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密度生境中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格局

为了解不同互花米草入侵密度下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差异,评价互花米草入侵对滩涂大型底栖动物资源的影响后果,于2008年7月在浙江省中部沿岸潮间带上区选择互花米草浓密区、稀疏区和光滩进行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与互花米草密度调查。对各生境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①浓密区大型底栖动物种数、栖息密度、生物量、分类多样性指数(Taxonomic diversity index)和分类差异指数(Taxonomic distinctness)均低于其他两种生境,且以上各项参数与互花米草密度呈负相关关系;②稀疏区大型底栖动栖息密度和生物量高于光滩,种数相等,但稀疏区种间的差异程度高于光滩;③浓密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与稀疏区和光滩差异均较大,而稀疏区与光滩差异较小,此外,群落差异程度与互花米草密度差呈正相关关系。     

辽东湾北部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研究：Ⅱ.生物多样性与群落结构

为深入了解辽东湾北部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的生态学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依据2007年7月下旬在辽东湾进行的大型底栖动物生态调查数据,论述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与群落结构特点.调查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为0～3.40,平均值为2.41;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为0～2.40,平均值为1.58.两指数的空间分布趋势较为一致,低值区主要位于调查区北部的沿岸浅水区,其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较高且无显著的空间差异.以20%的相似性程度划分,取样站可被划为7个大型底栖动物站组,各站组在调查区内呈斑块状分布.其中,有4个站组(站组Ⅰ,Ⅱ,Ⅴ和Ⅵ)的生物量曲线始终在丰度曲线之上,且优势度明显,表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尚未受到显著干扰;其他站组的生物量曲线与丰度曲线相互交叉或非常接近,显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已受到中等程度干扰.统计分析表明,水深,底层水中的ρ(DO),ρ(总磷)共同构成了解释调查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最佳环境因子组合,它们与栖息密度(R=0.484)和生物量(R=0.489)的相关关系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     

辽东湾潮间带夏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研究

在对2014年8月辽东湾潮间带10个断面采集的生物样品进行鉴定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物种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均匀度指数分析该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运用群落聚类、MDS排序和ABC曲线分析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结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阐述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分布原因。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85种,其中软体动物门50种;节肢动物门20种;环节动物门8种;腔肠动物门2种;棘皮动物门1种;其他动物4种。平均栖息密度和平均生物量分别为321.07个/m2和62.47 g/m2。数据分析显示,辽东湾潮间带各断面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其群落特征分布主要受底质、生境、季节和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     

调水调沙对黄河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

于2013年调水调沙前(未开始)、中、后(结束)分别对黄河口海域18个监测站进行了3个航次的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对调水调沙期间大型底栖动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3次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118种,生物量在调水调沙前、中、后分别为(4.31±1.43)、(5.57±3.85)和(4.04±1.38)g/m2,栖息密度分别为(241±59)、(173±44)和(199±40)ind/m2,并且3次调查期间的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均无显著差异(P>0.05);调水调沙期间优势种更替不明显;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级在调水调沙前、后均评价为“好”,调水调沙期间为“中等”. 冗余分析表明,除少数机会种和污染指示种外,多数大型底栖动物对环境因子的生态需求为深水、高pH、高盐度和高ρ(DO)(DO为溶解氧). 调水调沙影响范围为调查扇面的东北及河口海域,出现软体动物死亡、多毛类机会种等数量大幅增加的现象. BOPA(底栖动物多毛类机会种和端足目动物)指数和环境因子统计分析显示,调水调沙期间大部分站位环境质量良好,河口污染有加重趋势.      

