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稻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行为实证分析 ——基于江西省36县(市)346份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36县346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其适应行为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文化程度、与村民交流频率、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距离市场远近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而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可借款人数、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农户采用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政策建议。     

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关注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农民家庭的持久脱贫及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在对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倍差法、OLS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耕地转出行为的发生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在帮助部分农户抵御收入风险上起到了积极作用;（2）耕地转出规模的扩大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状况;（3）控制变量也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和家庭住房净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健康状况、现金和存款数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4）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东、中和东北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农户的减贫作用并不明显。     

养殖户气候适应性行为对提高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气候变化给当前中国农业生产转型带来严峻挑战,从效率视角分析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养殖户气候适应性行为与养殖业生产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基于中国五省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与选择纠偏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electivity-corrected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 model）相结合的实证思路,分析养殖户气候适应性行为对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养殖户气候适应性行为能够提高养殖业生产效率,纠正可观测因素与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选择性偏差后,适应组养殖户平均养殖业生产效率为0.618,未适应组养殖户的平均养殖业生产效率为0.551。（2）若未考虑选择性偏差,养殖户适应性行为对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将会错估。研究成果可为推进政府制定农户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与推动农业生产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论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农区、 半农半牧区、 纯牧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及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替代生计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①在替代生计的选择上,纯牧区农户主要选择特色产品加工、 做生意、 现代畜牧业,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选择做生意、 外出打工和旅游服务业;②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生计路径依赖性、 区域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③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 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 户主的学历和年龄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的选择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山东省两市的农户调查

文章建立农户理论模型与回归模型,并基于山东省两个县级市——平度市与高密市282份农户问卷,对两市农户耕地中种植速生林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调查区80%以上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其占用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3.9 个百分点;②地块面积越大,农户将此地块转种速生林的几率越低;③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耕地质量与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关系不显著,说明速生林种植技术要求较低,普通耕地质量就可以满足速生林的种植需求,这也是调查区超过80%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的主要原因之一;④农户种植速生林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非农工资收入的家庭,更倾向于种植速生林,而地块破碎、耕作距离较远会增加传统农业的总劳动投入量与强度,导致农户种植速生林;⑤邻地是否种植速生林对农户的速生林种植决策影响明显,说明速生林对耕地的胁迫效应严重。从保护基本农田的角度,需要避免新的速生林种植现象出现,重点针对常年举家外出的农户与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户;政府亦应在推动土地向种粮农户流转方面作深入工作。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619户种粮大户数据,运用博弈模型逻辑和Logistic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种稻收益、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农业劳动力人数、易洪易涝面积比重及村庄双季稻种植比重等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兄弟姐妹个数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负影响,而户主年龄、文化程度、经营规模、区域类型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不同草地资源水平牧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偏差途径

人群感知是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形成的重要信息基础,基于对中国北方草地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沙地、农牧交错带等地区1292个牧户的问卷访谈,分2轮调查研究了不同草地类型地区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气候实值比较分析,并研究了牧民气候变化感知的偏差途径,结果表明:1980~2009年间研究区温度变化倾向率为0.63℃/10a(P0.05);温度较强的趋势性与牧民对其感知的分歧存在偏差,降水无明显变化与不同地区牧民感知明确的趋势性判断存在偏差;受草场变化等环境信息的传导是气候变化感知偏差形成的重要原因,其中,降水感知与环境感知之间具有较强的关系,存在明显的传导过程,而温度感知的传导性不明显;通过Probit模型分析显示,气候变化传导感知与否主要与牧户距离行政中心距离、户主年龄、教育背景、载畜水平、草畜资源等因素有关.     

三工河流域油料作物的农户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stic模型和240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论文以新疆三工河流域27个行政村(连队)2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农户种植油料作物意愿和各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从家庭特征因素、 资源禀赋因素、 家庭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四大方面分析了农户对油料作物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总人口、 对农业技术服务的态度与农户的种植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且对农业技术服务的态度标准化系数更大,影响更显著;常年从事农业劳动人数、 户主文化水平和地块位置与之呈反相关关系,且户主文化水平的标准化系数更大,影响更显著。但是反映土地投入、 种地收入以及人均收入没有通过检验,不能得出这几个变量与农户种植油料作物意愿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探讨了兵地差异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及研究展望。     

海岛养殖户台风灾害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水产养殖是保障粮食安全、提升适应力需要关注的关键部门之一。农户层面的灾害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增强养殖户灾害适应能力,确保养殖户生计安全、海岛可持续发展和渔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海岛水产养殖户调查数据对养殖户灾害全过程适应性行为进行研究,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较多地采用无悔反应和低悔战术,很少采用预先应对策略、更容易的早期策略以及未来获益策略使得大多数养殖户适应行为的成效不太显著。（2）同一因素对养殖户选择的多种适应策略有正负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不同适应策略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互补和替代效应。（3）年龄、家庭劳动力、5年遭灾次数是养殖户适应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投入、健康状况、灾害感知强度、收入、教育程度、社会资本都对养殖户采取的适应行为有显著影响。（4）海岛地区养殖户灾害适应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向具有特殊性。研究识别了海岛养殖户台风灾害适应行为的关键影响因子和薄弱环节,结论可为政府和养殖户灾害适应策略的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农户沼肥还田决策行为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论文基于江苏省淮安市和连云港市沼气池使用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考察农户沼肥还田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产出供给方程评价农户沼肥还田决策行为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沼气池使用天数越多、户主年龄越小、户主是村干部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及人均承包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沼肥还田,而家庭总资产较少或较多的农户都不愿意选择沼肥还田。控制其他条件,农户沼肥还田可能性每增加1%,单位面积农地产值提高0.07%（10.81 元/hm²）,若研究区域沼气池使用户全部选择沼肥还田,单位面积农地产值将提高356.55元/hm²,具有一定的经济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的稳健性分析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目前中国沼肥还田率总体不高且没有规范的沼肥还田管理项目,进而提出鼓励沼气池使用户充分利用沼气池,提高农户沼肥还田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农户有限理性土地利用行为决策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

