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态度分析

基于内蒙古边疆牧区9个典型牧业旗县获取的449个牧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类型样本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愿意继续参与的牧户占比更大,不同类型牧户补奖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禁牧型牧户的放牧行为限制较多,对牧户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带来较大消极影响,该类牧户对现行补奖政策的接受度较低。草畜平衡型牧户对草场的依赖程度与禁牧型牧户相比有所减轻,牧户对于补奖标准的公平性评价越高,牧户拥有的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牧户越愿意继续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因此,建议健全牧户补奖参与机制,多措并举提升牧户畜牧业收入和非牧收入,完善补奖配套机制以提升禁牧户福利水平。     

西藏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为我国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西藏日喀则和那曲两市721户农户开展入户调查,利用广义最大熵Logit分析方法,从家庭禀赋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不高,环境整治参与意识有待加强;耕地(草地)面积、村干部经历、外出务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总收入、参加物资交流会次数与参加农贸市场次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部分有"经济头脑"的农户具有"搭便车"倾向;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而距离集镇越近的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越低。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 4%和15. 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 0%和64. 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基于CVM方法分析牧民对禁牧政策的受偿意愿——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确定居民对生态措施实施的受偿意愿,对目前迫切需要的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以及生态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用锡林郭勒草原为案例区域,通过入户调查及在那达慕大会集中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牧民对禁牧措施的态度和受偿意愿。分析结果显示:53%的牧民愿意参加禁牧,而不愿意参加禁牧主要是由于补偿标准不合理引起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表明,牧民对禁牧的支持态度与牧民的收入和草地面积呈正相关,与养羊数量呈负相关。牧民的受偿意愿由牧民养羊数量、受教育年限、草地现状以及对禁牧政策的支持程度决定。根据意愿调查法初步估算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禁牧措施实施后牧民的补偿意愿,牧民家庭对禁牧政策的平均受偿意愿为每年每户2.7717万元,人均受偿意愿为8399元,平均每1hm2草地受偿意愿为85.95元。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分析

以陕西省安塞县大南沟和县南沟两个典型小流域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技术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多变量的描述分析与双变量的相关分析方法,对农户主要农业生产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和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家庭收入、收入来源和户主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均有较大的差异.88%的农户表示愿意继续增加农业投入,以增加家庭收入.其中绝大多数农户都表示愿意通过增加土地投入和提高单产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且投入取向受市场价格机制的驱动.主要以蔬菜和林果等经济类农产品为主.而小部分农户希望通过扩大承包地面积或外出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对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调查分析表明,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比较模糊,89%的农户不能正确地回答出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这一根本制度.只有54.7%的农户知道"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政策.大部分农户对这一政策比较赞成,认为此政策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有利于土地质量的提高,也愿意增加土地的长期投资以提高土地质量,但仍然有近一半的农户担心政策会发生变化.     

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     

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的天津七里海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湿地生态系统损失的经济学评估及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引导技术,计算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对生态补偿措施的受偿意愿,定量估算七里海湿地的生态损失,采用logistic模型识别受偿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湿地周边农户的年平均受偿意愿为23 896.65元·hm~(-2),造成的年总生态损失为12 922.11万元;家庭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或养老保险以及对湿地现状的认知水平是影响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地方依恋是影响农户抗拒失地的主要原因。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服务功能恢复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而生态补偿机制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作用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笔者在大量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的概念发展、理论基础和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是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共同实现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支付手段都是主要的支付手段;通过生态补偿促进社区参与是实施保护区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最后讨论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原则、方式、标准和措施等问题,为进一步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和建立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活动现状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格局等现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有563个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活动,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141个,地方级自然保护区有422个。不同省级行政区域和不同地理片区间生态旅游的开展状况有明显差异。开展生态旅游保护区数量最多的3个省级行政区域分别为江西省、云南省和山东省;开展生态旅游数量最多的前10个省级行政区域共有352个保护区,占我国开展生态旅游保护区总数的62.5%。生态旅游规模开展最大的3个地理区域分别为西南、中南和华北地区,其中西南地区生态旅游规模和收入远高于其他区域,分别占全国生态旅游总规模和总收入的34.7%和64.3%。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是提升区域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生态环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跨地区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措施。京津冀有效推进了生态共建共治共享,在水源涵养、风沙源防治等层面实施了横向生态补偿,但横向生态补偿范围偏窄,补偿依据、补偿标准不够明确和统一,尚未全面形成生态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政策环境。文章在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立足于中国生态补偿要求与计划,以"为什么补"、"谁补谁"、"补多少"核心议题为主线,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外溢、生态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为主要依据,构建生态保护城市与受益城市界定模型、城市生态补偿综合模型,以地市为基本单元进行测算,提出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政策建议。结果显示:(1)2017年京津冀的生态保护城市有承德、张家口、秦皇岛、保定、横水、廊坊市,生态受益城市主要有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唐山和沧州,邢台为生态中位城市;(2)生态受益城市每年支付补偿金额1—100亿元不等,北京市支付补偿最多,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补偿金额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1%—3%之间,符合国际惯例;(3)生态保护城市受偿金额0.7—51亿元不等,张家口受偿最多,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0.6%—52.1%不等,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占比例最大,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支持作用。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中,积极构建城市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统一补偿依据与标准,设立城市生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采取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方式,促进城市之间生态共建共治共享。     

