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绿色制造是一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的先进制造模式,把绿色理念和绿色工艺技术贯穿于制造业全产业链,追求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置整个生命周期中,环境影响最小化,资源利用最大化。2016年以来,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扎实推进,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全面发展,绿色制造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支撑了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本文总结了近年来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主要进展,分析了未来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和路径,新时期应该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下深入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把增加绿色产品有效供给作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关键着力点,以数字化智能化为驱动提升绿色制造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不断深化绿色制造国际共识,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最后从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应用、构建产业生态体系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 2010—2019年我国 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 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₂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组态视角下制度和资源因素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的关键要素。以173个城市为案例,结合制度基础观与资源基础观理论,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法(NCA)探究了制度环境和资源投入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协调联动关系,剖析了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和多元路径。结果发现:(1)单一的制度环境或资源投入均无法有效激励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二者联动匹配才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2)产生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路径包括5种:媒体关注—外资—人才投入驱动型、环境规制—资源投入驱动型、公众—媒体关注—内资投入驱动型、公众关注—内资—人才投入驱动型和多要素复合驱动型。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为解决发展中的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价标准不仅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关于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且采用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SO₂的排放,而且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政策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途径是加大研发投入,并没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强环境规制下排污权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建设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全国化,发挥政府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新视角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制定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绿色转型测度与绿色消费贡献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性绿色转型指标和指数体系,测度了中国2004—2018年绿色转型进展。从计算结果看,2004—2008年,绿色转型指数逐年大幅提高;2009—2015年,绿色转型指数上升趋势减缓;2016年以来,绿色转型指数出现略微下降,其中,生产领域绿色转型指数的增大对整体绿色转型程度的提高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但生产领域绿色转型增速开始放缓,消费领域绿色转型指数下滑趋势明显。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转型,针对消费领域亟待构建形成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强化绿色消费激励约束机制,使得绿色消费成为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新抓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②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③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④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⑤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 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国内外绿色创新与发展研究动态综述

创新和绿色已经成为今后驱动经济转型的两个最重要的因子。从绿色创新发展的资源环境维度、经济社会文化维度出发,以区域绿色创新与发展为主线,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旨在系统梳理区域绿色创新的微观影响因素与过程,分析绿色发展问题的内涵与演变。绿色创新发展来自于多重因素与制度在生产、扩散和使用新知识与新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而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可持续现代化与城市转型。在国内外的绿色实践中,总结了能源可持续利用、节能服务业与低碳城市建设等研究的前沿问题。     

设立国家高新区能否驱动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数据

国家高新区是新时代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本研究以2008年之后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实验组，以一直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形成2003—2019年的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但提升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机制主要是国家高新区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水平，改善居民绿色行为和居住环境，进而提升城市的绿色生产指数、绿色生态指数和绿色生活指数。以上结论表明国家高新区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和节能减排来进一步增强绿色先行示范作用，引领城市绿色发展。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及影响因素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流域内各区域的绿色发展问题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6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Super-SBM模型对该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究绿色发展效率的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处于波动上升状态,空间上呈现为上游地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的梯性差异;(2)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关联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理邻近效应,并表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但整体网络密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3)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关联网络包括净溢出、经纪人、双向溢出和净受益4个板块,关联路径以板块间为主;(4)城市间地理临近、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双碳”目标下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在构建能源绿色消费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了中国省域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水平，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水平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减小，区域水平格局形成“东中西”“北中南”阶梯式递增的空间分异特征。(2)地区间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存在显著的空间聚类特征，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水平冷点区主要集中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三省，热点区呈现从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向西北地区偏移的趋势。(3)城镇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和环境规制对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具有负向影响，政府行政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水平呈现正负两种影响效果，且影响程度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     

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潜力与路径

在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承诺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目标下，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城市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必须全面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协同减污和降碳的治理政策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效率，还具备降低成本、强化公共健康等多重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保持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油、气消费与清洁能源比重偏低。要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防控，就必须从源头上根本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本文通过阐述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潜力及路径，帮助理解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协同机制，为城市协同优化治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提供参考。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创新与企业绿色转型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以绿色发展的模式提供经济持续和高速增长的机会。绿色转型要求企业自身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做到低碳发展。企业绿色转型最关键的是创新,特别要在思维方式、管理模式、技术以及产品和服务等方面采取创新行动,才能有效推进绿色转型。此外,政府和消费者从政策和企业竞争力的角度促进了企业转型,而低碳社会的构建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基础。     

