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研究

非农就业后农户如何利用农地资源成为决定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键。基于生产决策理论剖析了不同情境下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并采用东部沿海地区599个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有剩余劳动力与无剩余劳动力情景,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并不一致;②非农就业改变家庭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力相对报酬,进而影响农地租赁行为;③东部沿海地区农地租赁行为响应是非农就业特征与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非农就业规模、非农就业区位、非农就业逆向淘汰程度与农地租出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倾向于租出农地。非农就业规模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存在门槛效应,而非农就业类型的总体影响较小。     

森林保险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异质性营林主体视角

基于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分析了异质性营林主体的森林保险支付意愿及差异,并以传统小林农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以福建省382户传统小林农和88户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条件估值法、卡方检验及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异质性营林主体的森林保险支付意愿与差异及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对比与分析。研究表明：传统小林农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森林保险意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1000~2500元/亩保障水平下,传统小林农的意愿支付水平分别为1.911元/亩、2.941元/亩、3.532元/亩及3.979元/亩,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为1.632元/亩、3.971元/亩、5.809元/亩及6.864元/亩;两类营林主体的支付意愿均随保额的提高而提高,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提升幅度远高于小林农。异质性营林主体的森林保险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别,这与其在森林保险认知特征、林业生产经营特征、林业灾损特征、森林保险产品评价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有关。此外,林地面积对两类营林主体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规模化、集约化的林业生产经营可促进林业经营主体的森林保险愿意支付水平。     

非木质林产品生产的投入要素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南方集体林区,非木质林产品资源成为农户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经营中需要考虑投入要素的有效性以及生产资源如何合理配置问题。论文以临安市山核桃产业和仙居县杨梅产业为例,分别选取两个县(市)共167户林农2009年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在农户微观层面运用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投入要素及影响因素在非木质林产品生产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农药化肥投入、地域因素都对两个地区非木质林产品生产有显著影响,而劳动力投入和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因素则只对山核桃生产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需要通过积极推广农户从事非木质林产品的经营,重视农药化肥生产资料投入以及促使劳动力季节性回流等措施促进非木质林产品经营。     

随机价格下杉木人工林的碳汇收益及最优轮伐期确定

发展林业碳汇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实现中国2060年碳中和的重要举措。基于改进的Faustmann-Hartman模型,以中国南方浙江、福建和江西三个省份杉木人工林为研究对象,使用时间序列模型拟合并预测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汇价格,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确定最优轮伐期及碳汇收益。研究结果表明：（1）依次纳入木材收益、地上生物量碳汇收益和死亡有机质碳汇收益时,杉木人工林的最优轮伐期分别为21.85年、22.98年和22.88年;（2）上述三种情景下,林地期望价值的净现值分别为20408.20元/hm²、24587.29元/hm²和28101.11元/hm²;（3）全面考虑包含死亡有机质碳库在内的林业碳汇效益,能够稳定提高林地所有者收益约7.02%~21.61%。此外,应进一步考虑多轮伐期下税收政策及自然风险等因素对碳汇营林的影响,这是确定最优轮伐期和碳汇收益后续研究值得重视的问题。     

森林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潜力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增加森林碳汇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论文基于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农户和林场的调研数据,以杉木为案例树种,引用生长模型、修正的Faustmann 模型碳密度和价格数据,对单一和碳汇木材复合经营目标下的杉木最佳轮伐期和林地期望值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此比较了不同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潜力的差异,同时模拟了不同营林成本和利率水平下对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差异造成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可能的碳汇林经营模式下,基于目前杉木市场价格远高于碳价格的现实,森林经营主体的经营采伐决策并不会发生明显改变,从而导致在大范围的碳价格变动下碳汇的供给也没有显著增加,这也说明木材收益和碳收益的两个不同经营目标是协调的;林场凭借着规模、技术和资金等资源禀赋优势将成为今后碳汇林的适宜经营和供给主体;从影响因素来看,目前市场利率处于低位徘徊的前提下,即碳汇林地的潜在投资价值巨大,尤其对劣等土地的投资效果明显;理论上营林成本会提升继而导致碳汇供给增加,这反而对于森林固碳有显著正面影响。     

广西速生桉人工林固体难降解物控制对策

对广西区6个国有林场、2个集体林区速生桉人工林和3个育苗基地固体难降解物的使用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调查林地一个轮伐期使用肥料包装袋总量为30 148.1 kg,折合每公顷林地平均每年使用量约为0.2 kg,两个轮伐期使用育苗容器总量为7 394.2 kg,每公顷林地平均每年使用量约为0.023 kg;育苗基地使用育苗容器每年1 725 kg,其中仅有525 kg塑料营养钵回收利用。为此建议提高林业工作者环保意识,把防止林用难降解物污染列入林业环境保护中,做好回收利用工作,并开发使用易降解的新型材料,防治林地"白色污染"。     