基于利益相关方意愿调查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流域生态补偿已经成为解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以东江流域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评估法评估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生态补偿意愿,并探讨构建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意愿调查结果表明,流域内居民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有很高的积极性,对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有较高的认同度;下游地区城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为332.7-364.5元/（年·户）,上游农民对于林地保护的平均受偿意愿为360.75元/（年·hm^2）;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收入、自来水水质对支付意愿影响显著,而受偿意愿受性别和受教育水平影响明显;充分考虑并协调好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分布现状

人类活动是当前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面临的主要威胁因素之一。针对不同人类活动的土地利用类型特点进行分类,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提取2010年度40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土地利用斑块,进而分析和统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活动的分布现状,最终为管理部门管理和控制区内人类活动提供依据。结果表明,40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人类活动,人类活动斑块土地总面积为242.43万hm~2,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2.58%;人类活动主要分布在实验区内,实验区内人类活动斑块土地总面积为143.06万hm~2,占人类活动斑块土地总面积的59%;涉及保护区数量最多的人类活动斑块土地利用类型为农业生产用地,有360个自然保护区内有农业生产用地,农业生产用地总面积为211.03万hm~2。     

中国自然保护区经济投入特征与问题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咨询自然保护区负责人和文献收集的方式搜集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经济投入方面的资料,以2013年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在渠道、规模、水平和使用等方面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1 262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投入规模约为183.88亿元,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投入1 457.06万元,单位面积的平均投入为13 801.42元·km-2。我国对自然保护区的投入在1999—2009年的10 a间增加2.99倍,2009—2013年的4 a间又增加2.45倍。对比发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投入总量略低于美国国家公园,单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投入仅是单个美国国家公园投入的74.8%,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单位面积的投入仅占美国国家公园单位面积投入的27.0%。资金投入多头掌控、资金投入与经营收入未统筹和资金使用限制不合理等原因导致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的整体不足和结构性缺乏。     

公众对耕地保护及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与参与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省苍南县的实证分析

通过参与性访谈对苍南县214名调查对象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研究了公众对耕地保护及其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与参与意愿,并根据受访者所从事行业将其分为非农和农业两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以及农业收益高低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和投资的主要因素.公众耕地保护意识较强,超过85%的受访者认为保护耕地很重要.但公众对于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不高,这点在农业受访者中表现尤为突出.公众对于耕地多功能性的认知存在较大的不足和误区,尤其是对耕地的生态功能方面的认识.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公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和所从事的行业是影响他们对耕地保护及其多功能性认知与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与其亲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本禀赋,文化资本是这些地区获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称号的文化资源,也是区别于其他社群的文化符号,构成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的一部分,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基于敖汉旗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加入文化资本,定量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在农户资本结构中,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占比较高,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偏低。(2)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正向显著影响其亲环境程度。(3)当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较低时,在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比较低的状况下,文化资本的增加会抑制其亲环境行为。在自然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会负向影响其亲环境生产。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时,农户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关注传统农业文化力量、提升农户农牧业收入、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户文化资本在亲环境生产方面的持续性促进作用等建议。     

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湖南和福建3省239户林农的实地调查

发展林业合作组织是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基于河北、湖南和福建3省共239户林农的样本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政策实施成熟完备、林业合作组织发展状况良好的地区,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意愿较高。林农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过林业技术培训和教育、林业收入负向影响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意愿,而林地块数则正向影响林农参与合作组织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