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

如果说20年前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核心概念是可持续发展,那么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出的新概念就是绿色经济。本文概括了"里约+20"大会绿色经济的三个关键问题,并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探索性的看法。①当前的绿色经济是世界绿色浪潮发展演进的新成果,具有与以往的绿色思潮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对传统的褐色经济进行范式更替的革命意义。②绿色经济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增加了两个重要维度。绿色经济试图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绿色经济试图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③按照甜甜圈的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不同的绿色解决战略。发达国家大多数有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是生态足迹超过了地球人均,处于甜甜圈的外圈;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生态足迹低于地球人均,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处于甜甜圈的内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走向地球边界和社会边界之间的中间圈。中国不能沿袭发达国家的褐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大幅度提高绿色增长的效率。绿色经济对于中国未来10-30年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经济意义上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具有经济高效、规模适度、社会包容的特征,人均生态足迹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之下,有与人均GDP 1万美元相匹配的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大幅度降低穷富之间的差距。中国可以运用绿色经济中自然资本消耗规模要控制、资源分配要公平、资源生产率要提高的一般原理和量变关系,构建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推动绿色转型。第一是绿色经济的生态规模政策。对耕地、能源等重要的自然资本,要实行总量控制,形成倒逼机制,限制GDP的规模和速度过快增长。第二是绿色经济的分配公平政策。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要把资源环境总量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区域。初始分配体现公平,特别是贫穷人口的生态权利。第三是绿色经济的效率提高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率,自然资源要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从区域看,沿海发达地区是生态优化功能区,应该在提高经济社会水平的同时降低生态足迹;中部地区是重点发展功能区,要尽可能提高生态效率,用较少的生态足迹增加实现有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在生态禁止发展和限制发展功能区,重点是降低贫穷人口比例,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在一个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满的世界",如何在生态环境的极限内实现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由生态足迹作为投入和人类发展水平作为产出的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演变的原因,对于帮助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以及指导我们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7年涵盖了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倒U型关系,转折点发生在人均GDP为3 000国际元的时候,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单位自然消耗可以带来递增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的;当人均GDP达到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递减,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对生态福利绩效组成要素的分解,本文发现趋于平稳的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和一直降低的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证明了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的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实现脱钩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国脱钩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东部地区的时空分异研究

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将经济增速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同时,实现将人类福祉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采用Tapio基本模型构建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将1979-2014年的脱钩指数划分为8种脱钩类型。结果说明,绝对而稳态的脱钩是不存在的。虽然大部分年份的中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长时间尺度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存在"连接-脱钩-复钩-再脱钩"的动态反复过程。以中国东部地区10省份为例,研究脱钩指数变化的趋势和时间分异情况。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复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特别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需要警惕以能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重现。计算并比较脱钩指数的5年均值,研究中国东部地区脱钩的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否脱钩与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总量,保持弱脱钩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中国煤炭利用效率评价及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

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解决资源环境多重挑战的共识方案。我国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能源的绿色发展问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推动我国能源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作为我国能源的主体地位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因此,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意义重大。针对当前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测度存在的问题,选取各地区每年煤炭消费量作为衡量能源投入的指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作为人力投入,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之和作为资本投入,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煤炭资源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构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2000-2012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进行煤炭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总体水平不高,平均效率值仅为0.269;四大区域按照煤炭利用效率均值高低排序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重点提升这类地区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是提高全国整体效率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年均GDP增速远大于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挂钩"问题则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有在实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同时也要让经济发展与能源利用效率不脱钩,才能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上述认知引入脱钩理论,分别用煤炭消费和煤炭利用效率的GDP弹性系数来分析我国及各地区煤炭消费、煤炭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研究表明:国家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上取得一定成效,但限于当前产业结构现状,技术和管理水平,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有限;我国及大部分地区的煤炭消费、煤炭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已由绝对挂钩转变为绝对脱钩状态,并且地区间脱钩程度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中国绿色经济战略研究

以联合国"里约+20"会议为背景,在梳理世界主要国家绿色经济发展进程、绿色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分析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现状和政策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框架问题。认为:政府层面要加强对绿色产业发展引导、努力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保障绿色经济的稳健发展,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目前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环境价值的货币化;二是建立健全与绿色经济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三是实施绿色GDP考核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层面要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与调整。行业层面要着重节能建筑、可再生能源、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农业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消费者层面要加强绿色理念宣传,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应积极争取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培训,以帮助环保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发展。     