林地面积增加提高了农户营林积极性吗?——基于9省1 504个农户数据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论文利用9省1 504个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新一轮集体林改后林地面积增加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因果效应。考虑到农户对林地经营面积决策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多个标准上均通过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林地面积增加确实促进了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提高,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动态调整过程。其中,资本投入强度在2010年以后才逐步表现为显著增加,增长率约为25%~27%,2013年进一步强化为28%~34%。资本投入强度的增加主要是由化肥和农药投入增加引起的,对种苗的投入强度并没有显著改善。这种差异说明,新一轮林改提高了农户的森林经营和管护积极性,但对造林行为的影响有限。同时农户并没有因为林地面积增加而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投入强度。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与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密切相关。     

林地面积增加提高了农户营林积极性吗?——基于9省1504个农户数据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论文利用9省1 504个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新一轮集体林改后林地面积增加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因果效应。考虑到农户对林地经营面积决策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多个标准上均通过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林地面积增加确实促进了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提高,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动态调整过程。其中,资本投入强度在2010年以后才逐步表现为显著增加,增长率约为25%~27%,2013年进一步强化为28%~34%。资本投入强度的增加主要是由化肥和农药投入增加引起的,对种苗的投入强度并没有显著改善。这种差异说明,新一轮林改提高了农户的森林经营和管护积极性,但对造林行为的影响有限。同时农户并没有因为林地面积增加而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投入强度。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与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密切相关。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福建省林权改革环境影响农户调查研究—以三明市和永安市为例

福建是全国第一个开展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本文通过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永安市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福建省森林资源经营的改变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区的绝大部分林农对林权改革持满意的态度,认为林权改革前后对环境的影响有变化。数据分析显示,林改后,对林业的投入对于森林旅游的影响成正比;家庭年均收入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成负相关。研究建议,继续加大对林业的投入,科学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经营方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林农的增收。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农地流转对农地与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别就农地流转对农地、农业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和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都能有效提高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而农地转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农地转入户的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2026.153元/人和4844.289元/人,两组农户间的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差异不显著;农地转出户的总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3315.577元/人和2581.883元/人,其农地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低466.488元/亩。因此,农地流转不一定会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专业化,从而提高农村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研究——基于Bioe-conomic Model

论文以内蒙古沙漠化地区为例,运用Bioe-conom ic M odel,比较自由放牧与耕垦、禁牧与禁垦、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土地利用政策情景下,引进舍饲养牛技术与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及其家庭收入的影响,据此探讨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发展的人文驱动机制以及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结果表明:实施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环境政策,同时引进舍饲养牛技术能够有效地促进生态重建并提高农户收入;引进舍饲养牛技术需要启动基金,提供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是贫困农户引进该技术的前提。因此,迫切需要调整宏观环境政策,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城乡联系力度,从而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减轻农民对环境的依赖性和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以重庆市山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森林转型阶段。系统认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促进森林面积增长的措施,而已有研究未做深入分析。利用重庆市“两翼”地区的1 015份农户调查数据,论文从农户尺度分析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农户尺度上,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及林果种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能够加快薪柴替代、林果业发展,同时也能造成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此外,提高煤炭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及加快政府沼气政策的实施和普及能加快薪柴替代;耕作半径、劣质地及野猪破坏会造成耕地撂荒,而地质灾害隐患和缺少灌溉及其他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等也对耕地撂荒具有一定影响;地方鼓励政策会加快林果业发展。最后,提出了加快森林植被恢复的建议。     

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以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为例

为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手段获得356份农户问卷,以在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Poisson回归方法,估计了农户种植多样性决策模型。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户的种植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提高1 a,种植多样性提高1.5%左右;种植面积增加1 hm²,则农户种植多样性提高28%左右;就农户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而言,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相比较,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家庭的种植多样性减少11%左右;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月数增加1个月,农户种植多样性大约降低1.4%。分析说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会显著降低农户种植多样性。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农牧交错区典型区域农户调查数据,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产足迹远远高于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分别对农户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具有决定作用;2）农户生态足迹,尤其是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与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占用和消耗;3）少数民族户、畜牧业收入占比大、人均牧草地多的农户,虽然耕地生产足迹和耕地消费足迹较小,但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均较大。基于农牧交错区脆弱生态系统,建议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改变农户粗放化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促进农户非农就业,降低农户对本区域生态系统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