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其暴露在多种致灾因子下的承灾体多样性,使其灾害风险管理极具综合性。从国家公园管理职责、管理规划实践与科学研究热点出发,总结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的总体理念、共性与差异,将其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框架内,提出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灾害风险管理的三个启示：（1）灾害风险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园多重管理目标的必然需求;（2）灾害风险管理要重视维持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3）灾害风险管理需要采用“整体”思想,在“愿景—目标—目的”的“层级式”管理目标下协调各部门,以适应性管理方式开展。     

自然保护地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测度与出游意愿效应——以中国五地国家公园网络空间为例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是保护与提升资源价值,造福国民的有效工具。数字化发展是其实现多维功能拓展的时代需求,亟待学术探索。基于提出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D-CES）概念,以中国五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网络空间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和多阶段访谈与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扎根理论质性探索与量化分析,建构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量表,并检验了其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效应。结果表明：（1）确立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五大主题类属和18个概念类属;（2）研究编制、探索并验证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测度量表,确定了5个维度（教育价值、美学价值、社交价值、精神价值、娱乐价值）和16个题项;（3）通过效标效度检验,发现了不同维度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影响;（4）研究为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建设提供了参考策略。     

国家公园“管控—功能”二级分区规划划定方法——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科学合理的分区是国家公园维护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实现多目标综合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各类资源的高效管护。“管控—功能”二级分区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实践的新模式,旨在实现由国土空间统一管控至园区资源分类管护的层级传导,弥补现有两区制规划粗放、难以精细化管理的不足。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二级分区实践中存在两类分区空间关系复杂多样的问题,梳理两者的内涵和管控要求,发现其具有一致性、差异性和弹性三大特征。基于二级分区模式的“三性”特征,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构建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游憩适宜性和社区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提出“管控—功能”二级分区区划的技术流程。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将神农架国家公园划定两类管控分区和四类功能分区,并进一步详述人地矛盾集中区域的分区划定和规划策略,以期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游憩利用的关系,为国家公园二级分区的划定提供借鉴参考。     

从局域到脱域：国家公园共同体理论思辨及其政策启示

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时代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公共道德意识不足等问题的破解亟需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公共道德的重建。通过对共同体理论相关文献的谱系化梳理，对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与共同体形成的关系分析，研究发现：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国家公园制度与共同体样态存在三组关系，即：（1）面向“权利公平”的国家公园制度与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此亦为欧陆、新大陆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公园初创期的基本伦理出发点；（2）面向“形态之治”的国家公园制度与局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如北美和非洲国家公园的地方生态保护组织、社区组织的发展；（3）面向“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制度与脱域性的真正共同体实践，指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深度情感联结和脱域共同体形成的理想阶段。中国推进共同体建构导向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亟需突破三个关键点：一是为国家公园共同体的建设确立法律基础，二是为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确定共同利益基础，三是为真正共同体创造多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最终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基于共同体理论的中国方案。     

中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是我国国家公园的主要管理目标之一。本文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生态系统破碎化管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依然存在自然生境的空间整合不够、主要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覆盖不够、内部生境斑块之间连通性不佳、过度的人类活动干扰生态过程等问题。技术支撑不够、地方政府难以突破行政区域约束、央地关系不协调、地方人口布局和经济发展限制等是制约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的主要因素。建议技术层面要强化科研投入,制度层面要赋予国家公园管理局跨区域统筹管理的权限,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采取多元化的土地统筹机制,灵活协调生态修复与社区发展,使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最大程度地得到保障。     

中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模式特征及管理分类——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社区既是国家公园管理的主要相关者,也是保护和利用的主要参与者。对中国国家公园来说,由原住民和其居住环境共同形成的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公园的生态要素,理论上应该形成"山水林田湖草人"生命共同体。但国家公园的"人、地"约束和"钱、权"制度缺失或不配套对社区成为共同体造成了障碍,只有形成符合国情的社区共管模式,才可能形成共抓大保护的生命共同体。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特征将社区划分为三类,并制定差别化管理模式和政策引导,这样才可能使社区成为国家公园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成为生命共同体。     

