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的天津七里海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湿地生态系统损失的经济学评估及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引导技术,计算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对生态补偿措施的受偿意愿,定量估算七里海湿地的生态损失,采用logistic模型识别受偿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湿地周边农户的年平均受偿意愿为23 896.65元·hm~(-2),造成的年总生态损失为12 922.11万元;家庭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或养老保险以及对湿地现状的认知水平是影响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地方依恋是影响农户抗拒失地的主要原因。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基于CVM方法分析牧民对禁牧政策的受偿意愿——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确定居民对生态措施实施的受偿意愿,对目前迫切需要的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以及生态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用锡林郭勒草原为案例区域,通过入户调查及在那达慕大会集中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牧民对禁牧措施的态度和受偿意愿。分析结果显示:53%的牧民愿意参加禁牧,而不愿意参加禁牧主要是由于补偿标准不合理引起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表明,牧民对禁牧的支持态度与牧民的收入和草地面积呈正相关,与养羊数量呈负相关。牧民的受偿意愿由牧民养羊数量、受教育年限、草地现状以及对禁牧政策的支持程度决定。根据意愿调查法初步估算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禁牧措施实施后牧民的补偿意愿,牧民家庭对禁牧政策的平均受偿意愿为每年每户2.7717万元,人均受偿意愿为8399元,平均每1hm2草地受偿意愿为85.95元。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补偿一般理论框架,对鄱阳湖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的补偿者、受偿者、补偿标准及差别化、补偿方式和补偿条件性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测算得到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为2 503.39元·hm~(-2)·a~(-1);补偿标准需要差别化,考虑因素包括农作物受损失程度、土地与湖区距离以及土地质量等,其中农作物受损失程度是实现生态补偿差别化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是弱监管的根源,应采用多种补偿方式相结合,或者分阶段选择不同的补偿方式。为了改进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应进一步明晰补偿主体,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并充分考虑农户资源异质性和机会成本异质性,实现补偿标准差异化,注重补偿的"条件性支付",兼顾补偿的公平与效率。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 4%和15. 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 0%和64. 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基于利益相关方意愿调查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流域生态补偿已经成为解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以东江流域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评估法评估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生态补偿意愿,并探讨构建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意愿调查结果表明,流域内居民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有很高的积极性,对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有较高的认同度;下游地区城市居民平均支付意愿为332.7-364.5元/（年·户）,上游农民对于林地保护的平均受偿意愿为360.75元/（年·hm^2）;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收入、自来水水质对支付意愿影响显著,而受偿意愿受性别和受教育水平影响明显;充分考虑并协调好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某湿地生态保护区水体中铜的生态风险评价及管理限值研究

铜是生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但过量暴露会对生物产生毒害效应。针对我国南方城市某湿地生态保护区水体重金属污染问题,参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淡水和海水水质指南》,应用物种敏感度分布(spee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方法和联合概率曲线(joint probability curve,JPC)方法评价水体中铜的生态风险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水体中铜浓度的管理限值。根据该湿地生态保护区生物调查历史数据以及其他文献数据,整理了415个本地物种的清单,通过美国环境保护署ECOTOX数据库以及其他文献共获取了13个物种的毒性数据,构建了Weibull分布、对数正态分布、正态分布、对数Logistic分布、Logistic分布、BurrⅢ型分布和Gumbel分布等7个SSD模型。结果表明,利用13个本地物种铜毒性数据构建的SSD模型具有合理性,不同模型计算得到的湿地生态保护区水体中铜的总体风险期望值为0.054~0.121。其中,BurrⅢ型分布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据此推导得到以保护水生生态系统为目标的铜的高可靠性与中等可靠性触发值分别为2.55μg·L~(-1)和1.41μg·L~(-1)。考虑到管理目标的可达性和现状的生态风险水平,提出该湿地生态保护区水体中铜浓度的管理限值为3μg·L~(-1)。     

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在野外实际调查基础上,运用市场价值、影子工程、旅行费用等方法对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结果显示,该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年均总价值约为13.97亿元,占泗洪县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82%.重要物种栖息地、水分调节以及大气调节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分别占总价值的27.49%、25.27%、19.33%,是该保护区的主要核心服务功能.泗洪湿地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28 299元·hm-2·a-1,分别为全球和中国湿地平均单位价值的4.09倍、4.85倍.在发展当地经济过程中,必须从该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出发,科学合理地保护、开发湿地资源.     

