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环境生产效率及环境保护税开征的研究

实证估计环境生产效率是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研究分支之一。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2015年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或自治区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有关环境保护税开征的若干问题。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实证研究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的特征,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异质性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生产效率相分离,进而得到理论上更为合理的各地区工业环境生产效率的估计值。另外,本文还从理论征收额与实际征收额的角度构建了排污费征收强度指标,以替代已有相关文献常用的排污收费金额作为排污收费制度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该制度的有效性。相关实证结果表明:(1)虽然同样是基于参数化的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但是否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异质性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环境生产效率相分离,所得到的效率估计值存在着显著差异,由此也进一步表明了在面板数据中考虑地区异质性的必要性;(2)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的效率估计可知,整体工业经济的平均环境生产效率已由2005年的0.488 8上升至2015年的0.780 9,且东部及个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具有较高的环境生产效率;(3)模型及代理变量选取的差异都会影响对中国排污收费制度有效性的实证评估结论,排污收费制度能否有效地改进工业环境生产效率的实证结果并不稳健;(4)若考虑地区异质性且以排污费征收强度作为排污收费制度的代理变量,则实证结果显示排污收费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5)综合各地区的生态承载压力及工业环境生产效率,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可被重新划分为高排放高效率、高排放低效率、低排放低效率以及低排放高效率四大区域。     

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对策刍议

70年代初期,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委员会”首次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以来,许多国家为制止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普遍开始向排污者征收排污费。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始建于1978年,排污收费作为我国的一项法律制度,是由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法)予以确立的。该法第十八条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的,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1982年,国务院又颁     

排污税能够提高环境质量吗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主要的环境政策工具之一。然而,自1982年这一制度正式建立实施以来,经过2003年的制度改良,始终未能解决征收成本高、使用效率低、寻租行为盛行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该制度的减排效果不佳。因此,近年来,排污费改排污税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改革是否能够收到设计者们预期的效果?为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一个包含政府征收排污税行为和政府污染治理技术投资行为的经济系统,考察动态条件下排污税对环境质量的长期影响,以及征收排污税对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长期影响。根据本文的分析,单一的征收排污税并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不一定能够促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出现,也不能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税降低了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但对消费者消费路径的影响是不明确的。最后,本文建议,政府应投资于污染治理技术的改进能够持续的减少最终污染物排放,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中国独立型环境税方案设计研究

结合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形势和任务,借鉴国外环境税收实践经验,初步设计了我国独立型环境税政策方案.设置了污染排放、特种污染产品、生态保护和二氧化碳排放四类税目;提出了"环保代核,税务部门征收"、"由环保代征,税务审核"及"税务部门征收"的三种征管模式;以2006年的税基测算,全国环境税总收入为2 330亿元,建议主要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和中央按照8:2比例分成.在各级财政建立"环保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应根据"整体税负中性"和"税费改革同步"的原则,相应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调整排污收费范围,保持现有税负水平基本不变;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战略,最终建立支撑科学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论同一排污口征收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全国实施,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政策、技术、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排污收费现状等多个因素,对在同一排污口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应税数目进行论证,提出应税税目由刚性税目和一般税目构成,建立了一类水污染物、其它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应税税目的测算方法,提出保障环境保护税征收的措施。     

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湖南2005-2012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基于DEA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测算各地市(州)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并分析了影响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测算结果表明:2005-2012年间,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市(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等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信息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湖南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内涵,及不断推进信息化和城镇化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     

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空间计量分析

当今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效率的提高,对区域生态效率水平进行准确评价、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基于2010年中国各省域资源环境及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基于熵值赋权的灰色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的优劣做出了评价;然后运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水平的空间关联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我国区域生态效率呈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2）利用外资、人力资源、产业结构3因素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下简称环污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4）排污收费制度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2)积极有效利用外资;(3)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4)加强环污投资资金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工作;（5）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多角度、全方位统筹考虑     

区域差异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始探索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加快推进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差异性对我国的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这将逐渐成为其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之一。为了减小甚至消除这种区域差异性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本文从区域性这个角度出发,以排污税费标准的制定为切入点,以最优排污税费理论模型为基础,利用比较分析法,指出区域差异对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的消极影响是存在的这一客观事实,并对不同行政主体主导制定的税费标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排污税费政策的相关对策。指出排污税费标准不能高度统一,应研究探索区域划分机制,结合区域特征推行差别排污税费标准,以实现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污染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要建立动态的排污税费标准评估与调整机制,灵活地、适时地调整排污税费标准;同时,建立区域性的多主体协调机制,防范污染的区际转移,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世界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①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财政投入相对于需求严重不足；②环保投资使用效率低下；③现行税收措施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力度有限；④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问题；⑤缺乏环境保护税种；⑥现行自然资源税存在性质定位不合适、征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单位税额过低等问题。为此，从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方面提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绿色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衡量经济产出的本质尺度是向消费者提供最终服务的质量和价值,而不简单局限于生产出的物质数量。为此,把环境、资源因素纳入传统技术效率测算框架:通过引入生态足迹变量,来表征自然资源投入;借鉴绿色GDP核算的思想,利用绿化指数对传统产出进行调整,以表征绿色产出;结合资本存量及有效劳动力指标,基于SFA模型测算出我国2001-2010年省级单位的绿色技术效率,进而从技术、制度、产业层面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与传统技术效率比较,不仅数值更低,而且区域间差异程度更小;技术引进必须与消化、吸收和改造相结合,才能真正起到提升区域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作用,否则会起到负面的影响;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得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出口虽然加大了生态输出,但能促进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的环境资源负荷与较高的生态资源占用有碍区域绿色技术效率的发展。     

