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如何保护自己的环境权

作为基本人权一项重要的补充,公民环境权的概念源起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１９７０年《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然而我国多数公民对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也缺乏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事实上,我国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公民环境权的概念我国学者将公民环境权定义为：公民享有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据此公民环境权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     

环境权法律属性新探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人们迫切地寻求一种改善生态环境的良好制度,环境权便应运而生。自环境权被提出以来,有关其法律性质等诸多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制约了环境制度的及时调整。环境权法律属性之探析,不仅是对环境权基本问题的研究,更关系到环保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良好生存环境的重建。本研究主张环境权是一项复合型的权利,其法律性质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并兼具公权力与私权利性质。     

霍式理论下民法典环境权入法路径研究

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各科学者都投入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然而环境权内涵模糊使得该权利难以正式列入民法典"权利家族"中。究其原因,主要是环境权相关理论阙如,而以往的代际公平理论、环境正义理论、公共信托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过于宏观而难以解决权利私人化的困境,而人权理论对于环境权的法定化作用有限。因此,亟须新的理论为环境权入法提供相关支撑。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中对于"权利"一词的特殊解读和对权利、义务、责任、特权、权力等概念间的基本法律关系进行的严密论证可以为环境权的间接入法提供有益作用。本文认为,应该将环境权解释为一项具体对人权,而将人身权解释为一项宽泛意义上的对人权,以形式逻辑论证将其纳入其中,同时从法律概念间的相关关系、相反关系,从义务、责任、特权等路径论证环境权间接入法的可行性,从而实现环境权的早日入法。     

规定环境权条款,彰显保护人民切身利益——对修改《环境保护法》的思考与建议

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关键或重点就是确认环境权特别是公民的环境权。明确了环境权也就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环境维权行为奠定了法律权利基础。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保护工作的权利";"一切单位和个人,对污染破坏环境、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都有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环境权探索及其保护进路

环境问题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便一直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随,且愈加严重,环境权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环境权是宪法权利还是具体权利,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内容为何?环境权与其他权利的界限如何划定?可谓众说纷纭,尚不能明确回答。但环境之保护无暇坐看百家争鸣,可退而次之,通过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暂时弥补环境权定性不明带来的维权缺位问题,实现环境权益的保护救济并向环境权的直接保护过渡。     

《物权法》为什么没有规定渔业环境权?

渔业环境权是渔业权人在得到许可的渔业水域从事养殖、捕捞等生产活动时所拥有的保护渔业水域环境的权利。根据物权理论，渔业环境权是一种基于国家对渔业水域的所有权上派生的用益物权，是《物权法》中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构成要件，它同养殖或捕捞水生动（植）物的所有权、对得到许可的水域（水体）的占有或使用权一起，构成完整的养殖权或捕捞权。这就是现行法律制度没有规定独立的渔业环境权的原因。     

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环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并确立了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但是立法体系还不完善，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冲突，有些制度还未建立或健全，亟待完善。应通过专门立法完善立法体系和法律内容，确立赔偿原则，明确赔偿范围，扩大赔偿主体，建立社会化赔偿机制，拓宽赔偿途径，完善赔偿程序和诉讼保障机制等，以及时有效地救济受害人权益。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性质

公民环境权是在环境危机产生后才愈加受人关注.本文通过对公民环境权的定义的探讨,对公民环境权的性质进行剖析,并且认为公民环境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它是由生存权发展而来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期待高位阶的法律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我国环境相邻权保护法律制度综述研究

环境权利已然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和民众关注的热点,而环境相邻法律关系又是与大家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我国至今尚没有关于环境相邻权的系统法律规定,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也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传统相邻权法律保护机制的缺陷性使得其已经不能满足具有相邻权范围扩大、权利复合性以及独立请求权特性的环境权益保护需求。因此,我国应在传统相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环境相邻权的内容,通过债权请求权的补充避免物权保护的僵化,对环境相邻权进行立法完善,进一步明确容忍限度。     

环境权的虚假主体

在生态主义法哲学、代际公平理论和环境公益论的影响下,环境权理论研究出现了将权利主体范围扩大的倾向,即把自然、后代和人类整体都视为环境权的主体。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来源于误读了环境权是调整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实质,过分强调了环境利益的公共性,忽视了公民个人依据环境权享有的环境利益,夸大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冲突,混淆了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的界限。     

论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

通过实证考察可知,目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生态环境执法的有效性。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是应对执法困境的良药,该体制具有特殊的内涵,其既具有理论基础也具有政策依据。在分析域外环境执法的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以下路径。首先,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合法、效能与环境执法特殊性相契合的原则。其次,建议通过保障组织机构的独立,扩充环保部门的权力,加强环境执法的财政保障以及确立环境执法的独立责任等措施构建起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再次,通过规范的程序机制、确立综合协调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协调激励和制约机制、优化公众参与机制、探索建立环保警察制度等措施完善环境监察执法机制。最后,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需要法律保障。     

