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角下国家公园原住居民就业问题研究——基于神农架国家公园实地调研

国家公园的建设不仅是对公园内部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周边居民的管理,而实现有效管理首先要保障民众的物质利益。实现居民的充分就业是保障居民物质需求最有效的途径,如何在坚持生态环球保护的前提下实现当地居民的充分就业是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基于神农架国家公园实地调研的问卷和访谈结果,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从政府和民众双重角度下分析了阻碍原住居民就业的现存问题,建议在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采取加强对内合作、吸引外部投资、积极引入培训、开发新型项目等措施,以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的就业现状,更好地实现神农架地区经济利益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该研究可为国家公园如何促进生态文明与居民就业并行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特许经营管理及其启示

特许经营在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源于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对保护自然及文化资源和提供可持续游憩的双重要求。目前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419处国家公园单位中,有105处开展特许经营活动,特许经营合同数量约500份。在功能定位方面,美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活动是其访客商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国家公园访客提供相对规模较大、设施需求较多、生态影响可能较大的服务;在管理模式方面,特许经营活动依据法律法规对内容和流程进行严格管理;在实施效果方面,特许经营涵盖类型广泛、产生了诸多收益,并有效控制了生态影响。本文以德纳里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为例对特许经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目标、策略、选择、监管四个层面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出建议。     

从局域到脱域：国家公园共同体理论思辨及其政策启示

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时代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公共道德意识不足等问题的破解亟需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公共道德的重建。通过对共同体理论相关文献的谱系化梳理，对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与共同体形成的关系分析，研究发现：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国家公园制度与共同体样态存在三组关系，即：（1）面向“权利公平”的国家公园制度与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此亦为欧陆、新大陆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公园初创期的基本伦理出发点；（2）面向“形态之治”的国家公园制度与局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如北美和非洲国家公园的地方生态保护组织、社区组织的发展；（3）面向“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制度与脱域性的真正共同体实践，指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深度情感联结和脱域共同体形成的理想阶段。中国推进共同体建构导向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亟需突破三个关键点：一是为国家公园共同体的建设确立法律基础，二是为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确定共同利益基础，三是为真正共同体创造多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最终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基于共同体理论的中国方案。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

国家公园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资源的自然生态区域,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国土生态安全保障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论文基于国际经验、国家公园功能和政策内涵,依据国家公园主导定位和生态系统服务理念,构建了包含6个关键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包括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原真性、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价值与人文遗产价值,分别进行单一要素层评价和多指标空间叠加分析,再结合中国生态地理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省级行政区管理等因素进行比对和范围遴选提取,初步确定了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潜在区域。结果表明,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原真性的高值集聚区域具有趋同性,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的区域,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也较高,原真性保存较好。中国三大阶梯与自然地理区域的叠加分布特征明显,东西部潜在区域的面积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的空间连续性较强,潜在区域的跨界性较为明显。初步遴选出55处未来可以重点考虑建设的陆地型国家公园潜在区域。研究可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合理布局提供方法参考和理论借鉴。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探索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正>紧随中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的步伐，陆金所控股有限公司以实际行动响应“社会资本加入国家公园建立与发展”等倡议，发起“平安守护者行动-国家公园”公益项目，探索支持全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及周边乡村可持续发展，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该项目成功落地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市局，实现支持100位生态守护者，守护1000个动植物物种，守望10000平方公里土地，移植50000株树苗，修复超604亩大熊猫栖息地。     

美国国家公园路百年发展历程及借鉴

国家公园路是美国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与国家公园融为一体,是国家公园的特色和品牌形象。国家公园路不仅是国家公园的重要交通方式,其本身就是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目的地。对于游客来说,在国家公园路上行驶就是游览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路的发展体现了道路工程与美学、哲学、游憩、生态等多学科的融合,促进了道路从单一交通功能向游憩、景观、文化和保护等复合功能转变,突出地展示了绚丽的景观和充满想象的工程线形,也展示了在保护无价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如何提供多元化的游憩机会,以实现环境保护与游客公众之间的平衡。本文从相关概念、发展背景、建设理念、发展举措、管理体制、资金资助、建设实践等方面,对百余年来美国国家公园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解析,对发展经验启示进行总结,以期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公园路发展规律,并由此提出了中国国家公园路发展之借鉴。这些研究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路,以及旅游风景道及旅游公路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后脱贫时期可持续生计研究展望

