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转用政策与农地转用最优数量——外部性内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尽管不少文献对农地转用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但我国农地转用政策在农地-市地配置优化中的作用却较少受到关注。论文从外部性内化的视角出发,利用地方政府农地转用模型对土地用途管制、税费政策的作用机制和配置效应进行研究。在考虑多项政策影响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地方政府决策函数进行拟合,并结合近年来农地外部性测算的结果实证分析了农地转用政策的合理性及其对农地转用数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用途管制和税费政策均能显著地抑制农地转用数量,但政策的影响效果则存在差异。其中,税费政策的数量标准与外部性数量基本一致,但土地用途管制对农地转用的抑制效果已经超出了外部性内化的目标。根据这一结果,结论部分讨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及农地转用配置优化的对策建议。     

基于概率模型的农地转用外部性测算——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准确地量化农地转用外部性能够为促进外部性内化、建设用地聚集的政策提供参考。论文对农地转用外部性界定和识别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农地转用概率模型估算天津市静海区2006—2014年农地转用的外部性,分析地块特征对农地转用概率的影响,讨论了外部性与建设用地聚集的关系。针对静海区2006—2014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每有1 hm²农地转用为商住用地,周边0~200、200~400、800~1 600 m范围农地受外部性影响分别为0.91×10⁴、0.91×10⁴、0.33×10⁴ 元/hm²,每有1 hm²农地转用为住宅用地,周边800~1 600 m范围内农地受外部性影响为0.18×10⁴ 元/hm²。农地转用正外部性偏小,聚集效应不足,可能是建设用地分散的重要原因,论文还对外部性测算方法以及地块特征的农地转用影响进行了讨论。     

基于概率模型的农地转用外部性测算——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准确地量化农地转用外部性能够为促进外部性内化、建设用地聚集的政策提供参考。论文对农地转用外部性界定和识别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农地转用概率模型估算天津市静海区2006—2014年农地转用的外部性,分析地块特征对农地转用概率的影响,讨论了外部性与建设用地聚集的关系。针对静海区2006—2014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每有1 hm~2农地转用为商住用地,周边0~200、200~400、800~1 600 m范围农地受外部性影响分别为0.91×10~4、0.91×10~4、0.33×10~4元/hm~2,每有1 hm~2农地转用为住宅用地,周边800~1 600 m范围内农地受外部性影响为0.18×10~4元/hm~2。农地转用正外部性偏小,聚集效应不足,可能是建设用地分散的重要原因,论文还对外部性测算方法以及地块特征的农地转用影响进行了讨论。     

农地流转对农地与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别就农地流转对农地、农业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和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都能有效提高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而农地转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农地转入户的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2026.153元/人和4844.289元/人,两组农户间的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差异不显著;农地转出户的总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3315.577元/人和2581.883元/人,其农地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低466.488元/亩。因此,农地流转不一定会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专业化,从而提高农村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县域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管制策略——以江苏赣榆为例

从县域出发,深化主体功能区概念应用,探究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其管制策略对深化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主体功能区与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关系,借助C-D生产函数考察江苏赣榆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并差别化提出管制策略。研究表明,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质是“以地为本”,功能区划理念下土地资源空间配置应遵循边际净收益相等的转化度,具有增进用地效率、减少自发优势竞争效率损失的可能。对赣榆区研究发现,不同主体功能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数量存在过量配置,具有帕累托改进空间,其根源在于现行土地计划管理缺乏弹性机制调节指标,造成实际落地中的空间错配。因此,赣榆区应从全区统筹主体功能定位,协调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优化开发区“革新土地空间结构,转变经济与产业发展方式”、重点开发区“助力城镇工业化进程,确保土地资源利用效益”、限制开发区“着力粮经产品安全,创新农业生产用地经营模式”、禁止开发区“划定生态空间红线,探索农旅生态用地结构布局”。     

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而农地非农化又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合理调控农地非农化需要掌握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辨识主导因素。论文从影响土地资源部门配置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1995～2001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益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农地非农化的基础因素;地方政府的收益以及地方政府的管制应对行为与农地非农化呈正相关关系,而土地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与农地非农化的面积呈负相关关系。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基于DID模型的动态估计