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人类最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在梳理湿地生态补偿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国内外湿地生态补偿政策与实践,针对补偿载体、方式、融资、标准、模式和绩效评估等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当前湿地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系统制度设计存在欠缺,补偿资金渠道相对单一,补偿标准差异大以及严重缺乏相应监管、成效评估机制等。最后展望了湿地生态补偿的优先研究方向:(1)加强湿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2)加快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研究;(3)扩大湿地保护试点实践研究;(4)增强湿地生态补偿监管及补偿成效评估研究。同时吸收总结国内外科学有效的补偿模式,助推现阶段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为湿地生态补偿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鹞落坪自然保护区非使用价值的评估

选择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所在省份安徽省及其相邻省份江苏省,采用支付意愿法进行了支付意愿的问卷调查,对该保护区的非使用价值作定量评估。评估结果表明,鹞落坪自然保护区的非使用价值为198039.4万元·a-1,其中存在价值为106941.3万元·a-1,遗产价值为59411.8万元·a-1,选择价值为31686.3万元·a-1;江苏省和安徽省样本的平均支付意愿值(WTP)分别为42.0和14 4元·a-1;社会经济各因素与样本的支付意愿率及WTP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地区调查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对评估结果的敏感性分析显示,本次调查存在年龄和收入敏感性,存在教育程度不敏感性。     

胶州湾不同类型湿地总汞含量与赋存形态的初步研究

为了研究和比较胶州湾贝类养殖区和周边湿地两种不同类型湿地总汞和形态汞分布规律及差异,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分别在胶州湾周边湿地(大沽河河口、河套、南弓芦苇地、白沙河)和胶州湾贝类养殖区(红岛、胶南、黄岛、营海)采集了67份沉积物样品,用冷原子吸收法和连续提取法测定其总汞及不同形态汞的含量.研究结果表明,胶州湾周边湿地有机质含量显著高于养殖区沉积物(P0.01),最高值出现在白沙河,为28.72 g·kg~(-1);最低值出现在营海,为1.04 g·kg~(-1),贝类养殖区和周边湿地p H无显著差异性.胶州湾贝类养殖区(0.037—0.228 mg·kg~(-1))和周边湿地(0.027—0.088 mg·kg~(-1))总汞含量无显著性差异.胶州湾贝类养殖区和周边湿地沉积物中不同结合态汞有着相同的分布规律,残渣态汞所占比例最大,交换态和可溶态汞所占比例最小.周边湿地中交换态和可溶态、残渣态汞所占比例大于贝类养殖区.贝类养殖区中碳酸盐结合态、腐殖酸结合态、易氧化有机结合态、难氧化有机结合态汞所占比例均大于周边湿地.研究区域汞污染潜在生态危害程度为:红岛营海黄岛河套白沙河大沽河河口胶南南弓芦苇地,汞的潜在生态风险因子计算结果表明,胶州湾周边湿地以及贝类养殖区沉积物均存在中等以上的生态风险.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是提升区域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生态环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跨地区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措施。京津冀有效推进了生态共建共治共享,在水源涵养、风沙源防治等层面实施了横向生态补偿,但横向生态补偿范围偏窄,补偿依据、补偿标准不够明确和统一,尚未全面形成生态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政策环境。文章在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立足于中国生态补偿要求与计划,以"为什么补"、"谁补谁"、"补多少"核心议题为主线,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外溢、生态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为主要依据,构建生态保护城市与受益城市界定模型、城市生态补偿综合模型,以地市为基本单元进行测算,提出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政策建议。结果显示:(1)2017年京津冀的生态保护城市有承德、张家口、秦皇岛、保定、横水、廊坊市,生态受益城市主要有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唐山和沧州,邢台为生态中位城市;(2)生态受益城市每年支付补偿金额1—100亿元不等,北京市支付补偿最多,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补偿金额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1%—3%之间,符合国际惯例;(3)生态保护城市受偿金额0.7—51亿元不等,张家口受偿最多,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0.6%—52.1%不等,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占比例最大,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支持作用。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中,积极构建城市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统一补偿依据与标准,设立城市生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采取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方式,促进城市之间生态共建共治共享。     

