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管控—功能”二级分区规划划定方法——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科学合理的分区是国家公园维护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实现多目标综合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各类资源的高效管护。“管控—功能”二级分区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实践的新模式,旨在实现由国土空间统一管控至园区资源分类管护的层级传导,弥补现有两区制规划粗放、难以精细化管理的不足。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二级分区实践中存在两类分区空间关系复杂多样的问题,梳理两者的内涵和管控要求,发现其具有一致性、差异性和弹性三大特征。基于二级分区模式的“三性”特征,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构建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游憩适宜性和社区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提出“管控—功能”二级分区区划的技术流程。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将神农架国家公园划定两类管控分区和四类功能分区,并进一步详述人地矛盾集中区域的分区划定和规划策略,以期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游憩利用的关系,为国家公园二级分区的划定提供借鉴参考。     

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 ——以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为例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许多地方领导因此认为国家公园会成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按国际惯例,保护指的是"conservation(Wise Use)"而非严防死守的"protection(No Use)",国家公园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进行"Wise Use"。在各地生态保护红线都已落地的情况下,将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保护地整合设立为国家公园不仅不会带来额外的约束,反而为各地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提升资源价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提供了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基地与平台。上海建设生态之城,可以将长江口区域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江、海、岛整合为长江口国家公园,长江口国家公园的建设将使上海不仅整合出世界级的生态资源,还有了促进长三角生态一体化、带动长江大保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抓手,且能提升城市生态安全、利于"两山"转化。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

国家公园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资源的自然生态区域,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国土生态安全保障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论文基于国际经验、国家公园功能和政策内涵,依据国家公园主导定位和生态系统服务理念,构建了包含6个关键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包括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原真性、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价值与人文遗产价值,分别进行单一要素层评价和多指标空间叠加分析,再结合中国生态地理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省级行政区管理等因素进行比对和范围遴选提取,初步确定了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潜在区域。结果表明,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原真性的高值集聚区域具有趋同性,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的区域,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也较高,原真性保存较好。中国三大阶梯与自然地理区域的叠加分布特征明显,东西部潜在区域的面积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的空间连续性较强,潜在区域的跨界性较为明显。初步遴选出55处未来可以重点考虑建设的陆地型国家公园潜在区域。研究可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合理布局提供方法参考和理论借鉴。     

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特许经营管理及其启示

特许经营在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源于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对保护自然及文化资源和提供可持续游憩的双重要求。目前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419处国家公园单位中,有105处开展特许经营活动,特许经营合同数量约500份。在功能定位方面,美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活动是其访客商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国家公园访客提供相对规模较大、设施需求较多、生态影响可能较大的服务;在管理模式方面,特许经营活动依据法律法规对内容和流程进行严格管理;在实施效果方面,特许经营涵盖类型广泛、产生了诸多收益,并有效控制了生态影响。本文以德纳里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为例对特许经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目标、策略、选择、监管四个层面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出建议。     

从局域到脱域：国家公园共同体理论思辨及其政策启示

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时代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公共道德意识不足等问题的破解亟需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公共道德的重建。通过对共同体理论相关文献的谱系化梳理，对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与共同体形成的关系分析，研究发现：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国家公园制度与共同体样态存在三组关系，即：（1）面向“权利公平”的国家公园制度与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此亦为欧陆、新大陆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公园初创期的基本伦理出发点；（2）面向“形态之治”的国家公园制度与局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如北美和非洲国家公园的地方生态保护组织、社区组织的发展；（3）面向“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制度与脱域性的真正共同体实践，指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深度情感联结和脱域共同体形成的理想阶段。中国推进共同体建构导向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亟需突破三个关键点：一是为国家公园共同体的建设确立法律基础，二是为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确定共同利益基础，三是为真正共同体创造多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最终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基于共同体理论的中国方案。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

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但中国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且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塑建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命题与时代任务。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在简要分析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主题变化轨迹的基础上，从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性、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及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热点问题出发，系统梳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并针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新要求，构建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点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及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中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是我国国家公园的主要管理目标之一。本文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生态系统破碎化管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依然存在自然生境的空间整合不够、主要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覆盖不够、内部生境斑块之间连通性不佳、过度的人类活动干扰生态过程等问题。技术支撑不够、地方政府难以突破行政区域约束、央地关系不协调、地方人口布局和经济发展限制等是制约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的主要因素。建议技术层面要强化科研投入,制度层面要赋予国家公园管理局跨区域统筹管理的权限,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采取多元化的土地统筹机制,灵活协调生态修复与社区发展,使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最大程度地得到保障。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社区居民与游客对国家公园的认知与态度分析——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的基本理念初步形成共识,但民众对国家公园的了解情况和认知态度仍需探索。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国家公园复杂"人地关系"上具代表性,在权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上又具有典型性。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单位为案例,实地调查社区居民与游客对国家公园的认知与态度。结果得知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知程度为"国家主导与永续利用"最高;而游客对于"国家公园的主导和保护自然"认知程度最高。要提高民众对国家公园正向的态度,管理机构要加强宣传教育、环境教育的功能与成效。唯有让民众了解国家公园是国家重要遗产也是亟须保护之地,并在有效管理与运营下,带动周边的保护与绿色发展,才能让国家公园得到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公园为国家所有、全民共享的目标。     