论文以国内率先试点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创新实践地区——成都和苏州为典型实证,基于2012和2015年两期农户动态跟踪调研数据,运用DID模型测量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实践地区农民的政策满意度,激励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但对提升农民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的作用较小。2）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异质性。2008年开始试点养老保障与农业补偿相结合的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成都市,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大。乡镇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带重镇的苏州市,农户家庭生计多元,户均非农业收入占比达82.12%,较成都农户高2.66%,农地生计依赖较弱,补偿政策明显促进该区域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但农户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却大幅下降。3）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农田保护及功能认知、对农田保护政策关注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比例、调研村庄经济水平及受访村庄与最近城镇距离均会显著影响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煤炭资源开采外部成本与应交税费比较分析——以新疆为例

煤炭资源开采外部成本包括使用者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论文运用使用者成本法测算2003—2012年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使用者成本,并与应交资源税费比较分析;运用市场价值法和恢复费用法估算2012年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生态环境成本,并与应交生态环境费用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方式不能补偿新疆煤炭资源耗减价值,产生明显代际外部性,而采用从价计征方式则能有效补偿;煤炭开采应交生态环境费用对其生态环境成本的补偿率仅为29.6%,不能有效补偿煤炭开采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研究发现,新疆现行煤炭资源税费标准,不能彻底解决煤炭开采的外部性问题,在“清费立税”情形下,煤炭资源税率定为6%略显偏低。最后建议：地方政府应研究煤炭资源税费改革不同阶段的合理税率;我国应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适时进行环境税改革;完善我国煤炭资源价格核算体系。     

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纠错实施机制——以江苏省仪征市和张家港市为例

国土空间纠错是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落实“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的重要手段,是国土空间管控和治理的重要内容。以江苏省仪征市和张家港市为例,探究国土空间错配类型、表现形式及成因,尝试构建国土空间纠错实施机制,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国土空间错配类型主要有：因规划欠合理、规划缺乏、规划冲突引起的错配,城镇、农业、生态三大空间现状用途错配,因劳动力、资本、土地错配及环境规制要求引起的行业错配,因资源过度利用或低效利用引起的强度错配。（2）针对不同错配类型,可从建立“三线”协调机制、构建“全流程、多主体、多路径”分类纠错机制、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立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保障机制及动态监管机制等角度入手,构建国土空间纠错机制体系。研究结果可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纠错、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时空尺度效应分析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农地城市流转在不同的规模尺度上具有不同的特征,某个研究尺度上的影响因子可能在其它尺度上并不发生作用。论文从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应用1999~2004年省级数据分析了不同时空尺度下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影响因子本身及其影响系数随研究尺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我国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时间尺度效应表现为,GDP、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增长一直是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影响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推动作用不同;我国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空间尺度效应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对东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产业结构升级和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而GDP和总人口对西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各个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推动方向也不同。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的耕地保护绩效测算

论文以农用地转用环节征收数额较大、改革相对较早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研究对象,应用2003-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率与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间动态变化的计量经济函数,采用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对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的耕地保护绩效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①2003-2008年间,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率每提高1元/m²,每省每年约能减少耕地占用面积47.26 hm²;②2003-2008年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实施累计抑制建设占用耕地面积152 410.00 hm²,其耕地保护绝对效果较为显著;③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保护相对效果随年份呈上升趋势,地域差异较大但未呈现规律性,其总体水平不高,耕地保护效应尚有提升空间与潜力。     

基于DEA方法的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论文运用DEA方法构建了一个农地非农化效率指标,并利用2001-2008 年间省级层面数据,测算得到各省以及4 个地区历年农地非农化效率,结果表明：省域农地非农化效率呈现波动上升、波动下降、保持平稳三种趋势,4 个区域唯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均值高于0.6,全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均值为0.489,表明8 a 中我国多耗用了51.1%（将近91455.75 hm²）的建设占用耕地的指标。同时,由于初始年份的低效区与高效区在效率变动趋势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省域及4 个地区之间农地非农化效率出现趋同的现象。对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蕴含着“权利二元”的土地制度是过度农地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配置结构不合理的症结所在;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又进一步助长了农地非农化的“非理性”;此外,在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其他因素中,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7.02%水平以后,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才由负变为正;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不同,致使其在全国层面上统计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应实施“双轮驱动型”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以扭转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的局面。     