在"后脱贫时代",规避返贫风险、实现持续稳定脱贫将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逻辑延续,更是促进乡村长期振兴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新的情势下也迫切需要做出系统总结与展望.本文在整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关联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研究在返贫治理中的主要角色与突出贡献,归纳总结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并提出未来亟需完善补充的重点领域.研究发现:(1)贫困格局的转变从客观上要求可持续生计分析由贫困治理转向返贫治理,在返贫治理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减少农户返贫、实现稳定脱贫;(2)在有关可持续生计的当前研究中,存在生计策略转型与优化、生计恢复力系统研究、生计脆弱性与返贫关系、生计系统?—?资源利用的耦合关系等尚未清晰的问题仍需重点关注.为进一步阐明可持续生计研究在规避返贫风险、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国家宏观战略方针,明确前向和后向研究主题,本文认为:在后脱贫时代,可持续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构建返贫风险规避与生计干预机制、生计脆弱性的时空差异与动态演变、生计系统中恢复力的认知能力和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机理等,从而为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提供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国外经验对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启示

国家公园概念引入中国后,产生了不同理解,准确认识国家公园,对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外国家公园发展完善的历程、优点进行了介绍,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契机,完善我国的保护区体系;整合现有保护区,建立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等建议。     

海洋国家公园建设优先区研究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海洋国家公园选划研究是加速海洋保护区建设创新,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构筑国家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本文以海洋生态优先区、海洋保护区及海洋生态红线为选划基础,综合考虑生态系统国家代表性、原真性、完整性、传统文化价值等因素,通过多次专家讨论、逐步筛选出24个海洋国家公园建设的优先区,包括海岛、海湾、草滩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类型。研究结果可为全国国家公园总体布局规划、中央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文化服务价值评价水

本文在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的基础上,对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对当地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并使用支付卡法得到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而通过总体支付意愿均值估计得到青海省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生态旅游与游憩以及审美)价值。通过对几类价值的分析,建议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应注重体现祁连山特色开发,在管理中应侧重提升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风光的美学价值,将其建设成可复制、可借鉴的国家公园示范区和生态文化的示范点,并加强对美学服务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变化及其调控

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指向下出现新的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皖南川藏线沿线旅游利益相关者深入访谈以及网络文本数据分析发现,廊道旅游地面临跨区域综合整治、生态约束趋紧、消费持续升级、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冲击等新的脆弱性挑战,亟待有效的调控措施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基于此,融入新木桶理论,探索廊道作为支点带动更多域内农户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生计新框架体系。廊道因更大空间延展、更广人员参与、更长消费链供给具有更大的辐射域,通过挖掘农户自身及旅游地双重尺度的生计长板,构建更大的旅游地生计命运共“桶”体。应对脆弱性变化,通过夯实支点、挖掘长板、坚实底板、强化桶箍、激发铆钉,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分享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随着廊道空间和品牌延伸,旅游地自然资本的潜力将被进一步释放,更多农户得到参与分享的机会。新木桶的整合思维为其他类型旅游地寻找可持续发展“支点”提供有益借鉴,“人”和“地”双重尺度的新木桶调控措施为旅游地可持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以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边界是平衡生态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界线,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作为国家公园综合规划和科学管理的先决条件,关乎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理论分析,结合对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人口与城镇化发展及区域特质等关联因素的综合考虑,提出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模型方法,并以拟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在“斑块—阻力面—廊道”研究范式基础上,将原保护地基础与代表性景观纳入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并建立基于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方法模型,可以弥补以往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导向单一等不足;(2)识别林芝市生态斑块10块,关键廊道5条,辅助廊道11条,在此基础上进行原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分析,结合水体、山脉、行政边界等确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国家公园基础边界,面积为1.12万km²;(3)在上述范围基础上叠加人口与城镇化、景观资源点及边防管控分析,可以划定基于协同发展和领土主权导向的国家公园边界,面积分别为1.63万km²和3.73万km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及绿色发展思路——以长岛国家公园为例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是国家公园体制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但这类国家公园内外界线难分、保护对象具有移动性和不可见性，管理困难且成本高，涉及有人居住较大规模海岛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还具有内外空间互联、资源互补、生态互通的特征，其空间是“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兼具的，这样的区域只靠严防死守是难以管理好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出路。作为全国目前条件最好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创建区，长岛既是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在保护与发展上特殊性的代表，也具有把握特殊性实现绿色发展的优势。在分析长岛国家公园产业发展现状、转型升级发展难点并总结其推动绿色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基于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提出了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的绿色发展思路和长岛国家公园的具体措施。     

自然保护地社区的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

基于全球自然保护话语中的“保护兼容性”理念及其指导下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与实践,以具有“保护兼容性”这一核心语料的自然保护案例、规划和管理政策文献为基础,重新审视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从大量实证研究中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保护兼容性生计是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们以一定的土地利用为主导或基础开展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与生产经营等谋生方式。研究提出尊重社区私利来实现保护公益的生计实现流程,并以生计总体模式解析如通过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与价值实现推动自然保护地社区形成公平和可持续的生计。研究指出：保护兼容性生计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社区形成与保护互惠的自力更生发展路径,需要顺应保护发展趋势扩展其空间适用范围和具体实现方式,并对其成效进行追踪和评估。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