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两周年

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两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公布了2006—2007年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情况及目前取得的成果。中华环保联合会在过去两年中不断壮大，已拥有个人会员1275位，主要包括政府官员、NGO组织成员、公司职员等。联合会加强与各个环保民间组织的交流和合作，成为政府和公众之间开展环保事业的重要纽带。     

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两周年

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两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公布了2006—2007年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情况及目前取得的成果。中华环保联合会在过去两年中不断壮大,已拥有个人会员1273位,主要包括政府官员、NGO组织成员、公司职员等。联合会加强与各个环保民间组织的交流和合作,成为政府和公众之间开展环保事业的重要纽带。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围绕国家的环保目标，组织好一年一届的环境与发展论坛，为政府决策提出意见、建议、咨询和服务。举办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等，积极搭建公众与政府相互沟通的渠道和平台，让公众了解政府在环境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让政府了解公众在环境方面的要求和想法。     

中国环保民是间组织总量已达3500余家

新华网报道,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最近发布的《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1309家,学校环保社团1382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港澳台地区的环保民间组织约250家。     

我国环保组织国际化的机遇和挑战

本土环保民间组织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除进行环境意识普及、教育、宣传活动、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领域活动、运作有关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项目等活动外,还积极进行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交流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1979年成为第一个来华工作的国际环保民间组织,开启了我国本土环保民间组织国际合作的进程.     

“绿色出行绿色奥运”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8月16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美国环保协会和北京产权交易所共同发起的“绿色出行绿色奥运，，大型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举行。建设部、北京市环保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英国商会等相关单位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仪式。     

中国环保NGO在里约+20

2012年6月15日-23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由环境保护部宣教司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保基金会及媒体和企业代表组成的中国环保NGO代表团,满载着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成果,赴里约积极参与了边会、展览等各项活动,在联合国舞台发出中国民间社会的环保声音。     

民间力量,助力绿色新路——2013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在京召开

2013年12月2—3日,以"民间力量助力绿色新路"为主题的2013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以下简称"年会")在京举办。本届年会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北京化工大学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云南绿色流域、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武汉绿江南、天津绿领、绿色盘锦、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自然之友、绿家园联合承办。来自全国300余家NGO组织参加了会议。年会期间,发布了《2013环保NGO工作报告》,总结了环保民间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基本经验与做法,研究了行业的创新与发展。     

印度的环保NGO

最近，我随中国环境报社环境考察交流采访团赴印度考察。在印度前后停留了七天，先后去了德里、果阿、孟买、普纳，阿哥拉等五城市，虽然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印度环保民间组织的孜孜以求给我们留了久久不能忘怀的印象。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

编者按:2005年的"圆明园防渗膜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激情,但关于他们的发展状况我们还知之不多.2006年4月22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向全社会公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现状调查研究"理论成果--<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蓝皮书>.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充分肯定了中华环保联合会所进行的环保民间组织调查工作,认为它"深入、规范、资料丰富、案例生动".本刊在此全文刊发<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蓝皮书>以便读者能够真实、全面地了解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     

环境NGO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研究

环境NGO在环保活动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2015年中国新环保法的颁布,环境NGO已经具备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但由于中国环境NGO自身能力不足,完成诉讼仍存在困难.文章以环境NGO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现有环保NGO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模式,并分析了环保NGO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与复杂性,指出要提升NGO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必须从培育环境公益诉讼意识、加强自身能力改造及破解资金难题等方面着手.     

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定位

环保非政府组织是市场、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具有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作用又可填补政府留下的空间,也使它的作用有局限。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应建立一种有利于该组织健康发展的非对抗性的合作关系。     

当前环境管理体系下环保NGO角色定位及生存环境探讨

环保NGO的明确的角色定位有利于提高其行为效率。对中国环保NGO的行为过程进行研究后指出其应以合作者、监督者、环保决策的参与者和环保理念的宣传者的角色规范自己以提高自己的行为能力。同时从经济、法规政策和国际环境三个方面对其生存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改善其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就是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环境NGO及其制度机理

环境NGO是政府和企业之外参预环境治理的＂第三力量＂,其活动涵盖了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环境NGO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自发性等特征,使其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制度安排,环境NGO突破了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局限,实现了环境治理制度的多样化。其作用机理在于环境利益的诉求主体明确,交易成本较低,治理结构合理等。中国环境NGO制度尚不完善,整体水平较低,亟需加以改进。     

利益相关者参与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研究

中国环境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科学研究停留在水环境管理的认识层面,对于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效果的因素以及如何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流域水环境管理中来的研究存在不足.为了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流域水环境管理,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完善公众参机制和参与评价机制,通过整合各自不同的视角,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产生更多创造性的方案来提高环境管理的决策质量,同时加强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     

浅析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提高的途径

公众参与不但是环评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起到重要作用。本文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内容和要求,根据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经验,针对当前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过程中存在的调查内容欠合理、公众环境意识淡薄、公众参与的效力和制度未确立等问题,从完善调查内容、加强公众参与意识、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正确识别利益相关方、推进环境非政府组织（环境NGO）和加强数据统计等方面分析了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的途径。     

我国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的空间非均衡性分析

环保产业是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举措.基于空间非均衡性理论与测算方法,通过构建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计算了我国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的基尼系数,探究了东中西部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在2000年、2004年和2011年3个时间点,我国环保产业投入水平的基尼系数处于0.3~0.4区间内,呈现出地区间均衡发展的趋势;环保产业产出水平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3、0.40和0.45,即我国环保产业产出水平的区域差异愈加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呈现出不均衡态势;环保产业投资效率的空间非均衡性明显,2011年基尼系数甚至达到0.72,即投资效率的极不均衡状态.此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环保产业投入水平方面基本一致,东部和中部地区在环保产出水平方面明显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投资效率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区域.基于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空间非均衡性的特点,提出了加快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保持东部地区的环保投入力度,发掘中西部地区环保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充分利用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等.      

西部公路建设环境监测指标体系研究

根据西部公路建设及环境保护发展概况，研究了建立西部公路建设环境监测指标应遵循的原则，并提出了两部公路建设环境监测指标体系。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西部生态环境保护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根本。本文在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科学发展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部生态环境现状，探讨了加强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和对策。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