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流域统筹协调:《长江保护法》的流域管理体制创新

《长江保护法》立足国情,超越既有立法中的“部门”与“地方”结构,在保留既有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多重流域统筹协调,推动了我国流域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到“统筹协调”的重大变革。《长江保护法》以国家和地方流域协调机制“统筹协调”长江流域横向管理关系,以综合管理“统筹协调”长江流域自然地理空间和法律管理空间,以规范政府职能“统筹协调”长江流域权力配置之重叠、冲突和空白。在中央层面,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流域性重大事项;在地方层面,长江流域地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地方协同合作;对当前长江流域亟须“统筹协调”的关键事项,采用直接列举的方法,按照面向长江的流域性问题——长江流域的特殊性问题的逻辑结构,设计了具体的机制和制度。《长江保护法》即将生效,应尽快制定配套立法,助力长江流域“统筹协调”落地实施。     

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长江流域规划体系,充分发挥规划对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用。”其中,相关专项规划应发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用,构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该规划体系应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顶层规划,统筹生态环境修复规划、水资源规划、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河湖岸线保护规划、河道采砂规划、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等专项规划相关要求,与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作为最顶层规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应做好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绿色发展、生态空间管控与流域控制单元治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近期规划与远景目标、中央和地方责任事权等5个方面的统筹;各专项规划之间应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协同发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全方位保护作用。     

融合与创新:《长江保护法》的保障、监督与法律责任体系

作为《长江保护法》的重要构成部分,“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部分在规则的形成上,既融合了现有“部门法”与“地方法”中的规定,也创制新的规则以满足长江流域法治的需要。该法从法的实施条件、法的运行环节等方面建立了多重保障机制,从政府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方面规定了多元的监督体系,从行政、民事、刑事方面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体系。“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部分将与其他部分形成统一的、相互配合的规制措施,共同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长江经济带有序建设以及流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特别的、综合的、立体的法律制度保障。     

凝聚立法共识 制定保护黄河的良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推动其落地实施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目前黄河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各地区在资源开发、治理与保护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亟须一部有针对性、特殊性和系统性的专门法律。2021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长江保护法》,从顶层设计上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立起了“硬约束”,其立法理念、制度设计和立法工作经验对其他流域立法包括黄河保护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立法的成功典范

青藏高原的特殊生态地位、价值和保护任务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下简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立法定位。该法将生态保护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约束，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在衔接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适用的基础上，针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和脆弱性，确立了生态安全布局、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风险防控基本制度；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实行了系统保护、协同保护、特殊保护等特别制度措施。该法是科学立法方法的具体体现，为今后制（修）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和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科学立法的范本。     

《长江保护法》:用法律武器保护长江母亲河

千百年来,长江水滚滚东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长江作为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长江经济带时指出,“‘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长江保护法》,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长江保护法》的制定开启了对重要流域进行单独立法的先河,长江保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制定黄河保护专门法律的必要性及建议

国家现行基础性和普适性法律解决黄河流域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不强,有效规范供给不足,有必要参考《长江保护法》制定专门法律。法律名称宜为《黄河保护与治理法》。立法定位宜为协调各方面关系的行政法和调控法,实现体制、制度、机制整合、创新甚至集成创新的框架法,推进绿色和安全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法。立法框架宜包括总则、规划与管控、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配置调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污染系统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流域长治久安、流域高质量发展、自然遗迹与人文资源保护、监测预警及信息共享与公开、监督管理与保障、法律责任、附则等专章。在管理体制方面可建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机制。在法律机制方面可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的机制,分设和衔接好各方面的权益,衔接或整合各类监测和预警体制与机制,整合行政许可和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建立流域协同立法甚至统一立法的机制。     

关于加快完善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制度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虽然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还难以满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进一步阐述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相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提出了系统性的安排。构建现代长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制度,需要以颁布实施长江保护法为契机推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以推进"三线一单"编制为基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以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管理为抓手建立推行资源高效利用制度,以统筹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主线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以落实生态环境价值为导向推进完善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环境治理体系为保障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制度构建

