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中介与调节变量的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机理实证研究

研究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机理有利于管理者有效规范公众的生态行为。分别引入中介与调节变量并基于"知—信—行"理论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利用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生态知识和生态感知相互影响,系数均为0.39;(2)生态知识对生态责任感、生态情感、生态价值观、生态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19、0.23、0.32、0.33;(3)生态感知对生态价值观、生态态度、生态情感、生态责任感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35、0.37、0.42、0.45;(4)生态情感对生态态度、生态态度对生态责任感、生态责任感对生态价值观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31、0.48、0.37;(5)生态情感、生态态度、生态责任感、生态价值观对生态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39、0.43、0.58、0.69;(6)生态知识、生态感知对生态行为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结果表明: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无直接作用关系,而要通过生态信念对生态行为产生作用;生态态度、生态情感、生态价值观、生态责任感在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性别、年龄和户籍地在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且调节效应依次降低。     

林农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研究——以四川大熊猫保护区947户农户为例

基于四川省大熊猫保护区周边94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了林农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选择;通过构建MNL模型,进一步探究林农选择各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感知是林农采取适应性行为的基础,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受到自然灾害对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在保护区内的居住因素对其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负向显著作用,林地面积、购买森林保险、借贷可获得性和接受保护区培训并未影响林农的气候变化感知,但对他们采取适应性措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基于研究,提出提高林农教育水平、增强文化素质、提高抗灾能力、完善信贷服务体系、加强社区共管模式、开展保护区专项培训等建议。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森林保险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对福建省210户森林培育专业户的调查

基于对福建省210户专门从事森林培育的农户调研,首先运用冯·诺依曼、奥斯卡·摩根斯顿的期望效用理论分析了风险偏好、风险中立、风险规避型林农对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不同需求;其次,在学者研究与理论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农户森林保险有效需求意愿的5个假设,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的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造成林农不需要森林保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购买保险的程序与理赔流程过于繁琐、保险费用太高、保费额度太低、投入—产出比不高、保险险种设置单一。森林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结构的比重、农户的风险态度、保险额三个因素为最显著影响林农对森林保险的有效需求,农户受教育程度、近3年来遭受森林灾害的严重程度等因素为较显著影响林农对森林保险有效需求。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建设

对近千名在校大学生有关生态文明政策、思想认识、行为规范等内容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对生态文明政策存在认识缺乏、观念淡漠，行为时有失范，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与我们党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强国”的战略任务和大学生将承担的社会责任相距甚远。通过对造成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淡漠的主客观原因分析，提出从重视理论教育入手，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健全考核评价机制、优化生态文明环境、重视社会大环境和不断优化融合校园育人环境等对策。     

运用生态理念规范温岭市社会行为

滩涂围垦、污水排海工程建设、地下水开采等不合理的社会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富营养化、湿地面积和生态空间及生物廊道萎缩、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流量减少、地面沉降、环境调配水资源和纳污能力下降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为规范社会行为,提出要强化生态知识宣传、用生态理念规范社会行为、调整工业区块布局、保护湿地和地下水资源、加强生活源和农业源治理和制订生态修复激励政策等建议。     

农户兼业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以三峡库区212户农户为例

以三峡库区涪陵区南沱镇和丰都县高家镇的6个村212户农户为例,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户非农兼业程度越深,其农村生态状况越差,但农户兼业程度并不是农村生态环境状况好坏的唯一决定因素。2化肥使用强度、农业产值、农药使用强度、人均纯收入、农业投资额、农用薄膜使用强度等6个指标是农户兼业影响区域农村生态环境状况好坏的决定性指标。3经济越发达的区域,兼业农户的农村生态环境状态越差;经济越落后的区域,兼业农户的农村生态环境状态越好。因此,针对不同农户自身特点,制定适合他们的兼业选择对兼业农户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减少化肥、农药和农用薄膜的使用量,增加农业投资,大力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村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东北国有林区林业生态安全动态变化研究——生态与产业共生视角

基于生态和产业共生理论,应用林业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和算法对我国东北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3个国有林区1993—2014年的林业生态安全动态变化进行测度研究。通过森林生态和林业产业间的共生度指数S(k)的大小、森林生态受力指数SE(k)和林业产业受力指数SI(k)的正负号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3个省区22年来的林业生态安全情况进行动态分析。结果显示:三个省区从2000年天然保护林一期工程实施开始,经过几年的红色或橙色等预警交替出现的状态,到了2008年以后基本上都开始出现健康级绿色安全状态。通过这三个省区的动态变化趋势可见,我国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对国有林区林业生态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接受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每公顷营林成本、劳动力人数对农户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接受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年龄、长期外出打工人数、耕地面积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为政府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提供参考。     

不同产权视角下农户经营行为对森林结构的影响来——自福建省634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森林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事关人类生存发展和文明的延续,同时森林结构是衡量森林生态功能的重要指标。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福建省634户农户的实地调研,以用材林为例,通过建立Tobit模型研究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森林结构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林业经营行为中的造林行为和抚育行为对森林结构具有显著影响;(2)农户林业经营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各经营行为对森林结构的影响;(3)不同产权类型特征下,农户经营行为对森林结构的影响具有差异性;(4)产权对森林结构无直接影响,但可通过树苗投入和雇工人数对森林结构产生间接影响。     

