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边界框架下可持续发展理论拓展创新与实践应用

系统把握行星边界框架的理论意涵及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中的拓展应用,对跟踪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前沿、丰富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行星边界框架内涵特征梳理,从思维范式、评价方法、全球治理三方面探索行星边界框架在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价值贡献：该框架具有“强约束”特征,通过量化人类活动的“安全运行空间”加深了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关系由增长模式向包含模式转变的理解。可量化的边界与生命周期评估、足迹家族、投入产出法等环境可持续评价方法的融合丰富了可持续发展评估工具。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的融合应用提升了行星边界框架理论的全球影响力。生态文明思想是立足本土经验泛化而成的新范式新表征,蕴含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从只有一个地球、理性增长等价值理念及行动逻辑差异之处辩证地理解生态文明思想与行星边界框架的逻辑关系,是行星边界框架理论本土化实践的重要根底。基于此,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新思考：借助行星边界框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向,提高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认知,深化其与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碰撞;从拓展SDGs-PB研究尺度、注重异质性调...     

习近平建设美丽中国重要论述的内涵阐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习近平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人民情怀和绿色治理观的凝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本质意蕴,美丽中国还蕴涵着三重价值追求:天蓝、地绿和水清体现着生态之美;以创造良好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彰显着人文关怀;而实现中国梦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价值追求,中国梦引领建设美丽中国,是富裕、幸福与美丽的融合。文章力求在全面和系统阐释习近平建设美丽中国重要论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对应举措,实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建设美丽中国要从主动探索自然发展的科学规律入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卫蓝天、碧水和净土,确保生态建设成果由全民共享。在此基础上,要进行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培育环保、节约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塑造新型公民;要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干部考核制度融入更多生态要素,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只有携手并进才能共治共享,中国还要贡献智慧和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各国一道共建美丽世界。从内涵维度把握习近平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论述,在实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是破解新时代中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难题的根本,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     

人地关系的危机和性质及协调思维

人地关系危机的本因是人类意识和社会经济行为与其生存环境的潜在利用方向、可承载量之间存在的巨大不整合和全面失衡,其核心是资源问题。人地关系的性质是多种人地关系因子共同作用的区间对应的函数关系。人类应当采取“多管齐下、本标兼治”的协调战略,树立资源中心论观念,着力于改善资源利用结构和效率,改进人地关系的关联方式和复合作用效应,建立多层次的人地协调工程,推动人与自然的根本和解和全面合作,最终实现两者的整体同一化和共生协调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思考和认识的永恒主题。目前,人地关系呈现出历史性和全球性的危机,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障碍。探讨危机产生的根源,研究人地关系的性质,并从中确定调控人地关系的基本思维和方式,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共生空间的演化理论

从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演进与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般规律。现有相关研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如何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性、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尚有缺陷。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人类文明史和共生理论,将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已知类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谱系。由此揭示出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论断,由共生关系谱系分别推演出人类文明的产业属性、科学属性和生态安全属性等。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包含以下几个阶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传统工业文明、天然化学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业文明,包含人工化学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绿色产业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从产业偏利共生向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演进的模式,它使生态安全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是一种比新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后,将以上成果在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中进行集成,构建出完整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椭圆演化模型。该模型深化和发展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两条主线论"考察中国文明进程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审视,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条主线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本文以中国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例证,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生态文明建设对环境法理论变革的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环境法理论也随之发生着变革。近年来。众多学者对环境法理论的变革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生态文明的法律观。承认自然界及其生物具有内在价值。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学理论支持。     

生态市建设的若干理论探讨

生态市是指市域内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其服务体系与其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较协调与统一状态的城市。生态市建设意味着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需要有新的城市发展理论与思维。要以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晨统筹、人与自然协调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的“五大统筹”新思维来指导．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使国民经济体系由链条经济向循环经济、自然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     

沿海地区人地关系演化及优化分析

人地关系是人类社会同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同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特征不同。本文以沿海地区“人”与“地”之间矛盾的产生、发展以及追求协调的历史过程为线索，将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划分为混沌阶段、原始和谐阶段、矛盾发展阶段、矛盾激化调整四个阶段。影响人地关系的因素较多，自然因素主要是地形、气候、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人为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人类各种不合理的破坏性活动。从人地关系演化的历史过程，可知人地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针对沿海地区的实际情况，沿海地区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以优化人地关系：①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深化对外开放；②通过生态工作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等实现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③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以缓解陆上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试论长江文化生态的主要特征

