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产业经济的系统性分析

摘 要： 构建产业经济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偏离份额方程、产业动态度和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性和产业演进性这两个维度进行核算，定量揭示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经济发育特征：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整体产业结构波动明显，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在各时段的效益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分异，中心城市武汉增长速度最快，圈域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一极集聚”态势，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城市群产业升级明显，经济发展较快，其余5个城市发展较慢，导致城际产业链群发育不完全，区间产业经济联系较弱；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差异明显，明显形成3种产业结构演进类型：低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中偏离度—中结构效益型、高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核心城市武汉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成熟方向演进，但其它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升级优化.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采用调整后的产业集聚EG指标，结合产业集中度指数，对武汉城市圈2000～2007年制造业19个行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的测度，并分别从制造业集聚度变动趋势、产业集聚度特征、产业集聚空间分布特征、增长集聚弹性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度较高，而且中高技术行业集聚特征十分明显，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较为分散；从行业的区域集聚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产业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孝感和黄冈4市，其它5个城市产业集中度较低，城市上榜次数较少，且上榜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形成了以武汉等4市为中心，其它5市为外围的“中心 外围”结构；构建的产业集聚弹性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城市圈制造业集聚弹性较大，但不同行业间的弹性值差距明显。     

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化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市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等周边8市共同组成的城市密集区。该区域具有悠久的产业发展传统,其历史轨迹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49）为产业发展起步时期,第二阶段（1949~1994）为产业结构强化时期,第三阶段（1994~）为产业体系调整时期;与此相适应,区域产业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均呈现典型的集中特征,以2003年区域制造业的增加值为指标,武汉市的空间集中度为50.5％,前10类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为60.6％。据此,目前的武汉城市圈是一个松散的“经济联邦”,但存在区域整合的产业、空间和创新基础。以2001~2004年武汉城市圈9城市的统计资料为基础,以制造业分行业的年均增加值和增长率为指标,计算和分析其区域产业发展潜力,结果表明：以钢铁、汽车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为依托,构建区域集群网络,能够充分发挥武汉市的产业组织和创新扩散功能。武汉城市圈应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思路,坚持创新驱动路径,通过完善集群网络规划、强化区域空间关联和引导产业集聚发展等政策措施,有效推动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     

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及因素分解研究

土地低碳利用对减少土地利用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估算了武汉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分析了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利用LMDI模型对影响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由1996年的95282万t上升到2010年的4 55035万t，年均增长1182%，且上升幅度越来越大；（2）武汉城市圈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碳排放强度最大，耕地最小，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强度及变化幅度存在一定差异；（3）城市圈各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时空差异，时间上表现为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幅度的差异，空间上表现为各城市单元碳排放量的差异；（4）土地利用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规模增加对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正效应，能源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优化存在负效应     

基于层次分析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价

“两型社会”建设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性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级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圈2006~2010年“两型社会”建设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显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不仅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区域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也明显提高；但也存在资源节约建设力度不大、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和城市圈内部各城市“两型社会”建设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社会发展进度、发挥武汉市向外辐射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等对策加以完善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拓扑通达性的时空演化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1989~2010年加权城乡道路网拓扑空间数据库和网络发育评价模型,对武汉城市圈20多年来城乡道路网发育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和空间演化的研究。结果表明:20多年来武汉城市圈高速城乡道路网发育程度明显改善,经历了由树状网络—回路网络—网络拓展阶段,但路网空间生长尚未饱和,外向拓展和内部充填的潜力较大;通达性重心和中心的空间迁移变化不明显,囿于武汉市城区,宏观上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但其微观格局存在跳跃性和突变性;圈域城乡节点拓扑通达性指数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相对均衡"的动态变化,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通达性分布与城乡节点发育、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空间上已开始打破"核心-边缘"的特点,呈现等级圈层发展的趋势。     

上海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在沿海各国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的背景下，研究上海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对进一步推进上海海洋经济发展，建设“海洋强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发海洋、发展海洋经济是提升上海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于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以及保障城市、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目前，上海海洋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瓶颈制约，主要表现为：海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提升；海陆互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河口岛屿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严重不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形势依然严峻；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资源亟需开发与整合。因此，从转变思想，树立海洋兴市的战略意识；整体规划，重点布局；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发展重在创新；大力发展岛屿经济；注重海洋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7方面，提出了上海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和重点。     

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方法研究

社会经济 生物自然 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 耕地 农村居民点”3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乡村转型发展。以该3要素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的评价方法，并综合应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 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及2006~2020年规划修编数据，分析了江苏省乡村地区转型变化的特征规律。研究表明：江苏省各县（市区）乡村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偏离发展情况；偏离度空间上呈现极角苏南<苏中<苏北，极径苏南>苏中>苏北的规律；农村居民点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均衡发展的最重要阻碍因素，这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三元”结构社会体制，目前“生产空间较好的实现了转型，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在乡村地区”，现阶段的乡村转型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必须实现向“以人为本”发展方式转变     

