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制下不可再生资源耗竭问题研究

不可再生资源如煤和石油的使用不同于一般商品的消费,其存量的固定性特征导致其越来越少。这样就需要研究该种商品的最优代际分配问题,即研究其开采规律和定价模式。近些年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煤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完整的产权制度如承包制是导致不可再生资源滥采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如此的产权制度安排也不能使厂商内部化使用者成本,因此过低的价格引起资源的过快耗竭。     

生态环境资源定价与补偿机制设计:一种实物期权方法

本文区分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生态环境资源的定价与补偿机制的关系.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生态环境资源有不可逆性,往往会产生沉淀成本,由此产生期权价值,难以依靠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实现生态环境资源补偿,往往造成资源投资补偿不足.如果生态环境资源具有完全可逆性,那么就不会存在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问题.正是由于生态资源环境具有显著的不可逆性,沉淀成本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需要考虑期权价值对生态环境资源定价的影响,从而发现资源定价的根本原则在于生态环境资源价格中需要包括期权价值,特别是资源消耗导致未来资源消耗的减少.否则,由于期权价值没有进入生态环境资源价格里,很容易造成过度或掠夺开采生态资源.因此,合理的生态环境资源定价是建立生态环境资源补偿机制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也是市场完善的重要体现.     

公平视角下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制度研究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扭曲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导致矿产资源富集区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文在公平视角下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正负两种收益,在中央政府、资源使用地政府、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五个分享主体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四个分享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矿产资源税费率过低导致采矿企业攫取了本应属于政府部门的收益;税费分享比例不科学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的重心不断向中央政府上移;采矿企业逃避负外部成本攫取了本应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的收益;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由矿产资源开采地让渡给了矿产资源使用地。总体上看,中央政府、采矿企业与资源使用地政府获得的收益远超承担的成本,而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在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好处反而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成本。针对现行不公平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必须理顺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关系,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理顺政府与企业间的收益分享关系;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税费分成比例,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收益分配关系;深化矿产资源价格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矿产资源使用地政府的关系;设立矿产资源开采地生态补偿基金,构建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与使用地政府的关系。     

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初探

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的探讨对于推进我国不可再生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的形成、指导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科学开发并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有着明确的实际意义。本文在国际通用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性的提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技术框架(以下简称框架)。该框架以实现国家矿产资源资产摸底和官员环境绩效评估为目标,函括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原则,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会计要素、相关交易和事项的具体指向,资产负债表的实物量账户和价值量账户的内容和归类,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以及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示意等内容。具体而言:首先,本框架指出了矿产资源核算应坚持复式记账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其次,框架明确了会计主体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即政府),会计要素中的资产指的是由政府辖区控制的矿产资源,负债指的是政府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从生态系统中"借"的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水资源、能源资源等)和生态服务(清洁的空气、水循环、气候调节等),这是本框架区别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所在;再次,框架确立了矿产资源开采涉及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并据此设立了五类实物量账户和三类价值量账户,其中特别构建了集"生态系统服务"、"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三位于一体的"生态成本"和"生态负债"账户;最后,框架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的六大相关交易和事项,以及明确的以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为区分的会计账户,具体展示了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编制流程,并形成了最终的资产负债表示意。除此之外,本框架还提供了如何将实物类账户价值化的方法,特别提出了可用资源租金的净现值方法测度没有直接市场价格的非生产性资产的当前价值。该框架虽然是以矿产资源为研究对象,但其基本思路和技术也适用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编制。     

非再生资源开发中价值补偿的途径

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实质是实现非再生资源开发中资源环境的价值补偿。非再生资源价值是由边际直接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部分组成。由于边际直接成本可通过资源产品的出售得到直接补偿,因而不是非再生资源开发中价值补偿关注的焦点。非再生资源价值补偿实际上就是在明晰资源环境产权基础上补偿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性成本。非再生资源开发中使用者成本补偿的途径主要包括支付权利金、有偿出让矿业权、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设立资源利润基金、实施资源耗竭补贴、实行税费优惠、征收跨州税和对资源所在地居民提供纵向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等;外部环境成本补偿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法律法规,明确矿区资源环境治理界限和治理责任;推行资源开采许可证和矿山开发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价值补偿绿色生态税制,推行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和连带责任制度,设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开展社会化补偿等。根据中国非再生资源开发实际,价值补偿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密切价值补偿同经济发展的联系,依靠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价值补偿;建立规范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保证矿业权所有者获得充分收益;统一实行权利金,建立完善的资源环境财政收入制度;完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科学有序的资源财政分配制度;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必要的行政和社会化等手段,建立资源环境损失价值补偿机制等。     