长江流域现有的分割式的水污染防治模式存在水污染防治协作动力不足、政府部门间工作协同度不高、有关水污染防治管理立法不协同等问题,导致其不能有效解决长江水污染问题。通过法经济学分析,有效应对长江水污染问题需构建流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所确立的流域保护协调制度,为构建流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制度提供了最新的法律依据,但仍需在明确中央政府统筹协调职能、完善行政区域内部门间协作制度、明确各行政区域长江水污染防治职责等方面做出更加具体的制度规定。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地方执法协作的困难与改进措施

生态环境执法协作作为我国流域的重要执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流域整体保护目标的实现，还有助于克服流域环境治理“集体非理性”的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了流域相关地方须建立执法协作机制。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地方执法协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执法协作的法律依据不足、内生动力不强、责任界定不清、监督约束不够等困难。为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地方执法协作需要在流域整体主义视角下，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属地化管理的壁垒，健全执法协作配套法律规定、建立执法协作的激励和信息共享机制、明晰执法协作主体的责任归属、完善执法协作的监督与约束机制。     

环境与人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协同探析

本文从环境与人口、经济和科技之间的相依关系出发,探讨了诸因素相互关联的内在协同机理,简析了IPAT模型的建构与应用.嗣后,利用IPAT模型解析了中国近15年来人口、经济和科技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贡献差异;指出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展和落后技术支持下的传统生产方式是加剧环境恶化的元凶,且技术转型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进而提出了中国未来环境与人口、经济和科技协同演化的对策措施.     

环境与人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协同探析

本文从环境与人口、经济和科技之间的相依关系出发，探讨了诸因素相互关联的内在协同机理，简析了IPAT模型的建构与应用。嗣后，利用IPAT模型解析了中国近15年来人口、经济和科技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贡献差异；指出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展和落后技术支持下的传统生产方式是加剧环境恶化的元凶，且技术转型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进而提出了中国未来环境与人口、经济和科技协同演化的对策措施。     

黄河断流对三角洲附近海域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

本文根据多年调查监测数据研究成果，以及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论述了黄河断流的历史与现状，定性定量地评价了黄河断流对三角洲附近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缓解和预警对策。     

论西部大开发中高等级公路建设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以西(宁)湟(源)一级公路为例

本文从目前我国西部大开发中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出发，以青海省西宁市至湟源县一级公路工程为例，简要阐述了西部大开发中高等级公路在路线设计，施工过程中保护好沿线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初步讨论了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协调高等级公路建设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的执行力

执行力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关乎其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国目前是党领导一切。要认识到政党政府在宏观调控、微观参与、经济发展配套设施提供方面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使政党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微观参与行为在经济领域达到更好的效果。本文在分析我党在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党执行力的若干建议。     

岁末年初汉江行

2005年10月，湖北襄樊绿色汉江会长运建立打来电话，告诉我唐白河清了。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的执行力

执行力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关乎其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国目前是党领导一切。要认识到政党政府在宏观调控、微观参与、经济发展配套设施提供方面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使政党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微观参与行为在经济领域达到更好的效果。本文在分析我党在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党执行力的若干建议。     

墓珍背后的南越风情

现在，南越王墓的殉葬品已在博物馆的五个展馆陈列展示。这些珍品像一串珍贵的钥匙，通过它们，西汉南越国风情被揭开了。     

上游阻挡建筑间距对街谷内空气环境的影响

城市中的大部分街谷都存在上游阻挡建筑.为考察阻挡建筑对街谷内空气环境的影响,通过数值计算方法研究分析了上游阻挡建筑对街谷内空气品质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在常规建筑间距范围内,街谷湍流强度、平均风速和风速波动范围均随着上游阻挡建筑间距增大而减小,这将导致当上游阻挡建筑与街谷建筑间距从15m增加到60m时,街谷空间污染物平均浓度增大36%,近地空间增大41%.因此,实际设计中街谷上游阻挡建筑与临街建筑间的距离不应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