生态文明下的环境法制

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生态环境意识、环境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缺陷、法律政策等,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诸多的难题,如公众参与、生态补偿、环境责任及环境纠纷等,应通过完善立法、执法及司法建设,以及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保障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比较分析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的关系,结合我国生态法制建设困境,提出了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的环境法治保障措施,即从立法、执法、司法角度,从而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     

河长制的得失、争议与完善

河长制从地方性实验到获得全国推广并正式写入法律,不过短短十年时间。河长制的成功之处在于解决了河湖管理保护"多龙治水"的困局,并调动了地方政府治水的积极性。但河长制也面临着高度依赖河长个人与考核制度的隐忧,其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应急机制与长效机制之辩,以及重奖励轻惩罚、强化权力集中弱化公众参与的评价。提升与完善河长制可以从制度内与制度外两个方面着手:制度内的提升是指河长制内部机制的改良,包括考核制度的完善、公众参与水平的提高;制度外的提升是指与河长制配套的制度环境建设,包括环保行政队伍与行政执法力度的加强,以及与水环境治理相关的市场工具、政策工具与法律工具的综合 运用。     

风电场水土流失防治法律制度的失灵与矫正

可再生能源的法制保障和法治水平关系其持续健康发展。风力发电（以下简称风电）虽然提供了可再生能源，但在建设时期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生态环境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宣示了保护环境的立法目的，但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侧重能源开发利用，但缺乏环境规制治理保障能源安全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布实施的时间较早，防治水土流失的相关法律制度已不适应风能的开发利用。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发现风电场环境治理存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治理低效化、水土保持设施“三同时”制度法律监管不足、水土保持与环境影响评价“并联审批”设计缺陷等法律制度失灵症状，大量水土流失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尚未得到法律救济，为此提出了防治水土流失的法律矫正措施。     

环境基本法目的条款的修改动因与方向--兼论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性

百年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对自然环境的持续作用,使人类面临环境与发展的双重危机。生态文明具有内在统一性,环境法制是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环境基本法是环境法制的基石,目的条款是环境基本法的元点。旧的目的条款沿袭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将发展经济奉为圭臬,始终无法调和人与自然的内在矛盾。修改环境基本法目的条款,融入生态文明因子具有自内而外、自外而内、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四个方面的动力因素。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属性及制度模块构建

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环境执法权得到监督;有序是公众参与制度的自然属性,有序才能使参与变得顺畅;利益均衡是公众参与制度的价值准则,环境矛盾最终体现为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争,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佳手段是寻找利益均衡点;政府居于环境执法的主导地位,同时发挥指导、引导、疏导公众和企业的作用;多重沟通平台是公众参与制度的效率保证,政府、企业、公众在执法前后的多重沟通,才能达到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相对应的是制度模块建设,如监督制度、程序制度、纠纷调处制度、润性执法制度以及沟通制度等。这些制度既能准确反映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又能完成制度赋予的使命。     

论环境司法保护中的民众助法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增强环境的法律保护成为必然选择,而环境司法保护中公益诉讼制度不完善、缺少民众对环境诉讼的监督等问题却不断彰显。亟需在对民众助法及其在环境司法保护中的表现加以探讨的基础上,完善民众对环境司法的参与,加强民众对环境司法的监督,增强环境的司法保护,以在构建现代生态文明中有效发挥最直接的民众力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南海海域渔业环境保护法律问题与对策

我国南海渔业活动及其以外的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严重污染了南海海域的水质,威胁着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南海海域渔业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已形成,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但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其中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监测制度和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法律对策:明确渔业部门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法律地位,加强渔业海域环境监测的协调机制和完善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制度,以期依靠法治的力量保护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绿色银行立法问题探讨

环境要素已成为考量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为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从立法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出发,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视角分析绿色银行立法中的问题。通过规范分析方法发现我国绿色银行在立法层次、软法特征和制度保障方面的问题。对此,通过坚持绿色银行基本理念、推进绿色银行“硬法”和“软法”沟通协调、健全绿色银行制度保障等方式,完善我国绿色银行立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区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溯源与制度回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区域环境司法协作是区域环境资源审判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面向。而区域环境司法协作的运行机理在于对生态环境整体主义的遵循、对司法理性所蕴含的价值目标的践行以及对协同理论的运用。目前,长三角地区在区域环境司法协作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面临着法治实践异化、制度生态化不足、保障机制缺乏等问题。本文建议区域环境司法协作应在把握司法权属性基础上恰当处理政策与法律的互动关系,加强协作制度体系对生态环境利益的考量和保护,并通过信息、人员与考核等保障机制充分激发协作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