中国石油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编制初探

我国境内石油行业总体呈现原油开采量上升的态势,为之付出的经济和生态成本也越来越大。开展我国境内石油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对于摸清我国石油资源的家底、评估我国石油资源开采的经济—资源—环境综合成本、探讨我国石油开采战略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探讨了石油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和框架,构建了集"生态系统服务"、"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三位于一体的"生态负债"账户。其次,收集并整理了重要的污染物处理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成果,构建了价值化因子数据表。最后,基于2012年数据尝试编制了目前我国的第一份石油资源资产负债表。结果显示,(1)2012年末,我国石油资源的资产总额为1.47×109万元,负债总额为9.03×10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38×109万元;(2)石油资源资产总额占到当年政府资产总额的14.43%,占政府资源性资产比重达31.12%;(3)石油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15%,负债权益比达到了6.56%;(4)"生态系统服务"构成了负债的最大比重,达到了98.16%。总的来说,我国石油开采行业整体处于"高资产、高负债、强生态压力和弱可持续性"的状态。从这份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境内石油开采的生态成本不容忽视。随着资源的不断开发,石油开采的边际生态成本只会越来越大,因此,能指向经济和生态两方面的综合成本应该取代账面成本成为政府进行石油资源开发的决策依据之一。此外,要落实石油资源资产负债表对于生态保护的实际指导意义,我们建议应该将石油资源开采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权益比等指标纳入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     

可耗竭资源开采追加投资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可耗竭资源开采回采率普遍较低,企业可以通过追加投资来提高资源的管理及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资源开采回采率,减少资源浪费.文中基于Hotelling横向差异化模型,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采用逆向归纳法的思路,分析了可耗竭资源开采企业追加投资的动态行为.首先在企业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和市场份额给定的基础上,分析第三阶段实行价格歧视消费者的转移情况,得到两企业的竞争策略;接着将第三阶段的最优价格策略和利润考虑到第二阶段中,讨论两企业的价格竞争均衡问题,分别得到两企业的需求;最后将第二阶段的利润贴现到第一阶段,可得到企业追加投资的策略,给出了该动态博弈模型存在唯一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条件和企业最佳追加投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要使企业追加投资就必须要求追加投资的回报率足够高,当企业追加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时,只要较小的追加投入就会产生较大的边际成本减少量,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甚至会将不进行追加投资企业挤出市场;当投资回报率给定时,企业追加投资的激励是取决于其耐心,即企业对未来收益关注越多,则追加投资的规模也越大.     

资源的价值及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资兴东江湖案例

生态补偿的范围或资源在经济活动和生态维护的利用边界应是边际上经济收益与生态收益相等之处,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便是资源用于经济活动产生的边际收益。如果东江湖库区生态保护主要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森林覆盖率,最先应该退耕的是玉米,然后是板栗、水稻、茶叶,最后是柑橘和生姜;如果生态保护主要是提高水质,减少氮磷总量流入水库,则最先退耕的应是生姜,其次是柑橘、茶叶和玉米,最后是水稻和板栗。生态补偿采取行政强制方式时,可能导致信息租金或交易成本太高。这时,生态补偿可考虑谈判交易的方式。在东江湖库区,化肥对柑橘收入、产量和种植业及林业收入增加的作用已不明显,如果氮、磷超标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勿须进行大规模退耕还林,政府只需要提供测土配方的技术和相应的肥料配送便可以改善水质。东江湖库区越来越多的农民正离开土地放弃农业,部分生产力低的坡地将被撂荒。所以,东江湖生态补偿工程过后几年推进可能更加有利。     

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及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补偿机制研究

