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审慎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成为重要的实践和学术问题。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旅游发展东南热、西北冷,形成京津和长三角两大热点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地理分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是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因素不同：景区依附型为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为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为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乡村旅游并不是普适道路,资源赋存决定不同的旅游发展路径,并需要不同的隐性外源因素支持方能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旅游循环经济视角下景区垃圾处理的新模式

作为旅游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物之一,景区垃圾主要来源于旅游者、旅游服务企业、生物新陈代谢、建设项目、办公等方面。景区垃圾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当会影响游客体验、损害旅游形象、危害人身健康、威胁旅游安全、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但若处理得当会变成宝贵的财富。旅游循环经济对景区垃圾处理提出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要求。生态综合处理模式是在综合焚烧法、填埋法、堆肥法等传统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适合旅游循环经济要求的景区垃圾处理的新模式,不仅解决景区垃圾的出路问题,而且再造的景观具有美化环境的作用,还可以培育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中国旅游足迹家族研究进展

作为定量评估的有效工具,旅游足迹方法在考察旅游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研究的尺度、方法、内容等角度对中国旅游足迹家族（主要成员包括旅游生态足迹、旅游碳足迹和旅游水足迹等）相关代表性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旅游足迹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比较旅游足迹家族成员之间的异同,分析旅游足迹方法的比较优势,剖析当前旅游足迹研究存在的不足,同时结合国际旅游足迹研究最新动向对完善中国旅游足迹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旅游足迹研究以及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敬畏感与自豪感对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驱动机制

在我国大力推进文明旅游示范区和示范单位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引导和培育红色旅游景区游客的文明旅游行为,对于推动新时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和实现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规范激活理论、敬畏原型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统筹考虑红色精神弘扬和红色文化传承功能,构建纳入敬畏感和自豪感情感因素的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理论分析框架,选择我国红色旅游代表性景区台儿庄古城、岳麓山、陆军讲武堂旧址等作为案例调研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促进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关键因素、作用机制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情景中,后果意识、责任归属、道德规范与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之间的假设关系得到了验证。（2）敬畏感通过道德规范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游客体验到的敬畏感越多,则感受到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道德责任越多,且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自豪感对道德规范和文明旅游行为意向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在红色旅游景区体验到的自豪感未能在促进游客文明道德责任提升和实施文明旅游行为中发挥作用。（3）景区知名度负向调节道德规范与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关系,景区知名度较高时,道德规范对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较小。因此,应增强游客对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后果认知,提升游客负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营造红色旅游的庄严氛围,激发游客的敬畏感,高度重视知名红色旅游景区的文明示范和引领,以期为我国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玉龙雪山牦牛坪高山草甸的干扰格局分析

近几年玉龙雪山生态旅游热升温,对该区域生态环境和植被资源的影响日趋显著,研究该区域高山草甸所受干扰对制定该区域的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对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明晰人类活动对玉龙雪山高山草甸的影响,选取该区域典型高山草甸分布区域作为研究区,分析其草甸退化格局,通过干扰强度模型量化研究区的干扰格局,并利用方差分解确定不同干扰对高山草甸退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放牧干扰主要集中在牲畜饮水点附近,旅游干扰更多作用于景区观景台和寺庙附近,干扰活动分布与路径体系相吻合,游径布设和游客行为扩散模式决定了旅游干扰的格局;（2）草甸退化程度随干扰程度的增加而升高,干扰强度最大的区域与草甸的重度退化区域重合;（3）总体上旅游较放牧对草甸退化的贡献作用更大,但存在空间差异。在玉龙雪山牦牛坪景区,旅游干扰已逐渐取代放牧干扰成为主要干扰因素,且路径体系与旅游干扰格局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对草甸退化格局的影响在逐渐增加。综上,建议选取使用率高的非正式路径修建为正式路径,保护和恢复分布在使用率低的非正式路径旁的植被和土壤,以降低旅游干扰对高山草甸的影响。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基于L-R-D视角下长三角地区民宿旅游集聚区的发展模式

大众休闲时代下,民宿旅游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盘活旅游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的新动能。而作为产业集聚的特殊类型和表现方式,民宿旅游集聚区是衡量区域民宿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对其学术关注明显不足。通过对依托区位（L-Location）、核心旅游资源（R-Resource）、主要动力（D-Dynamic）三要素的内涵提炼,构建民宿旅游集聚发展的L-R-D理论视角,并以民宿发展在全国具有引领作用的长三角地区为案例地进行验证,重点分析了城市景区市场主导型、城郊休闲度假市场主导型、乡村古村落政府主导型、乡村养老市场主导型和乡村景区市场主导型五种典型发展模式,为民宿旅游集聚区提质增效与整合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和科学参考。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旅游活动对风景区地被植物-土壤环境影响的初步研究

