,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对2003—2014年中国及各省域单元农业绿色GDP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与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农业GDP,中国人均农业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农业绿色GDP占农业传统GDP的比重在80%—85%之间,并呈下降趋势。2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且集聚效应逐渐增强。3人均农业绿色GDP并未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整体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西部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4农业人均绿色GDP的收敛分析适用于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考虑了空间自相关因素后得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普通收敛分析的收敛速度。因此,准确评价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农业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实施差别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继续扩大高增长优势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而欠发达地区则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各地区还应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增强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高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尤其是农业发展落后地区应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农业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背景下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预测

中国正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挺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可有效推动海洋强国的实现,而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协调度和障碍度角度分别研判了天津市海洋生态、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之间的互动状态及影响三者协调演进的关键制约,运用指数平滑-BP神经网络揭示出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时间嬗变的趋势与特征。文章结果发现:(1)相比于海洋经济、社会子系统显著的上升态势,天津市海洋生态子系统评价值由0.632下降至0.389,表明天津市先前以牺牲海洋生态换取了海洋经济、社会的高速演进;(2)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长期处于非协调状态,2000—2017年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由-0.068下降至-0.325,三个子系统互动关系持续恶化,内生性矛盾愈加凸显;(3)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已由海洋经济、社会低度发展向海洋生态恶化转移,海洋生态问题积重难返,是天津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将面临的关键阻滞;(4)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将由2018年的-0.328缓慢上升至2025年的-0.311,仍维持在非协调状态,难以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必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困境。为此,天津市亟须自源头推进陆海统筹的系统性生态治理,以科技引领转换海洋经济发展的绿色动能,凝聚海洋社会多主体的综合治理力量,全面推动形成生态经济系统协同运行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新格局。     

国内外绿色发展制度演化的历史脉络及启示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和经济下行压力，世界各国先后推出了“绿色新政”，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绿色增长方式的可根植化问题，以此探索可持续包容发展。国外绿色发展制度建设过程经历了发展理念的两次跃升，即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新政”，因而可概括为：“萌芽”、“发展”和“突破”3个阶段，总体来说是环境问题驱动、价值观引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政府和市场的重要性交替显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绿色发展制度经历了“自发”、“追赶”、“并跑”到“创新”的4个阶段，带有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特征，战略规划起了导向作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绿色发展制度的形成实质上都是社会公众绿色意识的不断加强在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在梳理国内外绿色发展制度演变的逻辑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塑造绿色文化以培育绿色发展制度价值观，以战略规划和市场配置来构建体制观，协调统一绿色法律制度、创设中国特色标准体系以维护法制观，采用样板试点巩固绿色发展制度示范观等若干启示     

何种环境战略生态产生企业高绿色创新绩效?——基于SSE框架的组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在逻辑层面存在根源性差异,如何实现环境战略逻辑融合优化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该研究以长三角及珠三角工业经济带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供应链压力-战略柔性-管理者环境认知”分析框架并构建“绿色创新细胞模型”,结合NCA和fsQCA方法,运用动态视角探究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复杂因果关系及演进逻辑。研究发现:①近年来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中“反应”与“前瞻”的逻辑权衡混合使得环境战略边界融合,双元混合主导型逐渐呈现出对绿色创新促进性更强、适用性更广的战略优势。②供应链压力中环境规制与竞争压力对绿色创新的正向驱动作用呈减弱趋势,而以市场压力为主导的单一驱动力的有效性正逐步凸显。③战略柔性与管理者环境认知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二者互补形成的绿色创新内在驱动力可近似替代外部供应链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但若二者无法协调甚至相矛盾则会对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产生抑制作用。文章引入时序fsQCA方法,探究环境战略要素的多元组态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动态驱动作用。     