煤炭行业清费建税,资源税从价计征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热议,而资源耗减价值是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将资源回采率纳入使用者成本模型,科学计量了我国2000-2011年间煤炭资源的耗减价值。分析表明:2000-2011年间,4%折现率下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增加了22倍之多,而资源税费却仅仅增长了7倍,煤炭资源耗减价值与资源税费实际征收额之间存在有巨大缺口得不到补偿;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经济形势呈逆向分布,煤炭工业利润率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导致这种错位的原因与我国不合理的资源税收机制有很大关系;资源税税率的理论区间为1.11%-8.85%,与国家规定的2%-10%高度重合,从而说明国家决策的合理性。为使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工业经济形势相"挂钩",以资源税收入等于资源耗减价值为切入点,对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进行数理分析,求得了资源税税率与当期资源价格的关系,发现固定税率的资源税难以适应市场波动,于是提出"资源税+利润税"的组合税收工具,确定了利润税的起征点,计算得出了资源税和利润税的税率组合。该组合税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经济周期对煤炭工业造成的影响,同时又维护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从而实现国家与煤炭工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REDD+项目中不确定性对森林碳减排量的影响研究

减少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REDD+)项目旨在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方法和积极的激励措施,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砍伐和森林退化,同时还包括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以及增加森林碳信用。在REDD+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碳减排量的准确监测与度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而不确定性问题的普遍存在将可能对碳减排量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REDD+项目开发商和代理人两个博弈者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动态博弈模型的仿真研究,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利益相关者收益以及森林碳减排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会使得森林碳减排量增加,以弥补因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低估量。同时,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导致碳排放量的补偿支付价格增长。由于不确定性只会对代理人补贴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开发商补贴,因而向开发商提高补贴更能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利润增加。并且不确定性越大效果越明显,因此在未来向开发商而非代理人提供补贴才是政策制定者的最佳选择。由于REDD+项目中除了能给开发商和代理人带来收益之外,还以可以增进全社会环境和生态福利水平,而这种外部收益在"森林碳信用"的市场价格中并未得到完全体现,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为REDD+项目提供经济激励以弥补这种外部收益。政策制定者选用补贴模式时应优先考虑基于开发商补贴建立公平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为保证资金被完全用于REDD+的项目之中,并被负责任地按照预期目标使用,因此需要建立能满足国际标准的良好财政治理机制以预防腐败和欺诈,促进REDD+项目的成功实施。     

个人碳排放交易研究进展与展望

个人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将碳排放权分配给个人的总量交易政策工具。不同于上游的总量交易以及碳税等政策工具,个人碳排放交易因其能够推动个人直接参与碳减排而受到关注。鉴于碳排放总量覆盖范围、碳排放权分配以及清缴方式的差异,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个人碳排放交易在政策公平、效率和效果方面有不同表现,而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在上述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认为,基于人均排放进行配额分配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更能体现个人在碳排放权方面的平等性。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即使考虑不确定性,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建立和运行成本远高于上游的总量交易系统。如果仅仅考虑减排本身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覆盖其成本。因此,个人碳排放交易激励公众参与减排行动所能带来的其他政策效果的探索和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通过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执行方式的细致研究发现,个人碳排放交易并不必然激励公众直接参与减排,公众的参与是与方案的具体设计直接相关的。因此,更为具体的方案设计,包括考虑各种市场主体潜在反应基础上的政策设计是未来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评估的研究基础。而政策设计需要在激励公众参与和成本控制、效率与公平间不断权衡。此外,对于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成本边界的设定、对不同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累退性的比较、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与其他能源或环境政策交叉性的评价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测度——外部表现、内在动因和分类维度

通过对城市居民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列联表分析对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公众对不同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外部表现不完全一致。当消费行为与自身利益相容(实施收益大于实施成本),那么公众更乐于实行。反之公众实行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内含三个关键因子:购买因子、使用因子、回收因子。这三个因子分别体现了公众三种不同的内在心理动机:基于自然保护的强社会利益动机、基于自我保护的弱社会利益动机、基于经济利益的个人利益动机;据上述三个因子可以把公众细分为四个不同的子群体(非节约环保型消费者、节约环保型消费者、节约环保型使用回收者和节约环保型回收者);这四个群体在年龄、个人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论对相关政府机构转变公众消费行为模式(即引导公众转向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涵义。     

