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模型、Tobit模型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开展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6年中国总体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平均值为0.633,处于中等效率水平,随时间呈“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海洋生态技术进步依旧是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但面临一定的技术效率损失;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值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市化率、进出口总额占比和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海洋生态补偿效率的空间聚集性增强,区域不平衡性有所收敛,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引导和培育公众牢固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是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的根本保障。本文以2003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基础,评估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新疆、西藏、海南及港澳台地区）的公众环境意识,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揭示了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时空差异特征,甄别了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结果表明：（1）2003—2013年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基本维持不变,环境付费能力大幅下降,但公众对环境意识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2）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空间演化形态表现为整体分布规模略微缩小,省域公众环境意识空间差异显著,中西部地区环境意识有所增强,东部地区公众环境意识处于较高水平;（3）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剧;空间局部特征以高—高型和低—低型最为显著,各省份空间相似度较高;（4）人口密度、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教育经费投入、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及地区城市设施水平等因素均对公众环境意识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研究

海洋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海洋强国建设意义重大。基于2006—2017年沿海11省（市、自治区）数据,采用集对分析、核密度估计模型、标准差椭圆以及GMM模型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时间上,2006—2017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分为高、中、低三类不同发展水平;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呈东北—西南格局,且重心一直位于长三角地区;三大海洋经济圈发展质量地区差异显著,整体呈北部、东部、南部三级格局分布。（2）分维度来看,时间上,样本期间内各个维度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提升,均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空间上,五个维度均呈向好发展趋势,各维度高、中、低水平的省（市、自治区）各不相同,差异显著。（3）影响因素上,海洋区位优势、城镇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陆域经济水平对高质量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海洋资源利用度、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海洋经济圈中作用效果不同。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近年来,海南省在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等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与此同时,其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表现出了许多非协调因素。文章立足于协同学、生态经济等理论,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5~2014年统计数据,对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协调度以及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分析和评价,确定了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协调程度较好,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发展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其整体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滨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及模式研究

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滨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滨海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典型案例和经验模式进行了凝练总结,主要归纳出“守护碧海蓝湾提升海洋生态资产模式”“顶层设计助推滨海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依托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特色产业模式”“全民参与共治共享海洋生态环境模式”4种典型模式,并以问题为导向,从区域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制度保障、文化融合等方面,提出了陆海统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建议。     

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灰色关联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山东省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差异显著,为此简要分析了山东省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的工业污染排放差异,并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各地区工业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效应。结果显示,各地区的污染主要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别。东、中部地区工业污染排放主要影响是结构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同一影响因素对于不同地区的污染排放有着不同的影响。为探讨经济发展如何通过这三大效应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对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环保政策创新的途径,有针对性对各地区环境污染进行治理。     

基于二分式问卷的青岛浒苔绿潮灾害对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影响评估

海洋藻华灾害对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对滨海旅游经济及景观资源非使用价值（non-use value）的影响,无法从市场中得到直接评估。在对这部分非使用价值的评估中,条件评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也称条件价值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主要方法。该方法通过社会调查,以问卷方式收集被访者的信息,通过社会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对目标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受影响程度进行定量评价。本文利用CVM中的二分式实证问卷,以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影响为目标,调查在浒苔绿潮发生期内游客对改善滨海景观的支付意愿（WTP）信息,通过二值选择模型（Logit回归模型）计算,将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影响进行货币化评估,得出了该影响的大致范围,以直观的方式评价了浒苔绿潮灾害对青岛滨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影响。这一方法可以作为海洋藻华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方法的有益补充,为政府及相关组织对海洋藻华灾害的预防、治理以及更合理和有效的应急处置提供灾害经济影响部分的决策依据。     

陕西省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提质增效是目前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选用Python爬取技术,对陕西省107个县域的旅游效率进行测度分析,探讨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旅游效率达到有效的县域数量整体偏低,高旅游效率县域多集中于市辖郊县。（2）县域旅游效率分布不均衡。陕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关中地区呈现“西高东低”的现象,陕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则集中在地市交界处。（3）影响县域旅游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不同。旅游收入占GDP比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及汽车站数量（反映交通服务水平）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总效率及技术效率的主导因素,而旅游资源禀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则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     

渤海海洋生态修复现状、不足及建议

为全面改善渤海生态环境质量,2018年,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以下简称攻坚战）,经过三年治理,在陆源污染治理、海域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通过生态保护修复累计整治修复岸线130余千米,修复滨海湿地8800余公顷,有力推动渤海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本文从修复规模、修复类型等方面梳理了攻坚战期间渤海海洋生态修复特点,分析总结了在滨海湿地、岸线岸滩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探讨了在项目谋划、修复模式和资金来源方面的不足之处,从加强规划引领、提高技术水平、拓宽资金渠道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渤海海洋生态修复的意见建议。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县域尺度为例