黄河入海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及次级生产力

为了解黄河入海口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现状,于2008年和2009年黄河枯水期的5月和丰水期的8月分别对黄河入海口5条潮间带断面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采样调查。结果表明,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65种,其中软体动物26种、甲壳动物22种、多毛类12种、腔肠动物2种、腕足动物、棘皮动物和鱼类各1种。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是构成潮间带底栖动物的主要类群。黄河入海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为(929.60±356.53)/m2,平均生物量(湿重)为(169.92±7.31)g/m2。在栖息密度组成中,软体动物占绝对优势,其次甲壳动物和多毛类,其他类群较低。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为1.44±0.44,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1.57±0.15,Pielou均匀度指数0.42±0.11。年平均去灰干重(13.96±0.61)g(AFDW)/m2,年次级生产力(11.26±0.62)g(AFDW)/(m2.a),P/B值平均(0.89±0.11)/a,表明黄河入海口潮间带个体较大、生活史较长的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所占比例较高。     

互花米草入侵对广西北海光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

为探讨互花米草入侵对广西北部湾光滩的生态影响,于2012年7月—2013年9月对北海市青山头地区的互花米草群丛和光滩2种生境分别连续进行5次大型底栖动物群落采样,分析不同采样时间和生境下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组成、生物量、总栖息密度、群落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等群落特征. 结果表明:①该区域内大型底栖动物共15种,隶属于4门5纲11科,其中中国绿螂(Glauconome chinensis)占互花米草群丛大型底栖动物个体总数的86.7%,为绝对优势物种;短指和尚蟹(Mictyris brevidactylus)为光滩的优势物种. ②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结果显示,互花米草入侵光滩后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量显著增加,并且互花米草群丛中中国绿螂个体数量的剧增也显著增加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和总栖息密度,而采样时间对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生物量和总栖息密度的影响不显著;不同生境和采样时间均未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产生显著影响. ③非度量多维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结果表明,互花米草群丛与光滩的大型底栖动物物种群落相似度较高,但与2012年10月相比,2013年9月互花米草和光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相似度降低,因此可能随着互花米草入侵时间的增加,其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也不同.      

平潭岛中国鲎保护区沙质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

2015年7月底,在平潭岛中国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保护区沙质潮间带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调查。结果表明,在山岐澳和坛南湾沙质潮间带未发现鲎的幼体和成体,证实中国鲎在山岐澳和坛南湾已经面临濒危的境况。山岐澳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物种多样性指数（H'）、均匀度指数（J）和丰度指数（d）均高于坛南湾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度指数,而山岐澳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低于坛南湾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两个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差异与肋虫昌螺（Umbonium costatum）分布有关,坛南湾潮间带栖息着高密度的肋虫昌螺,而在山岐澳潮间带肋虫昌螺很少。AZTI's海洋生物指数（AMBI）和多变量海洋底栖生物指数（M-AMBI）值证实山歧澳和坛南湾沙质潮间带生态环境均属于受轻度扰动状态。山岐澳主要受海水养殖的影响,吊养的生物和浮筒减缓了水动力,导致山岐澳潮间带低洼区表层为泥质沉积物。坛南湾是旅游区,潮间带受人为踩踏较多。     

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夏季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研究

通过2017年8月对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5条潮间带断面的调查分析,鉴定出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113种,其中软体动物38种,甲壳类和多毛类各25种,大型藻类11种,刺胞动物7种,其他生物7种。优势种为日本笠藤壶、条纹隔贻贝、鳞笠藤壶、俄勒冈外团水虱、火奴鲁玻璃钩虾、克氏旋鳃虫和豆形凯利蛤。平均栖息密度为3772 ind/m2,平均生物量为2853.32 g/m2;各断面Shannon-Wiener（H'）多样性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d）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的平均值分别为1.89、1.30和0.48。与邻近其他海岛岩相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比较,玉环国家海洋公园的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和生物量均处于较高水平,栖息密度处于中等水平。     

黄河三角洲潮间带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分析及环境质量评价

2010年5月与8月对黄河三角洲湿地7个潮间带断面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定量调查,研究了其物种组成、生物量、栖息密度、优势种等群落结构特征,并采用大型底栖动物污染指数(MPI)对该区域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调查中共获得大型底栖动物33种,隶属于软体动物(16种)、甲壳动物(9种)、多毛类环节动物(4种)、鱼类(2种)和腕足动物(1种);优势度指数较高,群落优势种较为集中,主要为光滑河蓝蛤、彩虹明樱蛤、泥螺、托氏昌螺、短文蛤、拟沼螺、双齿围沙蚕、日本刺沙蚕和四角蛤蜊;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692.30/m2和658.94 g/m2,因季节及环境状况差异而不同;由MPI评价结果可知,黄河三角洲湿地潮间带总体为清洁和轻度污染,环境质量良好。     

