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畜禽养殖业低碳清洁技术的EKC假说检验

根据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畜禽养殖业的碳排放总量,并建立了收入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非线性计量模型,利用分地区数据进行了EKC检验。笔者认为,清洁技术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将碳排放强度进行技术分解,在引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重点研究了清洁技术的EKC特征。结论显示:两次EKC检验的结果方向一致,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这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和清洁技术的采纳密切相关;东、中、西部地区清洁技术下的碳排放拐点分别为7 942.63元、2 751.77元和2 670.44元,中部地区拐点收入水平基本不变,东、西部地区拐点收入水平有所提高;除了收入水平外,东部地区的碳排放特征主要受农业产值占比、城镇化率和饲料成本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恩格尔系数的影响;西部地区则主要受农业产值占比、公路密度和土地成本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应该增加清洁技术补贴,提供技术服务,加强政府规制以及技术创新。     

皖江城市带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动态研究

基于化肥、农药、农膜、农业灌溉、农地翻耕、农机运用、农作物收割后残留根系分解 7个主要碳源,测算皖江城市带1991~2010年农业碳排放量。结果表明：研究区农业碳排放总量从1991年的273万t增加到2010年的535万t,年均增长率为1035%,同时2010年其排放量约占安徽省碳总排放量的443%。1991~2010年研究区人均农业碳排放年均增幅26%,农业碳排放密度年均增幅584%,碳排放强度年均降幅3769 t/亿元。研究区农业碳排放以农作物收割后残留根系分解为主(占总排放量的5987% ),且化肥碳排放比重年均增长最快达1618%。各市农业碳排放量六安最大,安庆较大,铜陵最小,其中平均增幅最大为六安298万t/a,最小为铜陵009万t/a;碳排放强度最大为六安,较大为滁州,最小为铜陵,平均降幅最大为滁州64774 t/（亿元·a）,最小为铜陵19760 t/（亿元·a）;人均农业碳排放量最大为滁州,最小为铜陵,人均增加量最大为六安460 kg/a,最小为合肥039 kg/a;碳排放密度年均增幅最大为芜湖836%,最小为马鞍山345%。最后根据该区农业碳源的构成特点和动态特征,为其降低农业碳排放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省域低碳农业绩效评估及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本文在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农业经济核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引入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低碳农业绩效1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其余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2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西藏、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农业减排成本较低;3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大趋势,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4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中国碳排放特征及其动态演进分析

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为此,基于EKC模型，采用平均分配余量的分解方法．构建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1990-2005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贡献。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变化效应均值为19．55％。其中。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引起的变化效应分别为15．76％,-0．86％和4．65％。总的看来。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N”型关系，经济规模对碳排放变动具有增量效应。这是推动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碳排放整异性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减量效应。但抑制作用并不明显。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技术效应波动性较大，总体上具有正的效应，从减少碳排放角度来看。现行技术对降低碳排放并未发挥优势。本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我国碳排放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产业发展调整具有一定的意义。     

近20年来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动态演化

研究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时空格局与动态演化规律,对制定合理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采用Theil指数及空间分析相关方法分析1997～2016年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时空格局特征,并利用R/S分析法预测其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1997～2016年中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不同类型农业碳排放强度省域的空间分布变化均较大,碳排放高强度省域保持稳定,而低强度省域呈扩大态势;(2)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其中区域间差异变化较小,区域内差异趋于扩大,粮食平衡区区域内差异趋于上升,主产区区域内差异先升后降,主销区区域内差异趋于收敛;(3)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程度趋于缩小,热点区保持不变,而冷点区呈收缩态势,青-藏保持稳定性热点区,京-津-冀-陕-晋-豫-鲁为稳定性冷点区域;(4)中国、三大功能区及各省域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未来碳排放强度值将呈现出继续下降的演化态势,尤其以粮食主销区的下降趋势具有更强的持久性。     

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服务业碳排放强度是衡量服务业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尺。首先,基于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对1995—2018年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其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特征;最后,借助EKC曲线和IPAT模型,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为解释变量,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1995—2018年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均值由1.43 t/万元下降至0.22 t/万元,年均降幅为3.53%,1995—2000年为高速下降阶段,2000—2018年为缓慢下降阶段;空间上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多数省份的服务业碳排放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演变特征;空间关联类型以H-H型集聚和L-L型集聚为主,空间关联格局优化趋向显著,L-H型集聚和H-L型集聚的省份不断减少,L-L型集聚的省份不断增多。(3)各影响因素对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均存在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产生正向影响,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因此,各级政府应通过自下而上落实各项节能减排举措、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谋求服务业低碳化发展。     

空间依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我国29个省区2000-2008年间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收入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特征,特别是人均收入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加强的趋势。②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人均收入16 953元。并进一步计算了我国各省区的人均碳排放拐点,发现各地区人均碳排放拐点在时间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多数省区较早地到达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则要经历较长时间。③城市化水平、就业人员比重和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④对外贸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均碳排放。因此,提出了大力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低碳技术、转变贸易结构以及将地区的空间依赖性纳入到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中等政策建议。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十二五”时期中国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分析