国内旅游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载体。加强国内旅游时空格局演化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助推国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例,分析县域尺度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总体格局呈现出以南京市区、苏州市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两阶段增长率较快的县域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江苏省县域单元国内旅游人数保持着稳定的冷热点格局,热点区域主要聚集在苏南地区,冷点区域则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GDP是江苏省国内旅游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公路里程影响较小,人口数、A级景点影响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旅游空间均衡发展

考察珠江三角洲都市圈旅游空间均衡发展状况并探讨其机制。计算各城市旅游发展区位商,显示区位商≥1的城市数目有增多趋势;其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占都市圈整体平均百分比有下降趋势,2000年为19.76%,2008年下降至12.83%。珠江三角洲都市圈旅游发展在空间上趋向均衡合理,旅游空间均衡发展在时间上呈增强趋势。运用系统聚类方法,选取2007年统计数据,考察珠江三角洲都市圈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现状,发现其内部城市可以划分三个等级,即广州和深圳属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包括珠海和东莞,佛山、惠州、江门、中山和肇庆属第三等级。最后借助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从互补性、可达性和替代性等方面探讨了珠江三角洲都市圈旅游空间均衡发展的机制。     

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不均衡的外在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正加速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在对比认识浙晋乡村旅游发展差异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投资系统作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的深层机理。结果发现：（1）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表征的浙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2）在乡村旅游投资“自然—产业—社会”环境中,产业基础环境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贡献最突出,是区域差异形成的核心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则发挥积极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不同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引起区域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和回报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差异的结果。基于此,提出新时代乡村旅游投资IE-maps模式,以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基于SPSS的盐城自然保护区近海海域水质污染状况的分析

根据盐城自然保护区近海海域的监测数据,选取五大类代表指标,9个监测断面,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污染因子及主成分进行分析,研究主要污染因子的组合,并对相应污染源进行分析;通过聚类分析对近海海域的监测点及各监测点的污染数据进行分类,优化近海海域监测站点的分布,分析结果表明盐城自然保护区近海海域整体属于面源污染类型,但整个海域由北到南污染情况略有不同,海域北部偏重于化学污染类型,南部偏重于面源污染类型,分析的结论为该区域的环境监测及污染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依据.     

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及成因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旅游网站数据,提出一种乡村旅游热点识别方法,以江苏省为例,运用趋势面、核密度、热点分析等方法探寻乡村旅游冷热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其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时间演化规律明显,年际变化呈“S”型演变轨迹;季节变化呈“三峰四谷”特征。（2）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空间结构在2009—2017年间经历了“单核—双核—三核”的演化过程,但其空间异质性依然显著,整体表现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差异特征。（3）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段的影响强度各异,交通条件、服务能力一直是主导因素,经济水平对乡村旅游发展早期的热度提升有显著影响,资源禀赋的显著性趋于下降,生态环境和政府导向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及影响因素

城市旅游业作为城市服务业的重要部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运用信息熵赋权法和TOPSIS法相结合,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旅游发展6个方面对长江三角洲2003年和2008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借助ArcGIS软件的空间聚类法分析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演变,最后探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城市旅游协调水平在研究期间相对稳定,具体可被划分为4个等级,第一、二等级城市数量较少,得分显著高于第三、四等级城市。城市旅游协调水平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北部城市得分高于南部城市,基本格局保持稳定,呈现以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城市为核心向外围边缘城市的空间衰减。产业发展、城市旅游发展模式、城市旅游重大项目投资、区位条件是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协调水平产生空间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制定以城市旅游发展为手段的方式推动城市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     

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使用2004~2015年的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内部影响机理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两个拐点的位置分别为7.722（2257.47万元）和9.610（14913.17万元）;在外部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规模效应3种影响路径中,科技创新投入影响下的外部资本进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负向效应,科技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本间效应为0.1363,外部资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效应为-0.0065;科技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分别为-0.0277和-0.0311;科技创新的投入与高效益增强了市场规模效应,有效促进生产结构的转型进而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为0.0186和0.4346.空间异质性中,外部资本进入与溢出效应带来的污染避难所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不显著,而污染天堂正效应在东部地区存在但不显著;污染创新治理投入的技术正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效应显著,在中部和东北部不显著;科技创新投入与市场需求规模效应在空间区域无差异且显著为正.建议依据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影响路径来实施空间差异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