辽东湾北部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研究:Ⅰ.种类组成与数量分布

于2007年7月下旬在辽东湾进行了29个站位的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生物79种;其中包括多毛类18科24种,甲壳动物15科19种,软体动物13科24种,棘皮动物4科6种,其他类群5种.整个调查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的优势现象不明显,优势度指数大于1%的物种仅有5种,分别为光滑河篮蛤、日本倍棘蛇尾、日本浪漂水虱、纽虫和西格织纹螺.调查区内底栖动物种类数、栖息密度以及生物量的高值区与低值区呈斑块状互相嵌套.大型底柄动物的平均栖息密度为68.28 m-2,平均生物量为22.75 g/m2;其中软体动物的平均栖息密度为30.52 m-2,生物量为6.92 g/m2;多毛类的平均栖息密度为14.48m-2,生物量为4.15g/m2;甲壳类的平均栖息密度为12.76 m-2,生物量为1.86g/m2;棘皮动物平均栖息密度为6.38 m-2,生物量为8.64 g/m2.1959年渤海各分区大型底栖动物的平均牛物量为10.29～12.83 g/m2.与其相比,除莱州湾外,目前各分区的平均生物量(16.45～22.75 g/m2)均显著升高,变化幅度有所增大.     

AMBI方法评价环渤海潮间带底栖生态质量的适用性

AMBI(AZTI’s Marine Biotic Index)可以有效地评价河口和近岸海域软底质底栖生态质量状况.本文根据2008年9月16日至28日在环渤海潮间带采集的大型底栖动物资料,采用AMBI法并结合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H),对环渤海11个潮间带30个潮区的生态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环渤海潮间带生态系统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与H法相比,AMBI法在评价底栖群落质量状况方面更敏感,而H法则对环境污染状况的指示作用更敏感.与2008年辽宁、河北及山东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相比,AMBI法得出的环渤海潮间带环境污染程度,普遍比H法及各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评价的程度轻微.     

大亚湾核电站邻近海域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分析

2005年3月和7月对大亚湾核电站邻近海域的大型底栖生物进行了调查.春夏季两次调查共获底栖生物75种,环节动物种类数最多;平均生物量为42.13 g/m2,平均栖息密度为128.50 ind/m2.采用Bray-Curtis相似性系数聚类分析和多维排序尺度分析大型底栖生物群落,春夏季均划分出三个大型底栖生物群落,丰度生物量比较法分析认为个别生物群落可能处于中度扰动状态.不同季节相比较,大型底栖生物数量差别明显,春季生物种类数、生物量和丰度均高于夏季.春夏季生物群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春季生物多样性好于夏季.     

2016－2019年夏季长江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笔者于2016－2019年夏季对长江口海域进行了4个航次的生态环境调查,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现状及变化,并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2016－2019年夏季调查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数量、丰度、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均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由2016年的38种下降为2019年的15种;丰度由189.88 ind/m2下降为81.25 ind/m2;生物量由11.60 g/m2下降为5.33 g/m2;多样性指数由1.72下降为0.72。中蚓虫（Mediomastus sp.）、索沙蚕（Lumbrinereis sp.）等为调查海域的主要优势种,多毛类为主要的优势类群。相关性分析表明,富营养化加重和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下降,是2016－2019年夏季长江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数量和群落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底层低氧以及沉积物底质的变化也对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庙岛群岛南部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为了解庙岛群岛南部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点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于2012年11月和2013年2月、5月、8月(分别代表秋季、冬季、春季、夏季)进行了4个航次的采样,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与水深、水温、透明度和MD(沉积物中值粒径)、w(OM)(OM为有机质)、w(Chla)(Chla为叶绿素a)、w(Pha)(Pha为脱镁叶绿酸)等环境因子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164种,其中环节动物多毛类82种,节肢动物甲壳类39种,软体动物29种,棘皮动物9种,其他类群动物5种;季节上表现为夏季>冬季>春季>秋季. IRI(相对重要性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不同季节的优势种存在差异,但主要优势种大多为环节动物多毛类;其中,秋季最主要的优势种为彩虹明樱蛤(Moerella iridescens),其IRI为4 280;冬季和春季均为梳鳃虫(Terebellides stroemii),IRI分别为1 092和435;夏季为刚鳃虫(Chaetozone setosa),IRI为542. 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底栖动物丰度和沉积物含水率呈显著正相关(P<0.05);生物量与σi(沉积物分选系数)、w(OM)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水深呈极显著正相关. MD、透明度、w(Pha)组合可以很好地解释研究海域不同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差异.      