南京低碳经济定量研究

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是当今中国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研究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阶段及演化特点,发现30年来,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呈现波动反复的特点,扩张负脱钩3次,较高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形式-扩张连接4次,经济发展实现与能源消费较好脱钩的弱负脱钩1次,强脱钩4次,其余为弱脱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建立了南京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并探讨了不同发展模式下南京未来50年低碳经济水平及碳排放量演化规律,预测了不同低碳经济水平下南京碳排放量和峰值出现的时间.研究结果显示,按现行经济模式,南京2050-2060年碳总量增加速度逐步减缓,约在2058年左右实现碳总量的负增长.50年内南京市预计为扩张负脱钩和扩张连接,难以实现稳定的离水平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设定最优能源强度参数的模式下,南京迅速实现稳定强脱钩的低碳经济,碳释放量EKC曲线呈现倒U型,2015年左右即达到峰值.综合各种因素,南京近几年将延续模式l的增长模式,在2020年左右实现向模式2转变,其碳释放量约于2028年前后出现峰值.     

基于"脱钩"模式的低碳城市评价

由于历史及现状等诸多因素,以二氧化碳减排绝对量为基础的低碳城市评价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本研究从经济发展、物质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相互关系的视角,以"脱钩"模式为目标层,经济发展、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为准则层,CO2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为指标层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降低的态势,进而表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环境变化的历史趋势并反映城市低碳建设现状.针对沈阳市的案例研究表明,沈阳市2001年至2008年总体的生态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沈阳市现阶段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处于"相对脱钩"阶段,与目前中国经济宏观发展态势相符合.本研究表明,"脱钩"评价模式可以避免基于污染物总量的评价模式中忽略经济发展因素而产生的片面性,可以表征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前提下的城市低碳建设水平,为目前的"低碳城市"评价方法提供有益尝试.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探寻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绿色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转移机制,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①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超过阈值时呈现出线性向非线性转换的特征,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②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转换中呈现非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且在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已跨越阈值且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③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不同的规制手段设计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发挥市场激励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研究为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框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The Green Economy: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ural Commons as Natural Capital

The green economy is an emergent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unched at Rio+20. Here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is increasingly achieved through economistic processes and logic. The natural commons are quantified and managed as natural capita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ajectory of the project and its ideological framework. It examines various conceptualizations of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considers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green economy project.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a green econom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s face a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discursive confusion as the complexity of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processes conceal new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Counter movements argue that the green economy program is performing ideological work that uses language of environmentalism to obscure an intensified agenda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concept now has contradictory meaning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exposing the contested nature of the project and in helping to define the emerging green economy.     

绿色经济视野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新论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低碳经济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和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论的形象概括与现实形态就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发展低碳经济是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任务,其关键所在是进行能源经济的生态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发展,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把加快低碳经济建设同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应提高认识,制定规划;加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经济技术体系;加强绿色制度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广泛参与,全体国民都走低碳发展之路。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资本研究

城市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最为集中与深刻的区域，随着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自然资本在可持续发展体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识别城市系统的关键自然资本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分析城市绿色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结果表明绿色空间是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自然资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保护与投资于绿色空间两种途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基于能值的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与空间收敛

构造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演变进行客观评估与分析,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对2003—2014年中国及各省域单元农业绿色GDP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与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农业GDP,中国人均农业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农业绿色GDP占农业传统GDP的比重在80%—85%之间,并呈下降趋势。2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且集聚效应逐渐增强。3人均农业绿色GDP并未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整体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西部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4农业人均绿色GDP的收敛分析适用于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考虑了空间自相关因素后得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普通收敛分析的收敛速度。因此,准确评价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农业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实施差别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继续扩大高增长优势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而欠发达地区则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各地区还应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增强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高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尤其是农业发展落后地区应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农业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绿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

通过介绍国外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及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结合苏格兰酿酒工业旅游与北京蟹岛生态农业旅游中发展绿色旅游的经验总结．分别提炼出绿色工业旅游的运作模式和绿色农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通过构建由观念、牡会经济体制与科学技术三个层次形成的保障体系．来保证绿色旅游经济的正常运转。最后．从绿色旅游产业地域与行业选择、绿色保障制度体系建立、赢利机制构造和绿色旅游消费者培育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所构建模型普通线性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Moran’I指数的计算和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经济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伴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有所减小，呈现收敛的趋势。（2）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均出现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差异逐渐收敛等向好趋势。（3）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过程，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研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外资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的生态足迹与绿色发展

从2008年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联合,通过与国内外智库的合作引入"生态足迹"理念,从自然资源消耗与"生物承载力"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表明,2007年人类在消耗着1.5个地球。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2007年已经是1961年的4倍,尽管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已经突破了1个地球的均衡水平。与全球平均类似,中国生态足迹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碳足迹,占54%。解决中国的生态足迹超支问题,关键是降低碳足迹。目前,中国的能源供给仍然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超过一半的能源供给来自于煤炭,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将面临化石能源枯竭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能耗大国,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提前应对自身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高增长高资源消耗的老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为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探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