四川省栖息地周边社区对大熊猫保护的响应及影响因素——基于农户行为视角

大熊猫栖息地与周边社区相互交叠,社区居民生计高度依赖于栖息地的自然资源,社区农户是大熊猫保护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四川省典型县域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农户响应大熊猫保护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农户多数积极响应对大熊猫的保护,参与保护管理部门的宣传培训,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来源,同时减少薪柴采集、割竹挖笋等对大熊猫栖息地有直接干扰的行为,少数农户参与过大熊猫等野生动物救护工作。社区的积极响应是推动大熊猫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未来保护政策应加大力度鼓励社区参与大熊猫保护工作,以提高保护效率。     

耕地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

以湖北省为实证,评价该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功能区481个农户家庭样本的耕地功能状况,根据得分情况将农户家庭分成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三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为主,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为主。2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对基本农田保护与相关政策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农田其他功能的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90%以上农户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较匮乏。3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无经济补偿时,约50%的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有补偿时,农户的参与意愿显著提高,参与意愿由强到弱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受偿意愿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目前多数生态补偿项目采用"一刀切"的补偿标准,以此来确保操作的便捷性和公平性。补偿区内农户真实受偿意愿直接影响到个体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间接影响到生态补偿项目的绩效。通过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与否和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均为农业收入。身处生态脆弱地区石羊河流域的居民,对流域生态保护与恢复有着较好的认知,并且对实施生态补偿有着较高的期望。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对农户进行适宜的补偿,平衡农户因参加生态补偿项目收入减少的损失,维持或提高当前的生计水平。     

国有林区改革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黑龙江试点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开发重于保护的发展模式,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国有林区改革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要环节,改革过程中,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有林区面临的重点问题。基于黑龙江林改试点调研和劳动力配置的三层维度,运用面板模型分析国有林区改革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林区确权政策、森林资源管护承包责任制对劳动力留在涉林第一产业呈显著正向影响,"天保"工程促使劳动力外移从事非林工作,补贴政策减弱了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建议在落实全面禁伐的前提下,政府应适度简政放权,直接补助转保险间接补助,建立林区就业信息化服务体系,注重对结构性就业矛盾开展多渠道非林职业技能培训,创建专家知识库,助力劳动力合理配置。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与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在分析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困境的基础上,本文将国内外区域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模型相结合,运用修正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2016年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2009-2016年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从科学评估生态服务价值、完善生态补偿标准方法的制定、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将绿色GDP纳入生态涵养区绩效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几个方面探讨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更加直观地揭示了生态涵养区生态服务的重要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为建立更加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福建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比较

从林农获得感的内涵出发,应用熵值法构建林改全过程的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450个林农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比较林农对"均股均利、均山到户"两种林权改革模式的获得感水平,运用Tobit模型找出影响林农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均不高,差异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是影响林权改革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否村干部、林地块数、林业投入、林业收入、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均股均利"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的申请难易程度对"均山到户"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     

黑龙江省生态安全测算及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2012年黑龙江省不同土地类型及各市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安全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1不同土地类型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存在很大差别,其中牧草地消费最高(8.87hm2/人),其次是能源用地(6.20hm2/人)和水域(2.59hm2/人),其他类型土地消费相对较小;而对生态承载力,林地和耕地的生态承载力所占比重最高,分别占50%和48%,其他土地类型的生态承载力可忽略不计。2城市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对地区生态足迹和承载力影响较大,工业城市哈尔滨、大庆和齐齐哈尔的生态足迹较高,而国有林区覆盖的区域大兴安岭、黑河和伊春的生态承载力较高。     

重点林区用材林资源资产评估模式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

用材林资源是重点林区财政及农户收入的主要支柱。随着森林分类经营的逐渐深入，用材林资源流转日益频繁。市场经济决定了现代木材市场的规范性，公平交易是用材林资源流转的根本需求，正确的评估方法不仅是林农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是国有资产不轻易流失的有效管理手段。通过对重点林区——贵州省黔东南州用材林资源的评估研究，以期为同类地区，尤其是重点林区的同类资产评估提供借鉴模式。     

生态消费对生态、资源与环境的影响

在生产和生活领域，树立科学的生态消费观念，按照生态消费观念的要求，遵循生态消费的特点，适度、持续、全面地开发利用生态资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了生态消费模式对生态、资源、环境的影响及现实意义，以期在生产和生活领域中大力倡导保护型、节约型、循环型的生态消费模式。     

绿色未来 生态田园——成都市全兴小学生态文明教育纪实

正成都市全兴小学地处成都市金牛区,学校秉承"亦耕亦读生态校园"的办学理念,坚持把生态道德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并邀请相关教育专家从生态保护、生态环境、田园生态课程、能源保护、亲近自然等方面培养未成年人的生态道德意识。七年来,生态教育一直作为学校办学的重心。沿学校围墙走一圈,学生在以植物为主的枣林、梨园、桃园、枇杷园、荷塘学习生态知识;在以动物为主的     

提高全民的生态文化教养

生态文化教养,是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环境熏陶和浸染,使所有社会成员具备建设生态文明必需的生态文化素质。它包括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和生态行为教养。培育生态文化教养必须以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为根基,同时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来发展当代的生态文化,以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