再生资源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分析

再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类型,兼具资源资产产权和环境产权,两者相互作用引导其开发利用自组织形成了正规与非正规回收利用者相互交织的完整逆向供应链系统。协调其中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减少逆向供应链的环境污染和整体运行损耗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升的关键手段。为此,本文以北京市废旧电视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方法,系统分析了再生资源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SCP)。结果表明:(1)消费者选择一级回收者时具有价值性、便捷性和规范性三种偏好。销售商回收模式可较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其首选方案,然而,"以旧换新"限制了无需购买新电视的人群。游商以45%的份额占据了剩余一级回收市场的主导地位。(2)一级与二级回收者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二手市场扩大了一级回收者的利润,中间商则为一级回收者提供了稳定的需求保障。(3)受到非正规拆解作坊的挤占,正规拆解企业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降低了拆解企业对收购产品的质量要求,致使中间商偷换有价组件和跨境转移电子废弃物等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正规拆解企业会提高收购价格,致使政府补贴的基金大部分转移至回收环节,巩固了现有的正规与非正规回收者共存的供应链结构。(4)个体中间商及非正规拆解利用作坊是再生资源供应链低效率的关键。本文调整了现有的家电基金制度,建议在电视销售环节向消费者征收40元/台的基金,并将其中的10元/台用于扶持政府可管控的正规主体中间商,代替个体中间商的功能,其余金额可用于弥补现有基金的亏空。该种模式可充分利用现有的一级回收者及二手市场,并可有效提升再生资源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水平。     

外大陆架非生物资源开发法律和政策问题探析

基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分析和解释,研究了外大陆架非生物资源开发收益分享的含义、制度安排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研究认为,外大陆架沿海国应善意履行缴纳费用或实物的义务,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制定公平分享外大陆架非生物资源开发收益的标准和指导外大陆架沿海国履行义务的指南。中国在国内层面应进行立法和政策设计,为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做好准备;在国际层面,应积极参与相关谈判,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地理不利国身份,分享应有的外大陆架非生物资源开发收益的份额。     

基于调节聚焦理论的生物农药推广有效性研究

化学农药在提高单位耕地面积农产品产量和效益的同时,由于过量施用、利用效率低下等污染了生态环境、危害农产品安全和损害消费者健康等问题,而具有低残留、低污染和环境友好性优势的生物农药逐渐得到公共部门和业界的重视。但生物农药能否得到大范围推广和施用,关键在于能否改变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和农药生产企业的积极参与。由于生物农药施用涉及农户的当前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相关因素,使农户的农药施用决策具有突出的心理距离属性。本文引入调节聚焦理论,建立了心理距离与农户农药施用决策和心理动机的关系,实证研究生物农药推广对农户农药施用决策、支付愿意(WTP)、农药生产企业态度和再次施用意愿的影响。结论如下:1施用生物农药给农户带来的收益是长期的、全社会的和不确定的,而多数农户农药施用决策所考虑的利益是当前的、私人的。因此,二者在心理距离、调节聚焦以及利益追求方面是不匹配的,这揭示了当前生物农药推广过程中出现的"叫好不叫座"的原因;2农药生产企业能够从生物农药推广中获利。如果生物农药推广得当,将会提高农户对生物农药以及农药生产企业的积极评价,其对生物农药的愿意支付价格和再次施用意愿也会提升;3调节聚集信息诉求和心理距离的匹配,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决策存在显著影响。当预防(或促进)聚焦信息诉求与近(或远)心理距离匹配时,农户对生物农药信息诉求的认同度较高,施用意愿也更高。因此,要提高生物农药的推广效果,针对农户农药施用决策具有近心理距离的特点,公共部门及农药生产企业在推广生物农药时应该强化预防聚焦信息,而弱化促进聚焦信息;此外,生物农药推广过程中,公共部门及农药生产企业也可以通过宣传策略,延长农户农药施用决策时的心理距离与改善生态环境的促进聚焦目标相匹配,从而提高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     