以安徽采石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旅游活动对风景区地被植物-土壤环境影响模型,观察分析旅游活动对地被植物、土壤的外部形态,种群的高度、丰度、密度,土壤理化性状等影响；引入风景区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概念,据此提出风景区生态环境管理对策     

庐山风景名胜旅游地生活废弃物生态足迹分析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庐山风景名胜区面临着人口激增和环境破坏的双重压力,如何测量旅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系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结合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计算了2003年庐山风景名胜区生活废弃物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1)生活废弃物人均生态足迹为0.0117751hm2,其中CO2排放的生态足迹占总量的98.20%,而污水、粪便、固体垃圾和废弃物处理设施的生态足迹很小,仅占1.80%;(2)CO2排放量为68684.99t,其中旅游交通的贡献率为55.61%,旅游住宿的贡献率为36.26%,游客和居民的贡献率为8.13%;(3)居民废弃物排放量大于游客排放量,CO2和粪便排放量是游客的2.4倍,垃圾产生量是游客的1.32倍,污水排放量是游客的1.18倍;(4)生活废弃物对风景区、九江市以及九江市以外区域的生态影响分别为45.40%、2.78%和51.82%;(5)风景区生态效用为0.5451kgCO2/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水平;(6)九寨沟、黄山和庐山生活废弃物生态足迹数据表明,旅游交通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最深远,因此改变交通方式或使用环保旅游观光车是减少旅游地生活废弃物生态足迹的重要途径。     

黄山风景区旅游水供需系统安全及动态调控研究

山岳型风景区由于其独特的地形地貌条件,工程性供水难度大,随着区内床位数和游客量的不断增加,水供需矛盾更为突出,成为山岳型风景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黄山风景区尤具代表性。论文通过典型年分析法,对黄山风景区各月各供水片区的水供需系统进行深入分析,认为:①黄山风景区总体上供水量不足,缺水态势明显,且存在时间、空间、丰枯水期等方面的矛盾;②建立水供需动态调控模型,通过水库和引提水工程调节供水是改善黄山风景区供水短缺的重要途径;③通过现有各分片水库的调节和五里桥水库提水上山,可分别解决目前和中期供水问题,远期若建立钓桥水库,形成全山供水连片,可达到远期水供需平衡。     

线型旅游体验空间：风景道的体验性逻理嬗变

在体验视角下,风景道不仅只是旅游系统中的旅游过境地或旅游通道,旅游者逐渐将体验特色风景道作为出游动机,同时也折射出旅游产业要素在沿线空间范围上的流向扩散。在将“在路上”这一旅游体验作为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动机,使传统意义上仅以交通功能承载旅游流的风景道转向为旅游者体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并将其整体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衍生形态,不仅可以串联各自区隔的旅游空间,还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的有效支撑,同时也符合全域旅游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对风景道作为新型线性体验空间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阐述这种旅游目的地衍生形态的理论解析,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案例对其特点特征进行总结。以安徽南部京台高速铜黄段为例,探讨打造该区域的必然性与重要性,提出线型旅游体验空间构建内容,并总结发展内涵上的差异性。线型旅游体验空间的提出,在理论上深化拓展了现有关于风景道的旅游研究,为现实中旅游目的地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中国A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

以A级景点为例,基于GIS 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K指数、热点聚类等方法分析中国2 424 个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中国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A级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所有景点的平均可达时间为125.88 min,60%的景点可达时间在90 min 以内;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景点的县域可达性呈强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县域尺度为例

国内旅游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载体。加强国内旅游时空格局演化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助推国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例,分析县域尺度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总体格局呈现出以南京市区、苏州市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两阶段增长率较快的县域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江苏省县域单元国内旅游人数保持着稳定的冷热点格局,热点区域主要聚集在苏南地区,冷点区域则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GDP是江苏省国内旅游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公路里程影响较小,人口数、A级景点影响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庐山旅游景区环境保护浅析

庐山风景秀美、人文历史丰富,伴随着庐山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庐山环境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访谈等方式了解游客关于庐山旅游景区环境的看法,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水、空气、固体垃圾的污染现状,提出了改善庐山旅游环境质量的举措,将为庐山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旅游景区(点)系统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及演化特征——以四川省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为例,借用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测算方法分析旅游景区(点)系统的空间分形特征,用位序-规模双对数拟合方法研究旅游流的规模分布规律,得到以下结论:①旅游景区(点)系统分形是演化的分形,分形结构是逐步进化而来的。1980年以前,四川省旅游景区(点)的空间分布尚未发育分形结构,直至1990年,分形结构才逐渐形成;②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与旅游流流量规模分布的分形演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过程有不同步性;③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平台,但并不意味着旅游流的规模分布就一定会发育成理想的分形结构,还需要对相关要素进行调控,才能使旅游流的规模分布也具有分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