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构建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对广东省韶关市人口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人口城镇化率与生态环境综合得分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并不是韶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负影响。因此,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对韶关市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与驱动机制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在城镇化科学释义的基础上,基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四维一体的研究视角,综合构建了吉林省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空分析方法,对2000—2014年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发展速度迅猛,驱动着吉林省城镇化的发展,但土地城镇化强调了土地的规模扩张,缺少土地利用效率的内涵增长。同时,经济城镇化仍为工业化驱动,内生动力发展不足。(2)理想的城镇化之路应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而吉林省城镇化之路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吉林省推进的仍是一条粗放外延式的城镇化发展道路。(3)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用地条件以及交通条件是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机制,由此产生了城镇化非均衡发展现象,对吉林省城镇化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土地财政”对城镇化的影响及相关问题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以武汉市为例,通过Granger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土地财政对城镇化面积与人口的正向推动作用,同时对土地财政对城镇化发展的负效用包括农民利益受损进行了分析。结合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尝试着对未来武汉市土地财政改革提出建议。     

基于TOPSIS模型的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研究

讨论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认为乡村旅游是乡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旅游的有效助力。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水平是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作为实践乡村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路径,在其自身遵从旅游业基本发展规律的同时,有效推进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能力与程度。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的概念,构建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OPSIS法构建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测算模型,并以江苏省句容市的白兔、后白两镇为案例进行了实证评价和分析。     

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机理、过程及效应研究

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论分析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机理和耦合过程,并从空间效应、人口效应、生态效应和服务效应等角度分析了两大系统的耦合效应,提出了城市旅游化模式、旅游小镇模式、旅游社区模式和旅游综合体模式等四种不同的开发模式。     

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淮河流域3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人口、经济、生活和环境四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其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淮河流域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即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空间溢出促进周边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决定其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对其影响极大.     

连片特困地区物流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为分析连片特困地区物流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构建城镇化水平评估体系,采用熵权法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估,构建物流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建立城镇化与物流经济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耦合模型,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山区的56个县为例,深入分析连片特困地区物流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空间上,滇西边境山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由中部的芒市、隆阳区、施甸县和祥云县等向外围逐渐降低,与研究区域的人口、土地和社会的城镇化空间分异特征大体吻合,经济城镇化水平呈现波动状态,由西北部向东南递减。(2)公路通车里程在人口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土地城镇化受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系数为0. 0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货物运输总量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显著,系数分别为0. 008和0. 007,对社会城镇化有明显的正效应;货物运输总量在经济城镇化中的回归系数为0. 017,相关性较强。(3)滇西边境山区物流经济与城镇化的空间耦合程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区域差异显著,整体空间协调程度呈现中部高外围低的态势。     

宽甸满族自治县生态文明建设措施及成效

生态文明是在生态自然平衡基础上,强调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协调发展的文明。介绍了宽甸满族自治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该县紧紧围绕"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战略,努力打造辽宁生态旅游示范区,实现了生态建设与产业调整、环境保护与经济振兴的共同发展。     

农民旅游市场开发初探——以辽宁省为例

辽宁农民不论从经济结构还是人口结构上看,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开发辽宁农民旅游市场,对刺激省内消费、全面发展旅游业意义重大,但地区差异、思想意识、旅游企业的服务质量等方面都大大制约了辽宁农民外出旅游。通过分析,提出了该旅游市场良性开发的若干建议:旅游部门与企业提高认识和服务质量;强化农村旅游市场的宣传力度;大力发展短途旅游;农民旅游线路“量体裁衣”等。     

观点

城镇居住人口已然超过50％。中国的城镇化已从城乡分割的二元型社会进入到了城乡一体,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如今超过7．1亿人生活在中国的城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城镇聚集,城镇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力量。如何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     

基于多维视角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跨区域生态风险评价

城市群生态风险评价揭示了其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损害性影响,对开展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保障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生态风险受到多源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为把握新型城镇化的生态安全理念,以西部干旱区呼包鄂榆城市群为研究区,从自然景观格局、碳排放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3个维度构建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分析了多维视角的呼包鄂榆城市群生态风险大小及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呼包鄂榆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主要以中低风险区为主;研究区碳排放生态风险整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趋势,且碳排放生态风险严峻区域与研究区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风险强度值分别为0.489 3和0.519 1,各城市经济生态风险强度值依次为：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榆林,社会生态风险强度值依次为：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榆林。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利用云南省2005—2013年的统计数据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其中,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最大,其次是社会城镇化,第三是经济城镇化,而土地城镇化的能源效率改善效应不明显。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研究

为了探索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选用18个城市的统计数据,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2013年河南省18个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科技及综合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分异特征极其明显,整体表现为"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其中,经济发展指数表现出典型的"西北高、东南低、中部突出"的特征;社会发展指数则呈现典型的"众星拱月"特征;生态环境指数呈现两个高值中心和一片"C"字形低值中心;科技创新指数的高值与经济发展指数的高值空间布局相吻合,中部、北部和西部各有一个低值中心。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协调性研究——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

在充分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人口、土地、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镇化6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沿线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较明显;2有1/3的城市处于中等城镇化水平;3通过计算得到的系统内部协调性也同样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统筹协调,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协调性。     

时空视角下的旅游业驱动城镇化机制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加快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模型,分析了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991—2015年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的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阶段性明显,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程度不同:武陵源区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禀赋人均道路里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动态关系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成渝地区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并基于ArcGIS10.3软件进行了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保持上升趋势,"双峰"格局显著。②耦合及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阶段性特征明显,政策引导作用显著。③耦合协调重心始终以成、渝两地为中心迁移变化,"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初见成效,两大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日益增强。未来,应进一步发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强化区域一体化意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与有根的中国梦

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经济决定了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它与以工商业经济为基础、以城市为载体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同的历史起点,沿着不同的文明之路前行。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必须"记得住乡愁",走出"现代化等同于城市化"的认识误区,避免城市替代乡村的西方单级城市化道路。在生态文明时代,走城市与乡村二元文明共生、循环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选择。     

民族地区绿色转型实践与反思——以藏区神座村为例

探索西部民族地区环境保护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相处提供参考借鉴,以藏区神座村为例,采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法,了解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得益于绿色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传统地方性生态知识的运用;在实践中存在人口增长、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难以实现协调的困境.提出充分发挥地方精英、绿色宗教团体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传统地方性生态...     

新型城镇化发展下的生态环境管治策略探析

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特点。在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城乡耦合系统理论,提出通过城镇规模和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提升生态环境管治。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本文认为新型城镇体系下的生态环境管治应基于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努力夯实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约束的先导作用,并通过实施有效的城镇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管治策略、提升生态环境空间管治效率、构建政企民共同参与的新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措施来提升生态环境管治能力。     

发展循环经济是农村城镇化环境保护的必然抉择

农村城镇化在给农村经济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外部不经济问题。伴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及城镇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要协调好城镇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在城镇建立起企业内部清洁生产、企业间生态工业园区、工农业的多级生态链接、社会循环利用四个层次的循环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