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为例，以2010年为基准年，在ESTDA的框架下，运用ESDA、LISA时间路径和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了2011~2015年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的时空动态特征，同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性；(2）东部地区具有相对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北京稳定性最强，新疆波动性最大；(3）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空间格局演化的整合性较弱，稳定性较强，协同高增长省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协同低增长省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4)影响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的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自给度和能源消费结构。 关键词： 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时空动态；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关性研究

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因素相比,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以江苏省沿海地区能源消费情况为基础,研究得出地区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并且1999-2008年该地区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一致.选取人均GDP来代表经济增长数据,人均CO2排放代表碳排放数据,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来分析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和演变态势.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拟合模型中参数α0为0.245 7,α1为3.658 14e-5,α2为1.318 32e-8,α3为-3.298 09e-13,所以根据模型设定判断得出:1999-2008年间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置和人均GDP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关系,而是表现为三次方曲线模型.同时,依据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特征,将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6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持续增加;2006-2008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经济增加趋势变缓.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中国CO2排放量变化

基于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特点，采用对数平均的Divisa方法对我国1990~2007年的CO2排放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我国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CO2排放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分地区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效应对CO2排放量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口效应使东部地区碳排放增加，使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降低，能源利用结构变化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因此，要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需要针对地区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中西部地区需要逐步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低能耗制造业。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衡量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环境、经济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废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2.7万元左右,但废气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亦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8.8万元左右。说明我国废水治理较早,技术较为成熟,但废气治理尚需加强。     

中国农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解

农业生产所导致碳排放大幅增加以及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研究基于农业生产中6个主要方面的碳源,测算了我国1993-2008年农业碳排放量.发现自1993年以来我国农业碳排放处于阶段性的上升态势,总体上可分为快速增长期、缓慢增长期、增速反弹回升期、增速明显放缓期等四个变化阶段.其中农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08％、2.38％.农业碳排放总量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农业大省,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中部农韭大省.进一步通过Kaya恒等式变形对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效率因素、结构因素、劳动力规模因素对碳排放量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994-2008年与基期相比分别累计实现12.95％、26.62％、33.29％的碳减排,而农业经济发展则对农业碳排放具有较强推动作用,累计产生154.94％的碳增量.最后,据此提出促进农业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建设用地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碳排放是一个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建设用地亦是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1996 - 2007年建设用地与碳排放的变化,在扩展KAYA恒等式的基础上,基于LMDI分解法,探讨了12年间中国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省份间所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以2001年为拐点,呈现稳中有降到快速增长的两阶段变化,空间上则呈现出东高西低格局,环渤海地区为全国碳排放高值地区.LMDI分解结果显示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省际间差异突出,影响较为显著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新疆和青海也较为明显,其他地区普遍较弱；导致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省份经济发展、建设用地的正向作用和能源强度的负向作用之间存在贡献程度的强弱差异及抵消效应.从建设用地控制角度开展碳减排,不同地区将存在效率差异,对于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相对饱和的省份可能有效.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基于EKC的实证判断

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势推进,中国环境质量是否已经跨越峰值和进入持续改善的通道?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理论工具,依据环境统计数据和国际经验事实判断中国是否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和具备促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经济特征。首先,应用中国各省份1998—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均收入水平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进行回归拟合发现,人均烟粉尘排放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在"十二五"中前期到达峰值。大部分东部省份已经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环境质量改善仍然缓慢。多数中部省份处于峰值阶段,而西部省份大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阶段。其次,基于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框架,将中国当前的经济特征与美、日、韩三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验进行比较,结论表明中国目前已基本具备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济驱动条件,但是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峰值的扁平化和波动性。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础上削减30%—40%作为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转折点判断,中国环境质量将在2025年左右趋于全面改善。最后,为了促进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形势的不同,实施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同时积极防范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一步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     

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应与机制

农业保险发展能够引导农业经营者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行为。首先,基于农业经营规模、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进步等路径,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减碳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基于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果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是:(1)总体来看,农业保险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平均而言,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00万元、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和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hm~2时,该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分别实现71 t、364 t和254 t的减排效果。(2)在异质性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碳排放总量的削减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和非粮食主产区省份;而在中、西部省份和粮食主产区的样本中,农业保险发展没有起到推动农业碳排放总量降低的作用。(3)进一步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密度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也是负向的。(4)在机制分析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粮食作物比重增加是农业保险减碳的有效机制;而农业保险发展虽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并不会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低碳化转型。据此形成的政策含义:一是,可以继续通过补贴推广农业保险,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用有利于碳减排的规模化经营与作物结构模式;二是,在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简化赔付手续、规范定损标准,强化参与农业保险的收益教育,使农业保险产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创新和发展绿色农业保险,以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纳绿色低碳的生产技术。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压力的演变规律，是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运用1998~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模型对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选取各省化肥投入密度、农药投入密度、畜禽粪尿排泄物密度作为度量农业面污染源排放量的指标，选取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源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三类污染源与人均GDP均处于曲线上升阶段，自发到达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拐点还需较长时间。政府应强化农业环境政策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