基于污染控制的畜禽养殖场适度规模的理论分析

当前，规模化逐渐成为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思路，而现实中大规模养殖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污染控制的角度看是否存在最优养殖规模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基于耕地对氮磷的承载能力、运输成本、排污费等变量构建了数理模型，探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畜禽养殖场的最优规模问题。结果表明：在养殖场自由选择养殖规模时，出售一个养殖单位获得的经济收益越高、耕地对处理剩余物的承载能力越大，则最优养殖规模越大；而一个养殖单位的直接生产成本和粪便处理成本越高、畜禽粪便经处理后的剩余物越多、运输成本越高、排污费越高，则最优规模越小。在养殖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提高排污收费时畜禽养殖场将提高其处理剩余物的还田处置比例。最后，指出在畜禽粪便处理技术难以有效去除氮磷、对养殖场是否合理处置最终剩余物难以监管的条件下，对养殖场进行规模控制将是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的一个政策方向     

考虑非合意产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其核心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本文使用1999-2009中国30个省区市际面板数据,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DEA模型,测算出含有非合意性产出的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并以此为基础,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和分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均值呈现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且东部、中部、西部水资源利用效率依次递减;我国全要素水资源效率呈发散趋势,各省份之间效率的差距在扩大;经济水平、水资源价格对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和政府影响力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经济对策建议

由于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本文首先分析了新疆煤炭开发利用趋势及煤炭资源开发导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然后就煤炭资源税改革、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排污交易试点、改革排污收费制度四个方面提出加强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缓解新疆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建议,以实现新疆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动态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选取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1999~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Frontier4.1软件测算了我国各省区历年工业用水效率值,还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各省区分为高效率组、中效率组、低效率组进行工业用水效率差异分析,接着选择自然资源、经济水平、工业发展、工业结构、用水结构和政府影响这6个因素,构建Tobit回归模型对这6个驱动因素分全国、高、中、低效率组样本分别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我国工业用水效率平均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用水效率值差异较为明显;工业用水效率整体分布从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我国各省区的工业用水效率处于一种较快的增长趋势且地区间的工业用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人均水资源量与工业用水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水平驱动因素和工业发展驱动因素都与工业用水效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合理的工业结构可以显著提高工业用水效率;政府作为对于工业用水效率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DEA分析方法,构建了测算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集约效率的计算模型,并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1-2006年间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电力资源这四种资源的集约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城市资源集约效率较低,效率值平均在70左右,并呈现出东部城市的资源集约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不均衡分布状况.同时,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影响资源集约效率的因素.在影响集约效率的因素中,政府作用力、经济开放程度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电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却有着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和经济腹地变量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环境变量对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有着负向的抑制作用.     

环境约束下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研究

为避免传统能源效率测算中的偏差,采用非径向的SBM方向距离函数对1996～2010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在环境约束下的能源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对“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全国及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无效率来源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尽管样本期间全国整体能源效率水平在不断提升,但仍存在一定的能源利用无效率,能源资源利用水平低、环境污染高排放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各地区间、区域间能源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对造成能源效率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除环境因素外,能源投入利用水平低是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效率提升的主要瓶颈因素,而经济产出水平则制约了西部地区效率水平的提高,这为因地制宜的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DEA效率模型中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分析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性差异,发现沿海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全面领先优势,中部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低;在此基础上,建立受限因变量(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外资利用、科技投入提高对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排污收费标准提高能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基于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限制污染物的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建设绿色现代化国家,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目标。环境规制强度也必然会随时间不断强化。全面评价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FDI的影响效果,将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由于"污染总量控制"与"污染当量控制"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本文以1995—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为样本,利用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倾向得分匹配(PSM)和非线性估计等方法,考察了以该政策为代表的"污染当量控制"型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各省开始实施的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地区FDI的流入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说明,总体上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污染天堂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还表明,该政策对北方城市FDI流入的抑制影响强于南方城市。另外,非线性估计发现,随政策时间的推移和SO_2排污费征收强度的提高,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对FDI的影响均呈U型特征。这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多种效应和影响渠道。对此,本文还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三重差分(DDD)等方法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该政策对SO_2高污染行业FDI具有抑制作用;对高新技术行业FDI具有促进作用;对非SO_2高污染非高新技术行业FDI也具有抑制作用,但抑制影响不及SO_2高污染行业。这说明,"污染天堂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在中国同时成立但适用对象存在差异。这些发现将为我国未来制定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