绿色低碳交通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分析及能源强度的趋势预测

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控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交通运输依靠科技进步和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调整将逐步实现绿色低碳的变革,这是经济系统相互联系互为驱动的系统运行过程。本文依据系统运行趋势,利用灰色关联度研究了运输业能源强度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交通运输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并应用GM(1,1)模型描述了运输业能源强度的未来时间响应函数。研究结果与运用的协整分析,因素分解等方法基本一致,且更直观地表现出宏观经济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篇论文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机制分析中,论文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其中,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计和绿色福利增进的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绿色增长有赖于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发展战略上,论文探讨了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战略的战略引导,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在政策工具上,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对中国发展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是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最后,论文给出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绿色发展规划、强化绿色投入以及突出绿色政绩考核等。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

联合国里约20周年世界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但现在的绿色经济却具有全新的意义。本文基于参加联合国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报告,论述了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三重效益、研究模型以及绿色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如何开展中国绿色经济研究进行探讨。首先,文章认为在深入探讨绿色经济前,需要了解当前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明确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绿色经济,以及怎样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其二,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的情景模拟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更好的三重底线效益。联合国的T-21模型对过去40年(1970-2010)及未来40年(2010-2050)进行了绿色情景与褐色情景两种模拟,认为在自然资本的环境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得到了基本遏制,而褐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会进一步增强;在物质资本的经济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以前经济增长率(2.5%)会低于褐色经济(3%),但从长期平均增长率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2.5%)可以带来比褐色经济发展模式(2%)更好的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方面,在2030年以前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就业机会有小幅减少,但长期来看,绿色经济能够创造与褐色经济同样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有小幅的增加(0.6%)。其三,绿色经济研究模型表明,绿色经济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绿色经济假说是:将资金投资于提高资源能源效率与扩大自然资本两个方面,是否能够导致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该理论假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自然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Threshold-21模型,证明绿色经济即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其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增加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假说,强调了绿色投资对生活质量有正的影响。通过生态绩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典型案例研究等三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持与增加自然资本对人类的功能;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用较少的自然资本投入达到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人造资本;可以提高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用一定的物质存量为更多的人服务。其五,开展深化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倡导的绿色经济可以给我们发展中国的绿色经济带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论内涵、实证分析、发展情景、行动领域、政策体系等五个依次递进、前后照应的研究模块。     

浅析企业“绿色化”支持系统可持续设计

所谓企业“绿色化”是指企业基于绿色化战略,以绿色技术采用为其内在需求,积极开展绿色营销,建立企业绿色文化,进而创建以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优化为其目标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过程。企业“绿色化”作为企业由经济人转变为社会人,进而向生态人演进的必然选择,必须具备五大支持系统：绿色战略、绿色企业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基金、绿色企业文化。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基于绿色发展的分析

生态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本研究在全球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背景下,采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探讨如何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基本构想和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体系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积累机制"是一般资本运营所具备的步骤,"转换机制"是生态资本运营特有的步骤和内在过程,正是生态资本运营的特殊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外在保障措施。因此,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资本运营的积极性,促进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中国绿色经济战略研究

以联合国"里约+20"会议为背景,在梳理世界主要国家绿色经济发展进程、绿色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分析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现状和政策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框架问题。认为:政府层面要加强对绿色产业发展引导、努力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保障绿色经济的稳健发展,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目前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环境价值的货币化;二是建立健全与绿色经济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三是实施绿色GDP考核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层面要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与调整。行业层面要着重节能建筑、可再生能源、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农业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消费者层面要加强绿色理念宣传,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应积极争取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培训,以帮助环保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发展。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The Green Economy: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ural Commons as Natural Capital

The green economy is an emergent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unched at Rio+20. Here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is increasingly achieved through economistic processes and logic. The natural commons are quantified and managed as natural capita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ajectory of the project and its ideological framework. It examines various conceptualizations of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considers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green economy project.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a green econom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s face a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discursive confusion as the complexity of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processes conceal new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Counter movements argue that the green economy program is performing ideological work that uses language of environmentalism to obscure an intensified agenda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concept now has contradictory meaning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exposing the contested nature of the project and in helping to define the emerging green economy.     

中国绿色食品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绿色食品供给动力不足和需求增长乏力已成为制约绿色食品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限制了绿色食品经济特有功效的发挥。本文从利益、科技和需求三个方面着力构建了促进绿色食品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