构建国家公园基层治理体系的设想——来自老君山国家公园的经验

本文以云南省老君山为例,就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的规划、管理、社区、法律等方面问题,以基层经验思考国家公园基层治理体系的问题。老君山国家公园初步构建基于规划体系、管理机构和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积极推进政府、社区、NGO、民间团体间的合作和探索旅游开发模式,但尚未将社区文化融入到国家公园中去,缺乏社区、社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土地产权混乱。建议将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管理纳入到国家公园内涵;寻求社区和社会、市场与管理之间的均衡协调机制;赋予地方创新灵活的国家公园治理结构;尊重当地社区的产权安排,推动共享产权制度构建。     

原真性、完整性、连通性、协调性概念在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体现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这成为指导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和践行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原则的依据。在这一背景下,为了促进科学地建设、高效地管理国家公园,本文明晰了原真性、完整性、连通性、协调性四个重要的概念及其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分析具体的国家公园试点区建设案例,提出国家公园在准入与规划技术层面上,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是其核心科学依据,规划需要能够维持和促进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能力和恢复能力;在国家公园规划管理层面上,将国家公园视为社会—生态系统,促进人地关系协同发展,既是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必由之路,也是规划合理性与可行性兼顾的具体体现。     

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实现——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游客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和支付意愿

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概念,考察游客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关键受益人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可以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作何选择,并对其投资自然资本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中如何优化旅游,促进保护和公益性功能实现。研究结果显示：（1）游客以文化服务为首选,主要体现在实践性强的生态旅游、较为抽象的文化体验以及较为单纯的美景欣赏三方面,在生态旅游具体需求上会出现选择间的相互竞争;（2）除了净化空气,对供给服务和其他调节服务则需求不大;（3）在免门票假设下,具有支付意愿的游客达到90%以上,然而平均支付意愿没有达到现有门票价格;（4）教育水平和职业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并与年龄和收入等因子一起形成具有不同支付意愿上的特征人群。因此,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中,需要积极探索协同多种文化服务供给,大力推动社会参与理念,从根本上提高受益者对生态系统的认知,从受益者需求入手推进国家公园公益性功能的实现。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及绿色发展思路——以长岛国家公园为例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是国家公园体制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但这类国家公园内外界线难分、保护对象具有移动性和不可见性，管理困难且成本高，涉及有人居住较大规模海岛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还具有内外空间互联、资源互补、生态互通的特征，其空间是“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兼具的，这样的区域只靠严防死守是难以管理好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出路。作为全国目前条件最好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创建区，长岛既是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在保护与发展上特殊性的代表，也具有把握特殊性实现绿色发展的优势。在分析长岛国家公园产业发展现状、转型升级发展难点并总结其推动绿色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基于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提出了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的绿色发展思路和长岛国家公园的具体措施。     

人类活动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有助于国家公园规范保护和利用行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InVEST模型、广义相加模型等方法,探究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固存、生境质量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并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减弱,整体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土壤保持量、碳固存量、生境质量均呈增加趋势,大致呈西低东高的分布格局,但水源涵养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并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整个研究期间变化显著。（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碳固存、土壤保持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建议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以及相关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根据人类活动强度,精准实施分区管控、提高保护的有效性。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和运营风险分析

从法律法规、体制机制、运营管理等方面,识别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和运营期间的风险类型、风险来源、风险作用机制及影响,定性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期间和运营期间的管理风险、经济社会风险以及生态环境风险,并对风险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险防控建议。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