低氧环境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

2006年8月在调查中发现长江口以南浙江沿岸存在一个明显的低氧区,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低氧区内外的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种类组成及生物多样性进行研究,并对低氧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低氧区内是底栖动物生物量和丰度的高值区;CLUSTER和MDS标序把底栖动物分为了两个生物群落组群,一个组群属于低氧环境下的组群,近一步用ANOSIM检验发现,这两个组群差异显著(R=0.347,P=0.75%);低氧区内的多样性指数(H′=1.71)小于低氧区外的相应值(H′=2.53)。说明了低氧环境已经对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丰度、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基于底栖动物的松花江流域不同地形分区水质指标阈值研究

为全面了解松花江流域不同地形分区内底栖动物群落对水质指标的响应规律,识别不同分区水质指标指示物种的差异,于2016—2018年对松花江流域97个采样点的水质指标〔EC、ρ（DO）、ρ（COD_Mn）、ρ（NH₃-N）、ρ（TN）、ρ（TP）〕和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调查分析,采用临界指示物种分析法（threshold indicator taxa analysis,TITAN）分别探讨松花江流域山区、丘陵区和平原区水质指标的生态阈值,当污染物浓度超过负响应阈值时敏感种密度降低,当超过正响应阈值时耐受种也会受到明显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将TITAN法所得的负响应阈值作为触发底栖动物群落发生变化的最低值,正响应阈值为底栖动物群落的耐受极限值.结果表明:①松花江流域水质指标在不同地形分区内的阈值不同,除ρ（DO）和ρ（COD_Mn）外,其他指标负响应阈值均表现为山区 < 丘陵区 < 平原区,ρ（DO）则表现相反,ρ（COD_Mn）在丘陵区出现最高阈值（5.46 mg/L）、山区出现最低阈值（4.01 mg/L）.除ρ（DO）以外,其他指标的正响应阈值均呈山区 < 丘陵区 < 平原区的趋势,ρ（DO）正响应阈值的变化趋势则与之相反.②松花江流域内超过50%的采样点水质指标值均超过其负响应阈值,超出正响应阈值的采样点比例在6%~40%之间,说明流域受到一定的干扰,但干扰程度不严重.③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形分区内对水体理化指标的指示方向可能相反.萝卜螺属在丘陵区为ρ（NH₃-N）的正响应指示物种,在平原区则转变为负响应指示物种;短沟蜷属在丘陵区为ρ（TN）和ρ（TP）的正响应物种,在平原区则转变为负响应物种.研究显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分布特征是影响水质指标阈值指示物种识别的主要原因,而不同分区的自然地理状况、栖境状况和水质状况则是造成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      

莱州湾海洋浮游和底栖生物多样性分析

利用莱州湾海域历年综合调查和生态监测资料,综合分析了莱州湾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等主要海洋生物类群的多样性状况及其长期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莱州湾浮游植物种类繁多,不同航次调查物种数在几十至上百种不等,优势种周年变动和年际变化具有群落演替的特征,总细胞丰度在季节和年际间均呈指数变化,多样性指数H' (log2)平均值为2.64,秋季相对高于春季和夏季,且1959年显著高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年份。莱州湾浮游动物种类以桡足类为主,单航次调查物种数相对浮游植物较少,优势种组成相对稳定,个体密度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多样性指数H'在1.74~2.52之间波动。莱州湾底栖生物种类众多,单航次调查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一般就超百种,优势种以多毛类和双壳类为主,近几年呈现高丰度和低生物量的特点,多样性指数H'近几年监测结果有升高趋势,但相对20世纪80年代仍属低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