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富集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该文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山西省2000-2016年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与人均能值生态足迹,选择生态赤字/盈余、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协调系数和万元GDP生态足迹等指标,定量评估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2000-2016年山西省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人均能值生态足迹逐年升高;研究期间,山西省一直处于生态赤字状态,生态足迹压力指数逐年升高,生态协调系数逐渐趋近于1,万元GDP生态足迹数值在逐年降低。2000-2016年山西省一直处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山西省因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越来越差,但资源利用率却在逐年提高,能源富集区山西省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仍然相当严峻。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湖南攸县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2001和2012年攸县统计年鉴为依据,利用生态足迹的方法对攸县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与分析。数据分析表明,2000和2011年攸县人均生态足迹分别为2.289191hm2,3.103230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为0.700243hm2、0.634828hm2,均处于生态赤字的状态,并在生态足迹的基础上做了动态分析,其中生态经济多样性指数分别为1.244、1.088,生态经济发展能力分别为2.848、3.376。总体来说2000和2011年攸县生态环境的供给不能满足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且不可持续状态加剧,生态经济多样性指数下降,针对生态环境供需不平衡、生态经济发展能力较弱的状况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对策,以期攸县社会——经济——环境能够可持续发展。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分析的宁海县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

应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可有效避免传统生态足迹评估方法的不足,更准确地反映地区生态安全状态及可持续发展潜力.以国家“两山”基地——浙江省宁海县为例,利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和生态安全评价模型,通过测算2003—2017年宁海县不同账户/用地类型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足迹盈余/赤字、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可持续指数的变化及演变趋势来研究可持续发展潜力变化,旨在为国家“两山”基地生态安全评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结果表明:2003—2017年宁海县能源账户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变化幅度远大于生物资源账户,各用地类型人均生态足迹占比大小表现为化石能源用地>水域>建设用地>草地>耕地>林地.2003—2017年宁海县人均生态承载力介于2.293~3.571 hm2之间;人均生态足迹介于1.148~4.070 hm2之间,并呈逐渐下降趋势;除2007—2010年外,研究期间其余年份均处于生态盈余状态.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可持续指数评估和预测结果表明,宁海县生态系统处于轻度不安全至较安全状态和弱可持续状态,表明近年来宁海县生态状况总体处于安全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给当地资源发展带来了一定压力,但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因此,下一步应坚持生态优先不动摇,建立统一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和绿色生态价值考核指标体系;推进地区生态经济政策,促进生态价值的市场化;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提高产业化绿色水平,切实提升宁海县等国家“两山”基地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国旅游足迹家族研究进展

作为定量评估的有效工具,旅游足迹方法在考察旅游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研究的尺度、方法、内容等角度对中国旅游足迹家族（主要成员包括旅游生态足迹、旅游碳足迹和旅游水足迹等）相关代表性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旅游足迹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比较旅游足迹家族成员之间的异同,分析旅游足迹方法的比较优势,剖析当前旅游足迹研究存在的不足,同时结合国际旅游足迹研究最新动向对完善中国旅游足迹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旅游足迹研究以及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大陆足迹家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论文选取我国1987—2013年土地利用、温室气体排放和用水量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足迹家族中的土地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进行足迹整合,将整合得到的足迹综合指数与足迹家族各项指标取对数后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足迹综合指数从1987年的2.274 2增长到2013年的3.816 9,与人均GDP呈平缓型曲线协同增长关系,说明生态占用持续增加,呈现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性;土地足迹、碳足迹与水足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别呈∽型、协同增长型以及平稳型,说明我国城镇化正在进入转型期,碳排放仍处于上升阶段,水资源可持续性不乐观,指标的选取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     