国家公园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资源的自然生态区域,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国土生态安全保障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论文基于国际经验、国家公园功能和政策内涵,依据国家公园主导定位和生态系统服务理念,构建了包含6个关键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包括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原真性、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价值与人文遗产价值,分别进行单一要素层评价和多指标空间叠加分析,再结合中国生态地理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省级行政区管理等因素进行比对和范围遴选提取,初步确定了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潜在区域。结果表明,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原真性的高值集聚区域具有趋同性,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的区域,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也较高,原真性保存较好。中国三大阶梯与自然地理区域的叠加分布特征明显,东西部潜在区域的面积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的空间连续性较强,潜在区域的跨界性较为明显。初步遴选出55处未来可以重点考虑建设的陆地型国家公园潜在区域。研究可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合理布局提供方法参考和理论借鉴。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法治经验与启示

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实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代表性举措。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和维护需要完善的法治体系作为保障。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发展,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在立法体系、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管理路径、限制性规定、司法保障等方面形成了全面且体系化的模式。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统一管理机构、采用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实施多元化治理等方面构建科学、高效且法治化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从生物群落到生态系统综合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理论演变

自然保护事业已经进入人与自然和谐的综合保护阶段,突破传统生物群落保护的要素式思维,从生态特征、生态系统健康和自组织能力等视角系统实施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已基本成为共识。中国经历了长期部门化割裂管理,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过程中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要求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进行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基于集合种群等空间生态学理论,提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不仅意味着内部自然空间的完整,更需着眼国家生态安全的大局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战略布局。国家公园只有成为生态地理区的节点并辐射周边区域,有效平衡行政区域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完整生态系统的长效保护。目前,国内既有研究在指导全域布局和平衡人地关系方面仍考虑不足,试点过程中还存在管理型技术方法欠缺、空间边界受限于行政边界、未能从全局着眼构建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网络、未充分考虑差异化的人地关系等问题。未来需要着眼大局,有效平衡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的关系、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长效保护。     

社区居民与游客对国家公园的认知与态度分析——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的基本理念初步形成共识,但民众对国家公园的了解情况和认知态度仍需探索。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国家公园复杂"人地关系"上具代表性,在权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上又具有典型性。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单位为案例,实地调查社区居民与游客对国家公园的认知与态度。结果得知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知程度为"国家主导与永续利用"最高;而游客对于"国家公园的主导和保护自然"认知程度最高。要提高民众对国家公园正向的态度,管理机构要加强宣传教育、环境教育的功能与成效。唯有让民众了解国家公园是国家重要遗产也是亟须保护之地,并在有效管理与运营下,带动周边的保护与绿色发展,才能让国家公园得到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公园为国家所有、全民共享的目标。     

日本国家公园设立理事会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在国家公园日常管理中建立了一种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的理事会机制,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生态保护与公园利用双重压力。本文在梳理日本国家公园理事会设立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并评价四种传统理事会常见模式,指出日本国家公园理事会未来改革将朝着综合型方向发展,提出我国建设与管理国家公园的几点启示与建议。     

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SWOT分析与发展战略

自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印发《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以来,生态建设与旅游开发共同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生态重点保护区神农架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SWOT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四个维度对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开发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发现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开发虽然具有显著的内在优势与良好的外部发展机遇,但在生态旅游开发中仍然存在较为严峻的问题,这对当地的生态旅游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据此,将内外部发展环境与神农架发展定位相结合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战略,以期促进当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以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边界是平衡生态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界线,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作为国家公园综合规划和科学管理的先决条件,关乎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理论分析,结合对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人口与城镇化发展及区域特质等关联因素的综合考虑,提出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模型方法,并以拟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在“斑块—阻力面—廊道”研究范式基础上,将原保护地基础与代表性景观纳入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并建立基于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方法模型,可以弥补以往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导向单一等不足;(2)识别林芝市生态斑块10块,关键廊道5条,辅助廊道11条,在此基础上进行原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分析,结合水体、山脉、行政边界等确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国家公园基础边界,面积为1.12万km²;(3)在上述范围基础上叠加人口与城镇化、景观资源点及边防管控分析,可以划定基于协同发展和领土主权导向的国家公园边界,面积分别为1.63万km²和3.73万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