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利益相关者行为抉择博弈探析

面对环境污染,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明晰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机理,选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成供应链系统和消费者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基于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环境价值诉求的识别及行为策略分析,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供应链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考虑消费者的行为策略对三方博弈的影响。运用三方动态博弈模型解析了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各博弈方的博弈均衡策略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个体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会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为保障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顺利实施,各利益相关者应协同合作。通过对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协同机理的探讨,提出了促进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的对策建议,即中央政府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地方政府应发挥监督主体作用、企业应发挥投资主体作用、消费者应发挥监督推动作用。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分析

针对农户耕地保护成本进行经济补偿是未来耕地保护机制改革的趋势.然而耕地保护的成本往往不为受益者所知,因此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难以确定.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分析基础,针对政府和农户之间信息对等和不对等两种情况设定政府的效用函数和农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函数,经过公式推导,得出如下结论: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若根据低成本地区的补偿标准对所有地区的耕地实施补偿支付,将导致高成本地区实际得到有效保护的耕地面积会低于政府计划标准;而政府若根据高成本地区的补偿标准对所有地区的耕地实施补偿,将诱使低成本地区农户擅自增加耕地面积,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因此,委托人应根据代理人的不同耕地保护的成本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非完全信息条件下,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相比,低成本地区的农户获得的补偿要高一些,而高成本地区的农户获得的补偿要低一些.在补偿机制实际运作过程中,若政府要想确保耕地保护政策得到有力实施,就必须对那些具有低成本的农户付出一定的信息租金.     

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源配轩优化的根本创新路径,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是:如果流动人口为理性行为选择者,在社会制度安排许可的发展环境下,当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间形成比较收益差异,存在着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的潜在和现实的各种获利机会时,就必定驱使人们由低收益领域向高必益领域流动,而且比较收益差异量与流动人口的流速、流量正相关,并必然导致产生收益率及人口分布走向平均化的趋势,社会发展也将获得最优化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果.其相关政策含义:一是人口流动是流动人口的理性选择;二是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流动权利;三是利用比较利益差别促进人口流动;四是降低各种不必要的流动成本和流动风险;五是建构人口流动的有效率社会发展框架.     

西电东送生态补偿标准初探

西电东送南通道规模不断扩大,电力开发过程导致电力输出地生态环境受损,但西电价格却尚未充分体现生态环境成本,地区之间生态环境利益矛盾日益凸显,亟待生态补偿机制对各方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本文从输出地和输入地两个视角出发,综合生态环境损失价值与恢复治理成本两方面内容,对发电各环节的生态补偿进行了估算.输出地视角下,本文区分治理与否两种情况,分别计算生态补偿标准;结合已治理电容比例,计算生态补偿平均额度,并设计低、中、高三套补偿方案.其中,中方案为火电0.134元/kwh,水电0.019元/kwho输入地视角下,本文综合考虑了广东省的电源结构和排污所致边际损失,估算广东省环境收益(意愿支付的生态补偿上限)为0.39元/kwh.按照中方案,西电项目中广东省2010年需支付生态补偿费70.5亿元,而获得的生态环境收益则高达304.7亿元.     

主体功能区划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基于机会成本和佛冈样域的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四类开发区域。显然,实施这种安排需辅之以生态补偿政策,以弥补后两类区域因被限制或禁止(工业)开发而损失的经济利益。而国内现行或试行的生态补偿因数量太少、标准过低而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各地争相挤入重点开发区域而抗拒被定位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即使被划入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也不甘"寂寞"而设法实行变相开发。这就需要研究生态补偿的合理量化标准,通过对代际和区际公平的充分兼顾来增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可行性。本文基于机会均等观,运用机会成本法,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与发展机会成本的数量关系模型,提出了对生态功能区的单项与综合补偿标准并选择样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主体功能区划下,特定区域接受"限制"或"禁止"开发之定位安排的经济底线是所获生态补偿足以弥补因限制或放弃开发而付出的机会成本。因"限制"或"禁止"开发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则该机会成本可以理解为一地限制或放弃工业增长后所相应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及其他相关收益。据此核定的生态补偿标准才具有较大公平性和可行性。在实施中,不同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从单项(财政收入)补偿逐渐扩展至综合补偿。在此基础上,未来还可考虑纳入生态建设投入补偿和环境服务付费(PES),使生态补偿标准对各地承担生态屏障、致力可持续发展更具激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