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

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1949年以来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至今尚没有一个客观的描述。针对该问题,论文对1949～2003年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耕地数据系列进行分析,认为统计数据存在问题较多的时期为1960～1985年,并采用粮食产量对耕地面积进行了分时期的反演,对于1986～1996年间的耕地数量则按照全国土地利用详查统一到1996年的结果再进行反推,由此重新刻画建国以来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和特征,并结合不同时段耕地相关政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49年以来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呈现波动性变化,但在1979年之前总体上是增加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呈现缓慢下滑,1999年后由于生态退耕等原因引起耕地数量迅速减少,由此导致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与耕地安全问题值得关注。在经过一段快速的大规模生态退耕时期后,中国生态退耕速度将逐步趋缓,耕地安全与粮食安全将会成为影响中国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问题,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势必将贯彻下去,预计2010年后中国的耕地资源数量将趋于稳定。     

湖北省农地资源价值研究

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可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管护政策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文章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较为科学地评估出农地的整体价值,摸清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研究表明,湖北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用地在内的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现值达2514.88×10⁸元,相当于全省2004年生产总值的39.86%,是农地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全省现有耕地资源总价值达11398.77×10⁸元,目前无法进入交易市场或有效地通过交易机制实现的非市场价值有942.63×10⁸元,占耕地总价值的8.27%;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总价值分别为3715.27×10⁸元和10192.81×10⁸元,非市场价值的比例份额分别达13.64%和5.48%;现有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506.35×10⁸元,折合林地非市场价值约6407元/hm²。     

碳排放约束下耕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论文将耕地利用碳排放纳入耕地利用效率的测度框架中,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基尼系数分解模型和Tobit模型对中国大陆31个省区2003—2015年耕地利用效率的差异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大部分省份考虑碳排放指标后形成的耕地利用效率值与不考虑碳排放指标相比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2）从SBM模型测度结果来看,不同尺度耕地利用效率在研究期内都呈上升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东北地区的年平均耕地利用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最低;3）全国和四大区域耕地利用效率的基尼系数都有不同幅度的降低,地区差距有所缓解,组内差异缩小是中国耕地利用效率地区差距缩小的主要来源;4）耕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和政府重视程度等是影响耕地利用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不同样本分组情况下,不同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存在差异;5）除了在技术层面探寻耕地利用减排路径及合理规模外,还应该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对碳排放进行规范和引导,实现耕地低碳、高效利用及社会经济绿色发展。     

中国2000—2010年耕地低效转化的空间特征

耕地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用地类型转化具有多重社会及生态效应。论文首先将耕地向草地、灌丛地和裸地的转化定义为“耕地低效转化”,然后以GlobeLand30为基础,提取2000—2010年的低效转化耕地,并结合耕地资源禀赋和地形条件,从多尺度、多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耕地低效转化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全国总体的耕地低效转化率仅为1.50%,但区域差异明显,空间分布极不均衡;2）耕地低效转化依照地势的三级阶梯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农牧交错带的耕地转化问题最为严重,但耕作条件好、原有耕地比例高的东部地区,耕地低效转化水平一般较低;3）耕地低效转化率大体随海拔和坡度的增加而增加,但会受到地形复杂度的影响。     

江苏省耕地安全问题探讨

江苏省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但在耕地安全上存在不少问题,如耕地减少与人口增加的反差日益明显,非农建设对耕地保护的强烈冲击,耕地肥力降低和退化加剧,耕田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种植业收入与成本倒挂,城镇与农村居民点建设失控,此外,也有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原因。为实现江苏耕地安全,应全方位地改善农业生产的软环境,正确处理和协调城镇、乡村居民点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大力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城镇与农村土地的管理力度,并加强全民土地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