自然遗产地国家公园模式发展的影响因素与空间扩散

以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公共游憩为基本目标的国家公园模式被视为一种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融合互促的成熟模式。文章探讨国家公园模式在全球的空间扩散过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公益化价值取向是国家公园模式发展的主要动力;②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反而会造成国家公园供给空间的缩小;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环境关注度和旅游发展水平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公园的发育与环境关注度不相关,与旅游发展水平呈负相关;④国家公园模式呈全球扩散趋势,空间重心的转移受国家宏观政治背景、 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     

海洋国家公园建设优先区研究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海洋国家公园选划研究是加速海洋保护区建设创新,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构筑国家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本文以海洋生态优先区、海洋保护区及海洋生态红线为选划基础,综合考虑生态系统国家代表性、原真性、完整性、传统文化价值等因素,通过多次专家讨论、逐步筛选出24个海洋国家公园建设的优先区,包括海岛、海湾、草滩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类型。研究结果可为全国国家公园总体布局规划、中央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在建设国家公园体制下加强自然保护区综合管理

我国自然保护区经过60年的建设和管理,在维持生态服务功能、保护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典型生态系统及珍贵自然遗迹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与其他类型保护地之间界线不清、多头管理、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为此,建议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契机下,通过明确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建立统一规范管理体制和资金保障长效机制、科学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关系,进一步提高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效能。     

论国家公园模式在生态旅游区开发管理中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逐渐为旅游者和旅游从业者所广泛认同。但是，在生态旅游区的开发中，尤其是在以国家公园模式为主对生态旅游的开发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西部生态旅游区的资源特点和现行的国家公园模式中生态旅游的开发管理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开发模式的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总结。     

英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家公园的建设对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而英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制度。梳理并探析其先进经验,能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青海省生态旅游法律保障问题探析——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为了打造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省充分发挥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政策的支持等优势。然而,一些地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环境承载力,环境保护与生态旅游发展之间存在着平衡性的矛盾,同时,缺乏生态文旅相关法律保障。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为例,对生态旅游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文章探讨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与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试图找到国家公园试点成功的路径。通过这些努力,旨在推动“大美青海,生态旅游”品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为全国的生态旅游发展树立可复制的典范。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研究——以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目标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存在难点:在土地权属大多不属于政府、试点区内原住民众多的情况下,须获得有效管理权并保障保护和实现公益功能必须的资金供给.基于对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管理等方面典型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条以在空间上细化保护需求为特点的保护地空间分区管制技术路线:以“生态系统服务”衡量国家公园这种保护地类型如何实现“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提出对重点保护对象状态进行空间等级划分,在具体的空间小区制定保护需求清单,并配套环境地役权制度以使空间细化管制能落地.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国家公园的空间规划、功能分区及对应的管理制度设计.     

国外大尺度生态廊道保护进展与秦岭国家公园建设

大型山脉在其走向上往往是生物扩散和分布的天然廊道。然而,由于人类干扰引起的生境碎片化,山地廊道的连通性已大为降低。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当前或过去的自然保护措施往往规模太小,无法维持许多物种的长期生存及其所依赖的生态过程。因而,山地廊道的连通性保护日益受到关注,大尺度生态廊道被认为是长远意义上保护气候变化下生物多样性的最优策略。综述连通性保护和生态廊道的概念、发展历程及国外大尺度生态廊道建设实践的经验,并从连通性保护的角度对秦岭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强调大尺度的连通性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对于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的长远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活动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有助于国家公园规范保护和利用行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InVEST模型、广义相加模型等方法,探究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固存、生境质量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并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减弱,整体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土壤保持量、碳固存量、生境质量均呈增加趋势,大致呈西低东高的分布格局,但水源涵养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并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在整个研究期间变化显著。（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碳固存、土壤保持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建议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以及相关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根据人类活动强度,精准实施分区管控、提高保护的有效性。     

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动因、经验及启示

美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如何处理上下左右里外的关系、如何实现跨行政区的整合、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形成保护的合力等方面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缺少借鉴价值。与我国政治体制相似、而最初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美国相似的法国国家公园,在现实中遇到诸多问题后于2006年开始改革,十年改革基本功成,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其与中国问题相关的经验可总结为三方面:一是形成利益共同体才可能形成生态共同体,没有绿色发展就没有国家公园;二是上下左右里外结合的治理结构才可能兼顾各方需求,才可能形成保护的合力、创造周边有利保护的大环境;三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需要技术路线和完整体系。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若借鉴其空间上的加盟区、体制上的多方治理模式和绿色发展上的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等,有望针对性地解决上述操作层面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