昆明市双哨乡户级庭园植物多样性分析

采用参与性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 ,在双哨乡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利用协会参与下 ,对该乡双桥村 1 1 8户农户的庭园植物多样性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双桥村共有庭园植物 93种 ,包括花卉、蔬菜、果树等 ;有 6 7户农户拥有庭园植物 ,庭园植物多样性在不同农户间存在较大差异 ,6 7户农户中 80 .5 %的农户仅拥有 1～ 9种庭园植物。 1 9.5 %的农户拥有 1 0种以上 ,对庭园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的贡献较大。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等与庭园植物物种多样性密切相关。     

公众对耕地保护及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与参与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省苍南县的实证分析

通过参与性访谈对苍南县214名调查对象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研究了公众对耕地保护及其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与参与意愿,并根据受访者所从事行业将其分为非农和农业两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以及农业收益高低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和投资的主要因素.公众耕地保护意识较强,超过85%的受访者认为保护耕地很重要.但公众对于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不高,这点在农业受访者中表现尤为突出.公众对于耕地多功能性的认知存在较大的不足和误区,尤其是对耕地的生态功能方面的认识.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公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和所从事的行业是影响他们对耕地保护及其多功能性认知与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     

多维家庭资本视角下稻农有机肥采用意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有机肥施用对农业产业绿色转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天门市和武汉市新洲区544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稻农有机肥采用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中,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在经济资本中,家庭农业年收入越高,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就越强;在社会资本中,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成员为国家公职人员或村干部的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较强;在自然资本中,家庭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土地分散程度越低、土壤肥力越差的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越强。     

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恢复的生态补偿额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例,基于3S技术、市场经济调查和生态补偿调整系数评估退耕还湿、退养还湿的生态补偿额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和养殖塘退耕还湿和退养还湿的单位面积生态补偿额度分别在0.74万～1.32万元·hm~(-2)·a~(-1)和6.68万～112.74万元·hm~(-2)·a~(-1)之间,平均值分别为1.09万和35.81万元·hm~(-2)·a~(-1);各类养殖塘中,虾与鱼种、螃蟹、蟹苗养殖区单位面积补偿额度相对较高,平均值分别为107.67万、53.57万和44.55万元·hm~(-2)·a~(-1);南二实验区梭子蟹和小白虾养殖区最低,仅为6.68万元·hm~(-2)·a~(-1)。保护区各功能区累计生态补偿总额在0.04亿～87.87亿元·a~(-1)之间,其中南缓冲区最高,中实验区最低。各地块生态补偿总额度空间等级分异明显,全局和局部空间聚集关联性突出。     

深圳典型红树林湿地重金属累积特征比较研究

随着珠江河口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红树林生态环境受人类的影响日益严重。红树林湿地内的重金属污染物具有不能被生物降解、残留时间长、容易通过食物链富集等特征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选取深圳福田红树林和宝安红树林湿地,采集0~30 cm深度的表层沉积物,并以沉积物的基本理化指标(TOC、TN、p H)以及重金属(Cd、Cu,、Zn和Pb)为研究对象,探讨深圳典型红树林湿地的重金属积累和历史污染特征。结果表明:(1)与宝安红树林湿地相比,福田红树林湿地沉积物存在较高的TOC含量(福田TOC 4.52%~7.74%宝安TOC 2.14%~3.21%)和较低的TN含量(福田TN 0.35‰~0.55‰宝安TN 0.77‰~1.44‰);(2)福田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中Cd、Cu、Zn和Pb的质量分数分别为5.10~6.65μg·g~(-1)、75.38~92.37μg·g~(-1)、303.05~429.93μg·g~(-1)和303.05~429.93μg·g~(-1),低于宝安红树林湿地,体现出保护区管理模式对污染管控的优势;(3)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表明,福田红树林重金属污染主要受工业和生活污水污染共同影响,宝安红树林主要为工业污染;(4)宝安红树林湿地沉积物重金属的地质累积指数(I_(geo))值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RI)值均高于福田红树林湿地,表明宝安红树林湿地的重金属的生态风险高于福田红树林。福田红树林湿地中Cd的I_(geo)和E_r~i分别为4.09~4.47和765.00~997.50,存在严重的生态风险。宝安红树林湿地中的Cd和Cu均存在严重的生态风险,其中Cd的I_(geo)和E_r~i分别为4.66~4.95和1 000.00~1 392.50,Cu的I_(geo)和E_r~i分别为6.71~6.85和784.20~862.43。因此,深圳福田和宝安红树林湿地由于受到不同的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重金属污染特征。研究结果可为深圳红树林湿地重金属污染控制和修复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