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视角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效应的耦合联动研究

基于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城镇化发展效应的内涵剖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评价、耦合协调、面板向量自回归和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了2005—2020年31个省区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效应的交互影响和空间联动效应。结果表明：(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指数由0.179增至0.740,表现为“中部>东部>东北>西部”;城镇化效应指数由0.134增至0.833,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2)耦合协调度由0.394增至0.886,从轻度失调向良好耦合协调转变,表现为“中部>东部>东北>西部”;(3)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自身和城镇化发展效应的解释力分别为60.9%和15.6%,城镇化效应对自身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解释力分别为84.4%和39.1%;(4)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空间回归系数为0.148,城镇化发展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直接效应为0.221%,空间溢出效应为0.071%;城镇化发展效应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解释力更大,二者之间存在良好的时序耦合协调性;城镇化发展效应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之间具有不对等的...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及驱动力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扩大绿色生态空间的重要区域,在实现全国生态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围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及驱动力开展的研究较少。为明确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的驱动力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利用遥感影像并结合图像解译、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生态资产展开分析,并将其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生态资产总面积为349.30万km~2,优级和良级生态资产占生态资产总面积的42.42%,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为21.19。15年间,重点功能区内生态资产总面积增加0.05%,优级和良级生态资产面积占比分别增加0.59%和0.85%,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增加2.94。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面积和质量增幅均小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然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指数增量高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恢复是驱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面积变化的主因,对原有生态资产的保护是促进生态资产指数增加的最主要驱动力(贡献率达81%),城镇化和农业开发对生态资产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贡献率达-6.81%)。研究表明,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显著,同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本研究也为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镇化和农业开发的管理提供了证据和参考。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背景下的乡村“三生空间”治理路径——以山水乡旅乡村振兴示范走廊为例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土地整治的发展演变与创新探索，是生态文明背景下缓解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推进农用地、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强化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的重要手段。三生空间涵盖了乡村发展所需的空间类型，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载体。着力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三生空间逻辑关系，并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手段，探索新时期乡村三生空间治理路径，提出以全域整治盘活存量用地、建立用地指标纵向传导体系、强化生态全要素修复和注重“人-地-财-社区”的制度保障设计等规划策略，以期达到优化乡村空间布局、促进资源要素流动，推动全域全要素精细化管理的目的，以期为同类地区乡村发展提供新思路。     

鲁南经济带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与驱动力分析

探究国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实现国土空间资源高效配置和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鲁南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围绕时空演变和空间格局对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展开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不同国土空间类型间动态变化差异明显,且综合动态度由东西失衡向全域均衡转变。(2)空间分布特征上,鲁南经济带国土空间变化整体分布较为均衡;在2005—2010年间各类型国土空间转换活跃。(3)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上,各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呈空间集聚特征,这一特征在2010—2020年相对减弱;各国土空间类型间变化关系以负相关为主,但相关系数绝对值明显降低。(4)驱动力方面,研究区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受到自然、人口、经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自然环境变化是基础性条件,人口和经济发展是主要驱动力,政策因素也发挥重要作用。     

生态资产核算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资产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科学评估和核算生态资产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厘清生态资产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梳理了有关生态资产核算方法与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进展,并对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认为,加强城市群生态资产相关研究很有必要,建议从生态资产空间流转与代谢的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相结合,定量化评估生态资产的存量和流量,刻画生态资产的空间流转路径与代谢网络关系,深入分析关键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偏好,构建市场化生态资产补偿机制,为实现生态资产合理利用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证参照。     

基于三生空间生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评价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是统筹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开发管理和布局优化的总体方案,在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土空间规划必然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及布局的改变,从而引起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供给与需求变化。本研究从三生空间耦合协调的角度,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需求的供需关系,揭示三生空间的供需连接与耦合关系。本研究借助 InVEST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当量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度模型,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变化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分析,探究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供需间的协调关系,并用耦合协调状况对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在规划期内宜宾市翠屏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减小态势。2020-2035年耦合协调度从 0.60降低到 0.59,相对发展度由 1.05减小至 1.01。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供给盈余明显,但由于供需分布空间差异,城镇地区为主要的供给赤字区域。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净化需求,城市化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相对发展度具有较为普遍的负面影响。     

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探讨及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建议

资源、环境和生态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关键词,也是地球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但目前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上仍存在模棱两可的问题,给自然资源领域的科学发展和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带来了潜在不利影响,明晰其各自概念边界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三者内涵的基础上,对比了国内外关注视角、问题和需求的差异,并根据各自特征属性尝试构建了三者关系及判别图解模型。主要结论为:(1)国内外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关注视角、问题和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其关注视角分别为数量、质量和平衡状态,关注问题分别为枯竭、退化和破坏,而关注需求分别为节约、保护和恢复;(2)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可通过是否自然、是否有价值和是否生物相关三个属性进行判别,自然资源的本质为有价值的自然环境,与自然环境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生物相关的自然资源即是生态环境;(3)对自然资源管理提出了拓展调查研究内容、采用"资源环境"表述和对生态治理工程进行以生物多样性为重点的负面影响评价三方面的建议。     