大自然孕育了万物,人类又在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了文化。久远深厚、异彩纷呈的长江文化,正是得益于广阔的发展舞台、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因此探讨长江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文化生态,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着重论述了长江文化生态的主要特征：（1）整体性－－长江文化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它能反映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它孕育了长江多元文化。（2）开放性－－长江流域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外流水网系统,该系统不从外部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吸收并累积负熵流,维持其有序性。长江文化具有悠久的开放传统和宽广的心态。（3）动态性－长江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既有周期性变化也有非周期性变化。（4）人地相关性－长江文化生态民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回顾长江文化的发展史,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强烈依赖－－被动顺序－－主动征服－－相互和谐”几个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关系论

文章主要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例,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演化中存在分裂的现象,并初步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被分解成两种关系,即人与夭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从系统的整体角度考虑,将涉及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人与天的关系;从自然中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此种分解亦可以作为理解"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视角.本文将这两种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共四种关系,统一在三种生产理论的框架内.这样的划分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环境管理学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严峻挑战,需要人类社会采取共同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能体现人类共同命运的领域,深度参与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以共同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各国力量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良好载体和国际平台。文章通过分析可知,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三位一体"特征;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前提条件,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要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合各国力量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包容各国文明,凝聚价值共识,成为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生动实践。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国际平台,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案例。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理论架构的基础

生态伦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构架的根据．主要体现在：从自然内在价值论与自然权利论的角度出发为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提供了合理性证明：通过对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定、道德原则规范的制定及对人类道德境界的全新诠释,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道德观支持;通过对“环境公正”理论的深入阐发．丰富和完善了“公正”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综述鄱阳湖区人地关系史3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田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类活动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三者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湖区人地关系的转变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湿地的诸多功能（如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促生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退田还湖”则使湖泊、湿地功能得以逐步恢复，缓和了湖区人地关系，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湖区人地关系推向和谐阶段。鄱阳湖区人类活动由“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转变是在当地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反省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实现的，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现，是当地人民主动建设生态文明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案例。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可持续发展水利的生态学分析

生态学的整体、平衡和协调、竞争共生、循环再生等原理为可持续发展水利提供了生态学理论依据。我国治水思路的发晨过程人与自然平衡”的生态适应过程。本文阐明了可持续发展水利的生态学内涵，提出承资源和水环境承栽能力研究是可持续发展水利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基于 生态学理论中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出可行的保障可持续发展水利实施的生态学措施。     

从“保护”到“回馈”——论环境法义务观的逻辑嬗变

传统环境法义务观存在三方面不足:义务的规定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宣示性;强调事先预防和事后治理的模式,缺乏事中控制:义务的架构缺失一种对自然的回馈机制.环境回馈义务是指人类对环境负有的回报和补偿责任,具体表现为涵养水源、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积极地对环境进行投入的行为.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它要求必须对环境为一种积极的投入.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生态法域的义务,它旨在构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善,丰富和发展了环境保护义务的内容,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环境回馈义务的有效履行有利于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对自然回馈是保持生态平衡的要求.实现人类对自然索取与回馈的平衡是符合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要求人对自然尊重和回馈.环境回馈义务也是生态正义的要求.     

试论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公平性

以对“人地关系”、“发展内涵”和“人的位置”等的系统认识为理性基础．所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观．非常强调公平性。经典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对“公平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时间维度上的代际公平。我们从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理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认为公平性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代际公平．而且是空间维度上的地域公平和群际公平。就地域公平而言．我们认为．它不仅包括相关地域的公平性而且包括次级地域的公平性和背景地域的公平性。地域公平性的这样的理论认识。在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来源、组成部分与实践指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靓丽多彩的部分,传承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发展和本土化,凝聚了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共识,是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实践探索和认识升华。其组成架构可以概括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为基本内核,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以公平分享发展成果为价值取向,以恢复美好宜居环境为民生情怀,以打造生态经济为发展基础,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为方法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责任担当,以构筑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为根本保障,最终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运用系统科学原理阐释了社会和谐的内涵,指出社会和谐须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和同合作为表征,其构建与实现应遵从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依赖予在把握人类社会需求演绎、协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高效有序发展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支持.进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双剩余理论",以揭示其间的供瓣枧理和协同准则;推导出了社会收益分配的相对公平系数,以衡量人与人公平要求下的社会和谐.针对国情和战略目标要求,提出了以加强小城镇建设为轴心的城市、小城镇与农村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合理聚散的"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