利用有限理性理论与方法进行行为决策研究已成为多样化决策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微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中农户有限理性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对于揭示农户土地利用驱动因子、调整农户决策行为与优化农业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通过构建农户效应收益模型,利用2009—2011年农户调查数据揭示理性最优决策与农户实际决策之间的差异性;利用体现农户行为满意度的Probit模型分析有限理性决策的影响因素。结论为:①高西沟村农户理性最优决策与实际决策差异性较大,说明农户在实践中采用有限理性进行土地利用生产;②构建Probit模型模拟农户满意度决策行为态度,选取的4类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农户决策的影响因子。其中,农业收入回归系数为0.78、反映相对经济地位下降变量0.41、退耕面积-0.42、耕地面积-0.62、打工收入-0.34、性别0.48、劳动力0.31,均处于显著相关水平。各变量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测和实际调查结果相符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苏北沿海地区农户耕地利用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长三角区域欠发达地区乡村耕地资源利用呈现新特征,从主体角度开展该区域耕地资源利用研究对乡村治理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江苏盐城和南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向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苏北沿海地区不同耕地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愿主要直接受到农户户主个人及家庭特征和耕地资源禀赋特征两个因素影响,政策认知以及技术与资金使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且程度较弱。苏北沿海地区乡村治理过程中亟需进一步开展农户分类管理与引导,促进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加强农户技能与政策培训,探索农业服务新模式,促进耕地资源精准管理、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目标实现。     

区域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农户行为响应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以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村庄及农户调查为例

在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各自选择了2个村的基础上,运用对24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数量经济模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下的农户行为对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农业土地利用正在逐步由传统的大田作物向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地类转化;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进了这一转化;同时,农户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政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最后从区域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物权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及积极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农户对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模式的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山核桃作为一种非木质林产品,其经营模式选择对山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论文以浙江省临安市和淳安县为案例,基于山核桃经营模式与可能影响因素分析,根据121户农户调查和9组参与式小组访谈信息,就农户对经营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定量分析影响经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和教育年限分别在5%和1%水平上对"是否愿意改变现有山核桃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而户主的年龄和性别、地域变量在5%水平上对"是否愿意采用山核桃生态化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议:①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生态化经营模式;②非木质林产品的生态化经营需要政府、科技人员和农民的多方参与;③生态化经营具体模式设计应综合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价值感知抑或政策驱动?

在黑土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利用吉林省黑土区680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价值感知和政策工具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及内在逻辑。研究表明：价值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而政策工具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的驱动作用有限,但政策工具通过其调节作用能够增强利益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同时弱化风险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加了价值感知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进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户价值感知的内在激励作用,强化政策工具的外在驱动力,把握政策工具对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对推进农户参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南方稻区季节性干旱农户适应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气候异常给我国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大范围持续性干旱成为农业生产的最严重威胁,特别是近年来南方稻区季节性干旱问题日趋严重,已严重危害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因此,如何适应季节性干旱已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适应季节性干旱行为选择如何,其影响因素有哪些?此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科学减灾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论文利用南方稻区江西省41个县755份农户调查样本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上分析了季节性干旱农户适应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结果表明：面对季节性干旱时,68.6%的农户会采取相应的适应行为,并且补种（苗）、改种其他作物、调整播种和收获日期是农户最优先考虑采用的适应措施,而资金和劳力是农户采取适应行为措施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利用Probit回归模型、Poisson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季节性干旱农户适应行为措施选择、采用规模和采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社区资本、干旱发生频率、防灾信息的可获性等因素对农户适应行为采用意愿、规模和强度有正向影响,而所在村距最近公路远近和所处的地形特征对农户适应行为采用意愿、规模和强度有负向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丰富社区资本、加强农户防灾信息可获性以及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以促进农户采纳适应措施的积极性。     

轮作休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河北、甘肃、云南三省为例

近年来,中国耕地的不合理利用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为此国家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这一重要举措。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归纳总结农户休耕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准确掌握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对进一步推动国家轮作休耕政策、现代化发展和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利用河北、甘肃、云南三省六县1542户农户家庭的相关调研数据,对农户休耕、劳动力转移等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农户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农户休耕比例与户均休耕面积存在差异,且休耕比例与户均休耕面积大小均为甘肃省云南省河北省。(2)研究区内有62.97%的家庭存在劳动力转移现象,且休耕农户劳动力转移数量远超未休耕农户。(3)核心变量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农户家庭总人口、户主性别、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医疗支出、住宅距公路距离和劳均工资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抚养比则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Agent建模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模拟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以Agent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模型框架为基础,选择政策、市场、Agent自身及与其它Agent相互作用、土壤肥沃程度等因素作为Agent对环境认识的基础,结合环境反馈值,初步构建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模型,这对于从微观主体层面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采用农户Agent强化学习模型,模拟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得出以下3个结论：①经过对Agent强化学习模型的检验和验证（按面积统计误差率为5.5%）,认为该模型较适合于微观层面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研究;②该模型可定量表达政策、市场、农户自身及与其他农户相互作用等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的影响;③与离散函数的土地利用决策相比,应用连续函数表达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比较符合实际农户决策状况（农户最终决策中玉米、蔬菜和其它作物的决策值分别为0.3233、0.4035和0.2732）。同时,在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①模型在实现农户决策的空间位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还存在决策位置失误的问题,函待进一步的研究;②对于影响农户决策的自然因素,探讨定量化表达其对农户影响作用,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