生态足迹理论在能源消费评价中的缺陷与改进探讨

生态足迹从生物生产力的角度定量测度人类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综合性影响,是目前应用范围最广、关注程度最高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具有简明易懂、便于操作、易与其他指标结合等优点。论文在总结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与进展的基础上,针对现有评价结果较为悲观、难以真实反映人类消费对生态环境影响等问题,系统归纳和分析了生态足迹理论在能源消费评价中的5项缺陷:①参数选取面临两难;②度量标准存在矛盾;③互斥假设有违事实;④研究内容涵盖不全;⑤评价结果部分失真。据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并认为前三项缺陷必须尽快修正,后两项缺陷需要逐步克服。还应通过学科交叉引入更多经济社会指标进行综合判断,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这一系统性工程的不断完善。     

枣庄市生态足迹动态研究

应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山东省枣庄市1995-2008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分析该市14年来各类土地生态足迹消费和供给的动态变化趋势,研究了该市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发展状况。结果表明,枣庄市生态足迹消费从1995年的2.926 4 hm2/人增加到2008年的6.880 1 hm2/人,增加了2.25倍;生态足迹消费大于土地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表现为生态赤字,赤字水平由1995年的2.630 4hm2/人上升到2008年的6.529 0 hm2/人,增加了2.48倍,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计算表明该市的资源利用方式仍处于消耗型、粗放型阶段,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生态环境具有不安全性,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很差。     

基于生态足迹的铜山县可持续发展现状研究

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铜山县2000—2008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综合考虑生态需求与生态承载力,铜山县目前社会经济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看,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不断下降趋势,铜山县生态可持续性水平在不断下降。     

河南省不同产业碳水足迹效率研究

碳水关联分析是当前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从区域碳水耦合视角开展产业碳水足迹效率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资源利用强度和效率对产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而且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产业转型中的节水和碳减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采用2012年河南省投入产出表及各产业取水量和能源消费数据,利用投入产出分析对不同产业的碳水足迹效率进行了对比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碳足迹和水足迹存在着行业不匹配现象。其中,农业水足迹最大,是水足迹最小的木材业的2333倍;采掘业碳足迹最大,是碳足迹最小的食品业的273倍。（2）不同产业碳水足迹效率具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足迹较大的产业其足迹效率偏低。（3）产业碳水足迹效率的差异主要受产业属性、水能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企业技术水平及产业关联情况等因素的影响。（4）建议未来河南省应结合不同产业的特点及水能关联情况制定差别化的节水与碳减排政策,加强制度约束和法律监管,推动企业水能资源高效利用,进一步增强区域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     

基于宏观贸易调整法的城市尺度生态足迹模型——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针对生态足迹分析模型传统贸易调整方法在城市尺度中仅仅考虑国际贸易过程而没有涵盖国内贸易以及各类产品间接贸易所产生的贸易足迹的缺陷,论文分别提出修正贸易足迹核算的生物产品贸易调整系数和能源贸易调整系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宏观贸易调整方法的城市尺度生态足迹分析模型。基于宏观贸易调整方法的城市尺度生态足迹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生态盈余计算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外围高盈余、内核高赤字的空间分布特征;而万元GDP生态足迹却表现出相反的分布格局。生物产品的贸易足迹的分析结果显然与各城市目前的生物资源产品方面的城市定位形式较为一致,而能源间接贸易足迹则真实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整体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乃至区域发展的特点。基于宏观贸易调整法的城市生态足迹模型可以更准确的评估城市尺度上生态承载力的真实状况。     

池州市2000—2010年能源足迹动态测度与驱动因子分析

能源足迹测度分析是揭示能源消费对区域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基于能源足迹的碳吸收计量模型、能源足迹强度与生态压力分析方法,利用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费数据,对2000—2010年池州能源足迹及生态压力与强度进行了动态测度,运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2015年、2020年能源足迹进行了预测,并借鉴STIRPAT模型对能源足迹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池州人均能源足迹由2000年的0.1173ghm2(全球公顷,下同)上升至2010年的0.8993ghm2,呈波动上升趋势.2000—2003年,人均能源足迹的供给大于需求,EPIEF<1,2004年开始人均能源足迹的需求已超过供给,供需状态严重失衡,EPIEF>1,2010年,EPIEF比值达2.4,能源足迹为森林对能源足迹承载力的2.41倍.煤炭足迹为能源足迹的主要贡献者,平均贡献率达90.21%.能源足迹强度整体呈倒"U"型趋势.人口规模、人均GDP、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能源足迹呈正相关关系,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5698、0.590、1.468、0.144.可为池州市政府动态了解能源消费对环境形成的压力,准确把握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而为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微观尺度区域能源足迹研究提供借鉴.     

