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环境规制交互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减污降碳的主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嵌套模型，探究减污降碳的政策协同与区域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实施“双权”交易可以对碳排放和PM_2.5减排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施单一的环境规制会对非排放清单的排放物减排产生负面效果，且没有形成区域协同效应；实施“双权”交易可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中国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CO2排放和空气质量协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既是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影响的重点区域，又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主体。在城市尺度上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异质化的影响规律，将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分析了2012—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而后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国主要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由2012年的0.79增加至2019年的0.85，环京津冀区域、汾渭平原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耦合协调度指数显著提高。以低碳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其降碳政策、减污政策、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技术投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华北平原城市群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通过减污政策提高协同效益；低碳政策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挥作用；中西部城市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协同效益。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益的对策建议。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协同实现降碳减污的管理需求与关键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₂ 等温室气体和SO₂、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研究回顾及展望

交通运输行业是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开展交通领域的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空气污染防治的迫切需要。本研究追溯了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起源及发展，回顾了交通领域协同减污降碳的主要路径，具体包括交通基础信息协同、交通排放清单编制协同、交通减排目标设定与减排情景分析协同、交通减排技术及措施工具箱协同，以及交通减排保障措施协同。然后，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协同度评价体系构建、污染相关健康协同效应、研究区域等方面对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研究实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潜力与路径

在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承诺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目标下，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城市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必须全面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协同减污和降碳的治理政策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效率，还具备降低成本、强化公共健康等多重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保持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油、气消费与清洁能源比重偏低。要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防控，就必须从源头上根本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本文通过阐述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潜力及路径，帮助理解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协同机制，为城市协同优化治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提供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现有研究基于多种宏观政策探讨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但对碳排放权交易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关注不足。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周边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②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轻污染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及溢出效应；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政府的减税、市场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绿色低碳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建立了“ 1+N”政策体系,制定了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推进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重点从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加快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推进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期为相关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困境与完善路径

我国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与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治理”政策体系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上嵌入“降碳”政策目标，“降碳”和“减污”涉及的规范、资源和工具等制度性要素将在“协同增效”目标下重新协调整合。“减污降碳”在政策理念、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层面均对传统污染防治政策系统存在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不足、规制失灵、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僵化、市场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故此，需加快完善“协同增效”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元政策工具统筹协同、优化差异性政策的管理协同。     

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思路与重点任务

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系统研究构建碳达峰政策体系,为碳达峰提供政策动力。本文分析了我国碳达峰相关政策实施情况,探讨了碳达峰政策创新思路,提出了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政策实施保障。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进低碳发展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统筹融合,构建完善以碳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的,涵盖行业部门、重点区域地区、减排相关方的,多手段类型相结合的碳达峰政策体系,促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有效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达峰路径与关键举措的顺利落地。从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控制考评制度、加快构建排污许可证与碳排放管控协同制度、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改革、全面推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重点政策建议。     

共享骑行减污降碳效益研究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出行方式，凭其便捷、经济、共享的特点，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出行交通方式。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可替代能源消耗型交通出行方式，具有明显的减污降碳环境效益。然而，目前关于共享骑行环境效益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降碳”方面；对于“减污”的研究较少，尚未见公开发布的核算方法学。本文对共享骑行的“降碳”效益方法学进行了梳理并定量核算了“降碳”效益；对于“减污”效益，采用“降碳”核算方法学的思路进行了定量核算的方法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某大型共享骑行公司的用户骑行数据，对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的环境效益按照有地铁城市和无地铁城市进行了分别核算。结果表明：①共享骑行具有显著的“减污”和“降碳”协同环境效益；②共享骑行“减污降碳”环境效益在无地铁城市比有地铁城市更为突出；③共享电单车比共享人力单车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益。最后，本文对所采用的核算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未来的研究探索方向，包括共享骑行激励政策的制定、不同尺度或区域共享骑行环境效益核算以及出行替代率的方法学研究等。     

浅析实施经济政策减排二氧化硫的瓶颈问题和解决途径

我国在环保政策上一直采用排污收费等经济政策手段,并开始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但现实国情的困难造成了环境经济政策在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硫排放上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排污收费标准偏低,排污权交易缺乏法律、政策配套,两种经济政策手段均没能很好地激励火电行业和全社会的力量来治理二氧化硫排放,也未能促成有效的治理资金投入机制。必须通过立法、行政政策手段扫除实施经济政策治污的障碍和瓶颈问题,调整国家电力不合理的供应结构,从而为消除环境污染问题打好基础,为环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 2010—2019年我国 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 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₂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权额分立”理念的碳排放权性质与相关概念审视

碳排放交易是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为提高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与运营,生态环境部加快了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法治化的步伐。然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用碳排放额度来解释碳排放权,直接影响了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性质定位。碳排放权和碳排放配额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有必要确立“权额分立”的理念对碳排放权的性质进行重新检视。在“权额分立”理念下,剥离碳排放配额的碳排放权仅作为一种行政许可权存在,碳排放配额则具有物权性质,两者互不影响。作为行政许可权的碳排放权不具有可交易性,因此,在规范文件中以“碳排放交易”取代“碳排放权交易”较为稳妥;另在碳排放权的概念界定中也应当与碳排放配额相区分。     

二氧化碳捕集、地质利用与封存项目环境管理研究

对于能源密集型行业和难减排工业来说，二氧化碳捕集、地质利用和封存（CCUS）是缓解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工具，但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针对CCUS的环境法律法规、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CO₂监测标准、环境风险管控、核算办法和交易路径等要求仍然相对滞后。本文梳理了国内外CCUS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环境管理方面的不足。建议在CCUS全过程环境管理的联动衔接、CCUS的环境监测标准规范、基于封存CO₂运移和运输管道泄漏情景的源强定量风险评价模型、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减排量核算方法学及碳交易途径等方面进一步出台科学化管控政策，优化和规范我国CCUS行业的环境管理流程，发挥CCUS项目最大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价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思路和对策建议

近零碳排放园区是在碳达峰碳中和新形势下，推动园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开展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有效抓手，是有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体现。通过分析国家对于近零碳排放园区的政策要求、梳理总结国内外近零碳排放园区典型实践案例的经验、识别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存在的问题，最终政策体系、建设路径、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体现四川特色的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思路和对策建议。对于四川省开展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推动园区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外部压力＋内部能力：政府治理双重维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的“30/60目标”对政府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政府治理压力和治理能力的视角探寻其与碳减排的关系，为助力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选取中国 30个省（区、市） 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系统考察了政府外部治理压力和内部治理能力对碳减排的协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外部治理压力和内部治理能力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且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产生了显著的协同减排效应，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时，该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对碳减排的驱动作用因地区分布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碳排放交易制度下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研究——基于中国碳排放试点城市的实证检验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碳排放交易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基于此,本文采用我国2010-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方法构建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测算了2009-2015年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计算结果显示,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碳排放的机会成本整体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且试点地区的碳排放的机会成本总体低于非试点地区。在测算城市减排机会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有效性。经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利于降低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然而由于碳排放交易制度还存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缺失、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定价机制扭曲等问题,因此其对降低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作用较小,并且进一步通过对政策时间趋势的分析得出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正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