以主体功能区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由于缺乏对国土空间的合理规划和有效管治,空间开发无序,区域之间利益共享与损失补偿的矛盾激增,"污染转移"加重了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难度。规划和建设主体功能区,不仅成为我国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也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理念,不仅最大程度地解决空间开发无序问题,协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区域矛盾和冲突,而且,凸显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差异性,为支持问题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制度保障。     

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研究

生计风险及管理是可持续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本文以伏牛山区旅游脱贫县—栾川为案例地,使用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典型相关、logistic回归等方法,考察旅游农户风险及管理策略。结果发现：(1)后脱贫时代,旅游农户面临主要风险为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2)生计资产影响农户对长、短期风险的敏感性,并进一步对应于发展适应性和被动响应性风险管理策略;(3)生计风险与管理策略之间表现为特定压力—响应关系。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应强化知识、信息、心理等新兴资产建设;在增进农户与外部社会资本衔接的过程中,推动本地社会资本的复兴;对于高资产和低资产农户,应分别增进知识、就业信息的供给,以推动农户生计有序转型;通过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政府支农政策等结构环境的创新,推动农户生产组织方式的企业化转型,是破解农户生计不确定性、增进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机制。     

基于多源数据的夜间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力探究——以昆明市为例

夜间旅游满足了游客的多元需求,为带动地方经济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昆明市夜间旅游为例,构建夜间旅游空间分布模型,揭示昆明市夜间旅游空间分布特征与发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昆明市夜间旅游资源、游客活力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呈现出分散和多元化的特点,夜间经济的影响范围超越传统旅游活动的影响范围,游客更倾向于在人流量较小的地方活动;(2)夜间旅游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丰富多样的夜间观光旅游资源和发达的夜间经济;(3)昆明市夜间旅游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以高密度大聚集区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东北—西南”的分布趋势;(4)旅游资源的丰富度、质量、受欢迎程度和知名度以及居民点密度和疫情防护水平是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和交互作用,旅游资源质量、知名度以及疫情防护水平对夜间旅游的影响最为显著,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来促进后疫情时代下夜间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减排增汇潜力评价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区域尺度减排增汇目标实现亟需城市协同治理和空间多要素统筹。本研究将城市尺度的减排增汇潜力评价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进行有效衔接,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建立“城市尺度减排增汇潜力评价——栅格尺度生态安全格局重要性评价——区域国土空间生态源地识别与廊道判定”的多尺度融合分析方法。结果表明：(1)宣城、淮安、马鞍山、镇江减排增汇潜力较大,在区域分工中需承担更多减排增汇责任。(2)以减排增汇潜力评价结果作为空间修正依据进而识别出南京都市圈重要生态基底,主要分布于南部大片林地和大型湖泊、北部林草混合片区和大型湖泊,以及横穿都市圈中部的长江。(3)在都市圈内识别生态源地和廊道,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生态保护和修复空间载体。     

河南省土地利用功能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多尺度分析

根据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运用GIS与指标模型等方法,对2000和2020年河南省土地利用功能进行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多尺度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农业生产功能自东向西大致呈阶梯状分布,东部平原较高,西部山区较低,平原与山区中间的过渡区居中;生态功能也近似阶梯状分布,但自东部平原向西部山区的变化是逐级升高;非农业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是以郑州和洛阳市区为核心呈“中心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2)2000—2020年河南省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和生活功能明显增强,生态功能有所减弱,但在主体功能区和县级单元尺度上各土地利用功能的变化存在空间差异;(3)河南省非农业生产和生活功能相对协同,但它们快速发展对生态功能和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此外,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之间也存在此消彼长的抑制效应。近20年来河南省土地利用功能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强化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积极调整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土地利用方式,促进土地利用系统各项功能协调发展。     