生态足迹模型的修正及在天津地区的应用探讨

文章介绍了生态足迹模型,指出了存在的缺陷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分别计算生产足迹、输入输出足迹以进行生态足迹来源的分析;将淡水资源足迹纳入模型;计算生态承载力时结合资源产出法以克服生态足迹模型的空间互斥性;计算CO2吸收用地的生态承载力。将改进后的模型应用于天津市2003年的生态足迹分析。结果显示:天津市消费足迹大于生产足迹,依赖外部输入资源抵消部分生态赤字,这一点在淡水足迹的输入上尤其明显;另外,生态承载力的计算结果要大于传统算法的结果,一方面因为传统算法中承载力由于空间互斥性被低估,另一方面修正后的模型考虑了CO2吸收用地的承载力。最后,提出了缓解天津市生态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基于改进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的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仿真及调控

针对现有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复杂程度高、适用性不强、系统性和动态性不足的问题,在模型中引入灰水足迹量化消污用水,并在水资源生态足迹指标计算中考虑非常规水源,然后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开展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调控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中国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整体保持在生态承载力以内,水资源开发仍有潜力,但水资源的供需却存在不平衡的情况.鉴于此,从节流、开源和污染治理角度出发,设置了6种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调控方案.其中,2018～2050年综合协调方案能在满足水资源生态可持续和水资源负载合理的条件下,妥善解决水资源供需问题,是实现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佳调控方案.目前中国水资源开发速度滞后,与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不匹配,需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开源、节水和治污力度,从而缓解水资源的生态胁迫压力.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辽宁省可持续发展动态分析

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辽宁省2000年-2009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并对辽宁省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2000年-2009年期间辽宁省人均生态足迹快速增长,增幅达58.5%;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基本不变,造成其生态赤字不断加大,涨幅达73.7%,生态系统处于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非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对辽宁省未来十年的生态赤字进行了预测。并根据辽宁省近年来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提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建议。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山东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并构建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用于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在大尺度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中的运用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其2000年-2004年的旅游生态足迹。结果表明：山东省近五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旅游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平均存在0.133 3 hm2/人的旅游生态赤字,旅游生态压力平均值为4.898 3,并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递增趋势,其旅游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大庆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通过测定人类生态足迹供给与需求间的差距,可以评估人类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以近年来大庆市土地利用变化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大庆市1999年和2004年土地利用生态足迹的研究,对其产生的区域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探讨。大庆市生态足迹赤字日益严重,其人口消费需求超一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呈现逐步恶化的趋势,大庆市处于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最后,对大庆市的土地利用提出建议。     

生态占用——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

简要地介绍了生态占用的基本概念及利用此指标衡量可持续性的理论与方法 ,分析了生态占用与资源承载力的异同点 ;基于《国家的生态占用》估算结果 ,分析了生态占用方法在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3个层面上的应用效果 ,探讨了生态占用作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政策含义以及运用于青藏高原研究的可能性     

浙江省生态足迹时序性研究及思考

生态足迹计算模型是一种定量测量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新方法。依据对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耗的统计数据,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将消费量折算成可量化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再将计算得出的生物性土地面积和区域的生态实际供给能力进行有效比较,从而得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利用这一新方法对浙江省2007年生态足迹状况进行计算,并通过跨年度统计,揭示了浙江省18a的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在统计范围内浙江省的发展始终处于不可持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