市场竞争、市场化进程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市场竞争、市场化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偏误，并且分析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且效率按照东—西—中部地区的顺序递减。(2)市场竞争显著负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市场化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3)市场化在市场竞争和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竞争对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就越强。(4)市场竞争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在东、中、西部并不存在显著异质性，市场化在中部地区不具有调节效应。     

绿色经济视角下环渤海经济圈经济效率的再评价——基于熵权法和DEA—Malmquist方法

长期以传统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单一评价指标，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已不能满足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绿色经济为视角，通过计量方法重新计算包含环境成本的相对绿色GDP，发现环渤海地区除北京市以外，在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环境压力不断增加。将计算得到的相对绿色GDP作为DEA—Malmquist模型的产出指标，重新评价环渤海地区的经济效率，发现新的效率值明显低于传统GDP下的经济效率，并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绿色发展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首次以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的视角，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上海市的绿色发展因素。首先确定了由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四个子系统交叉融合而构成上海市绿色发展系统，再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和上海市2012—2019年的数据构建上海市绿色发展模型，响应“十四五”规划在绿色发展方面设立的目标，构建多个未来发展情景并进行指标参数调控，依据各个情景的仿真结果，分析并总结了“十四五”规划背景下上海市的绿色发展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主到次依次为生态环境建设支出、研发支出、产业结构调整。相比于产业的投资结构调整，上海市对从业人员结构的调整可以高效平衡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碳排放，从而快速实现上海市的“双碳”目标；针对化学污染物的治理，污染源防治不但十分有效，而且有利于持续性发展，这些措施应是上海市政府的首选。     

企业金融化与绿色转型研究：机制识别与政策优化

实体企业金融化往往会对其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实体上市企业年报和财务数据（2007—2020年），构建其绿色转型指标，进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确证了金融化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与机制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对其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其中短期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地，这一冲击对重污染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上述冲击影响主要通过恶化财务状况、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预期等渠道导致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下降。进一步地，通过政策优化（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制度）支持，上述负面效应将被显著削弱，这也说明金融体制机制的优化是降低企业金融化负面效应，提升其转型升级动力和意愿的重要路径。     

基于三阶段SBM-DEA的区域绿色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测度——以桂林市为例

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受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一影响,以测定绿色科技资源配置自身运行情况,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对2004—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重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反向影响,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对绿色科技资源的测算结果显示,桂林市的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通过对桂林市的投入—产出冗余分析,影响桂林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资源投入不足,缺乏与科技创新成果相匹配的核心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学研结合不紧密。因此,桂林市可通过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发展核心竞争力产业和加强人才培养等方式来提高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为我国工业园区碳中和转型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本文在总结卡伦堡、蔚山、川崎等国外典型生态工业园区绿色化和低碳化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了上述工业共生体系的碳减排措施,并总结国外生态工业园区的低碳发展经验和启示。结果显示：①国外生态工业园区低碳化具有显著的三阶段特征,即历经节能增效降碳、减污降碳协同、自发式降碳等阶段,最终进入碳中和导向阶段;②政府引领成为园区绿色发展和低碳化的重要特征,且政府主动介入时间与《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时间高度吻合;③合理使用政策手段是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化的主要手段;④推进系统性变革是绿色发展和低碳化的战略重点。最后,本文面向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给出了推进我国工业园区碳中和的4点建议：加速制定工业园区碳中和路线图、强化低碳指标、推进示范试点,以及建立碳中和政策框架。     

巴西绿色经济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巴西通过发展绿色能源不仅使得工业发展转型,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使得绿色生活在巴西成为主流,从而真正起到引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核心作用。依靠提高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和维持生态环境的稳定平衡来推动经济转型,这种发展模式是实现绿色增长的必由之路。巴西的绿色发展经验,启示我们要加强对环保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