河西内陆河流域生态屏障建设综合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

生态屏障建设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内陆河流域生态屏障建设评价对于总结生态屏障建设成效与问题及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在构建生态屏障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法,对2015—2020年河西内陆河流域生态屏障建设状况进行了动态综合评价,并据此提出提升策略。结果表明：(1)河西内陆河流域生态屏障建设综合指数呈小幅上升态势,生态屏障建设处于发展提升阶段,流域生态安全多处于一般和较差状态;(2)流域生态屏障建设成效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自西往东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中张掖市生态屏障建设成效明显,生态屏障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升。基于上述研究,建议从社会—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将生态屏障建设融入流域建设全过程,在生态产业、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等方面进行整体谋划和系统安排,统筹推进流域生态屏障建设转型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地区综合脆弱性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系统评估沿线国家环境社会系统的发展状态,识别典型地区的脆弱性特征,对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本文集成了脆弱性与恢复力的概念内涵,构建了综合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哈萨克斯坦各州的综合脆弱性进行系统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哈萨克斯坦综合脆弱性总体上处于中度水平,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西部各要素脆弱性均处于中高位,东部整体脆弱性相对较低,中部则呈现多样性特征;(2)要素间关系复杂,脆弱性降低的瓶颈因素主要集中在资源使用和保障、社会系统保障等方面;(3)系统提升哈萨克斯坦环境社会系统的韧性,需要强化产业结构转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在这些方面中国可以提供强有力的合作条件与经验。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多规”空间优化布局研究—以泰州市姜堰区为例

本文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探讨"多规合一"的空间优化布局体系。在分析生态文明与"多规合一"关系、姜堰区城乡空间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发展与保护协调、布局与功能配套、集约与生态并重等方面指出生态文明对"多规"空间布局的要求,进而提出生态导向的"多规合一"空间布局的总体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评价、发展趋势与区域协调等方面分析空间发展条件,进而确定空间管控分区和要素布局体系,以及其他规划与"多规合一"空间的衔接。以姜堰区为例,探索可持续的城乡空间格局构建、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生态底线控制等具体策略。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主导因素研究

从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的实践出发,结合影响主导因素选择的研究区概况,对反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优势度、人口综合评价,反应区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反应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的可利用土地资源、可利用水资源、环境容量、自然灾害危害性等多个主导因素的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实施生态资产管理

生态资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当前研究尚未充分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资产的影响。本文从社会经济系统的全产业链视角出发,探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生产消费活动对生态资产的影响以及所对应的不同政策内涵。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对应不同政策内涵,识别不同环节上的关键区域/行业能够为不同类型的政策决策指出着力点。初始投入环节的核算服务于人力资本投入行为的调控;初始生产环节的核算服务于末端控制手段,包括资源节约与污染物减排;中间生产环节和末端生产环节的核算服务于提升生产效率的政策手段;最终消费环节的核算服务于消费行为优化。最终得出应该从全产业链视角实施多环节生态资产管理的结论,并提出,为了从全产业链视角实施生态资产管理,应考虑建立一套标准化、全产业链视角的生态资产需求核算框架,建设支持全产业链视角核算生态资产需求的基础数据库,将全产业链视角管理生态资产的思维融入政策决策等建议。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与思考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和专业监管的分立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进一步促进简政放权,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管理,克服监管盲点,提升综合保护绩效,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设立专门机构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规定了改革依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奠定了工作基础;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绿色GDP核算、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等结合起来,促进改革的系统化和连贯化;建议在国家和省、市成立三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在部分区域和流域派驻机构。为保障改革的实施,需界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及所有权、监管权的角色和权限;改革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资源有偿利用等制度;明晰流域与属地的权力(利)关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和生态环保党政同责的关系;重构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费的关系;规定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原则、体制、制度和责任;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清单、权利清单和管理信息平台;厘清各方权利边界和监管边界,建立评价考核和奖惩机制。     

再生水补给城市河道的生态服务价值预测

为了充分认识再生水用于城市河道补水后的潜在正面环境价值,构建了案例区规划水系的水量水质模型,并筛选了7项景观生态河流的生态服务价值指标,对案例区的河流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以规划补水量为基础条件,规划水系的潜在服务价值总量约为1.995亿元,每增加1倍补水量可增加约0.4~0.5亿元的服务价值。气候调节、洪水调蓄和水量存贮是总量中占比最高的前三位指标,在规划情景下分别占总量的43.2%、41.6%、15.0%。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和前三位指标的计算结果均能与再生水补水量拟合形成较好的响应关系,因此研究结果可以为预测评估不同补水量条件下的潜在河流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一定的依据。     

从资源到资本：林业文化遗产类型、价值及转变——以清水江流域为考察中心

林业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在生态文明时代展现着突出和普遍的价值,剖析林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效用,可为林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以清水江流域为考察中心,对林业文化遗产的类型和形成、价值内涵、保护利用及增值逻辑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表明：(1)林业文化遗产可归结为物种类、技术类、景观类、记忆类和工具类五大类,这些遗产以认识和利用森林资源为基础,与自然、生态、环境等紧密关联,是一种特殊的资源;(2)林业文化遗产由不同的要素和系统所构成的特性,决定了林业文化遗产具有产品供给、文化服务、社会网络建设以及生态智慧凝结等多重价值;(3)清水江流域在制度化保护、产业链延伸、旅游业发展以及生态理念传承4个方面将林业文化遗产盘活,使其蕴含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实在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效益;(4)林业文化遗产在以保护为前提的框架下进行发掘和利用,是促进资源转化为资本,进而实现价值增值的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