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已对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构建一套适合“两型社会”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对于武汉城市圈寻求合理的碳减排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以IPCC碳排放清单为依据,从4个一级项目27个二级项目系统地计算了武汉市城市圈2001～2009年各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并进一步运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模型（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定量分解了影响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废弃物处理是武汉城市圈碳排量最多的项目,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孝感和黄冈等市,城市圈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地理强度和经济强度的年均递增(减)率分别为186%、022%和606%。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经济水平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其累计贡献值分别为-22 879.85万t、-5 173.10万t、14 258.36万t和58231万t。为降低碳排放,城市圈需在推进废弃物处理技术、新能源开发、产业升级和构建低碳补偿等方面做出改进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形研究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具有沿河流、交通、城市分布的特征,集聚态分布格局明显。运用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空间结构是分形的。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的中心性较为明显,多分形结构凸出,空间结构较为复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是以武汉、咸宁、黄冈、麻城等主要城市为节点,通过系统内部的长江、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等线状要素进行能量传递而展开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轴线分布特征,空间相互作用较强,旅游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现状分析和分形刻画的基础上,认为“K”形空间发展结构是武汉城市圈旅游空间结构的最佳发展模式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时空差异研究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处于不断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作用形式。运用洛伦兹曲线、集中化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方法,以2001年、2006年、2010年为研究时间截面,结合GeoDA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差异显著,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咸宁、黄冈等地,空间集中化水平呈减弱趋势;（2）旅游景区空间自相关总体上呈增强的趋势,二元化空间分布格局不断强化;（3）旅游景区发展热点区表现出一定的时空继承性,地理近邻效应明显。旅游景区热点区主要为孝感、鄂州、武汉等地区,具有向东推移的趋势,天门、仙桃、潜江一直是旅游景区发展冷点区。人口分布、旅游交通、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政策等因素是影响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武汉城市圈城市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动态研究——“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的比较

运用索洛余值法量化测度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2000~2006年和2007~2012年)各县区的TEP以及资本、劳动、土地、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促进武汉城市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提升土地要素产出效率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土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低,中间投入品的影响微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实验区的规划设置提升了土地要素供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城市土地扩张的产出效率有所增强,但在要素投入中仍显微弱、增幅较小,ΔES与ΔTEP的差距与对应区域产业结构对土地投入的依赖性呈反比。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继续推进技术革新,加大对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及优质人才的吸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大力推行政策扶持以提高土地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以城市圈为整体统筹规划城市用地的供给,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制定差别化的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政策,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在作用原理及机制上集约利用土地。     

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研究

提升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间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程度,对于实现该区域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995～2015年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显著,网络密度呈现倒"U"型,网络等级逐年下降,网络效率呈现"U"型;(2)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在网络中呈现"中心-边缘"的特征,武汉市的点度中心度最高,在网络中属于中心城市,而其它城市属于边缘城市;(3)板块一(武汉、孝感、天门)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板块二(潜江、咸宁)属于"净受益"板块,板块三(仙桃、黄冈)属于"净溢出"板块,板块四(黄石、鄂州)属于"经纪人"板块。鉴于此,从多途径构建资源集聚能力空间关联"通道"、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和推动城市分工协作等3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武汉城市圈资源集聚能力空间关联程度的政策建议。     

武汉城市圈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时空演变分析

引入人口重心、GIS网络分析及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由此测算城市潜力值,以定量测度2002~2013年武汉城市圈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并结合IDW空间插值法和CTCSTP算法揭示出其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相互作用总强度总体呈增长趋势,其中武汉市增幅远高于其他城市,其与孝感-鄂州-黄石形成显著的轴线式发展格局,其余城市始终为空间联系弱区地带。(2)武汉市辐射带动作用日趋强劲,辐射范围逐年扩大并呈现一定的"圈层式"分布,其余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较弱,仅孝感市略显对外辐射趋势。(3)整个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表现出显著的"西南部低、北部高、东部适中"的空间分异特征,且其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明显,区域发展不均衡特性显著。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武汉城市圈空间组织演化评价

空间组织演化是空间自组织演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耦合协同作用的结果。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比较研究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利用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区域交通通达性和道路网络性评价武汉城市圈空间组织。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在总量和规模等级等指标表征上弱于比较对象一个层级，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但武汉城市圈结构性指标表征良好，城镇空间组织演进良性，空间结构表现合理，从道路的网络性和通达性方面，与发达城市群（都市圈）差异不大，某些指标甚至超过了比较对象，表明武汉城市圈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总体结构以及组织演化科学合理，发展健康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

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各种理论及划分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计算1985-2004年间,广西崇左市、安徽滁州市、江苏南通市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确定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表明崇左市经济结构较差,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且竞争能力较弱;滁州市经济中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较大,总体经济结构较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竞争能力较强;南通市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总体经济结构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且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建议:①崇左市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带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吸收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国际贸易.②滁州市应融入南京都市圈,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注意生态城市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③南通市应把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模式和消费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