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中国环境不平等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环境污染产业转移,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环境不平等日益加剧,环境不平等应加以重视。本文利用中国199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省际间环境污染的不平等。进一步,通过回归不平等分解和分析测算相关经济因素对中国环境污染地区间不平等的重要性,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很大的地区间不平等,并且,近几年区域间不平等在加剧,中西部环境污染强度有恶化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不平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两者对省际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约占60%;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减污减排、提高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还会具有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减少污染废弃物排放的间接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应积极关注产业结构升级的不一致和"污染转移",带来的环境不平等,保障各地区人民的环境权利。     

中国环境效率及污染物减排潜力研究

在中国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约束目标的当前,测算与日益趋紧的"总量控制"政策目标相契合的环境绩效和减排潜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与学术价值。基于此,本文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和技术差异性特点,应用与数据生成过程(DGP)相一致的SFA共同前沿两步回归方法,科学估计2004—2014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成本模型,有效克服传统估计方法存在的偏误,进而根据实际污染(SO_2)排放与最小排放量的距离计算环境效率与减排潜力。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家庭数量以及交通出行对中国SO_2排放量增加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水平提高与家庭规模扩大显著抑制了污染排放。(2)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开放的三个维度与研发投入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环境治理投资与国有资产占比对环境效率具有负向效应;各种外部环境变量对技术差距比的影响不同,东中部地区环境技术显著高于西部地区。(3)当前中国总体环境效率不高,共同前沿下的环境效率年均只有0.537,尚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各省份、三大地区的环境效率和排放技术差异显著,不管是总体环境效率还是减排技术,东部地区都比中西部地区高得多。(4)中国的总量减排任务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效率来完成。如果环境效率提高到100%,污染物排放总量将会降低大约1 192万t,相当于中国在2014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60.36%。短期内可根据各区域现有技术水准设定有区别的减排目标,长期而言,应将参照基准扩大到全国,释放最大的潜在减排空间。     

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基于EKC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等区域污染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造带有三次项的环境-收入简约模型,利用1998-2007年间我国30个地区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在内的5类区域污染指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导致我国区域污染恶化的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水平对区域污染排放的影响有正有负;人口规模和政府环保管制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指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我国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效应检验

本文将作为区域特征的环境规制和作为产业特征的污染排放密度加入到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模型中,来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检验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对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产生了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转移。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指标,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并按三区域进行结构分解;然后结合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GLS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层面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地区差异明显但短期变化趋势并不稳定,呈现反复波动态势;长期来看,老龄化地区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2004年以后,中、西部省际间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东部呈收敛趋势,东部省际间差异对老龄化总体差异影响最大;总体上看,区域内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呈收敛趋势,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这说明老龄化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的;人均GDP、出生率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重要两大因素;死亡率对全国层面老龄化反向影响效果显著,城市化率对中、西部层面老龄化正向影响较大,而文盲率对各层面老龄化未见反向影响效果。     

技术异质下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身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提高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深入挖掘大气污染减排潜力是改善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和消除雾霾天气发生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生态效率理论,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与技术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方法框架下科学测算2006—2014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技术差距比(TGR)"这一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大气污染排放技术的差距,并从"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进一步将各省份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与"管理无效率(GMI)",以此定位各省份大气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进而构建策略矩阵,将全国各省份归入四个不同排放效率特征的方阵,并给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与措施;深入揭示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大气污染排放强度效率"这一全新概念并考察其演化趋势;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我国省际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外部环境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年均仅为0.493,污染减排潜力巨大;2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地区差异显著,无论是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还是排放技术水平,东部地区都是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3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潜在排放强度,这表明大气污染排放强度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4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对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煤炭消费比重上升与人口密度过大则对其有显著抑制作用;5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与"污染避难所"假说。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能源全要素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节约能源消费和减少CO2排放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在能源约束条件下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效率问题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必要的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Metafrontier GML指数方法,构建动态综合的污染强度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地区2004—2013年28个省份的绿色能源效率,进而对中国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技术效应进行分解,并对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技术赶超、创新和领先效应是显著的,东部地区辽宁省技术"领先效应"并不明显,导致该地区能源效率并未有提高;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但能源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而西部地区只存在技术创新效应,此地区的技术前沿与全国范围的共同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特别是此地资源型地区的技术改进效率不高。其次,通过对能源效率的σ收敛和β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在2004—2013年存在σ收敛但是不存在绝对β收敛。再次,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赶超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均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促进作用,但是增强环境规制强度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对于不同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对于资源型地区,需加大促进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缩小地区技术前沿与全国技术前沿的距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基于技术扩散的全社会能源效率空间条件收敛分析

我国各地区能源效率存在明显的差距,如何缩小地区能源效率差距成为了能源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依据2000-2010年中国30省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条件β收敛模型分析了技术扩散对全社会能源效率收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间,全社会能源效率呈现2000-2002、2002-2005和2005-2010的三阶段特征,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过程,其中,2005-2010年提升速度最快,其经验值得借鉴;②全社会能源效率的绝对β收敛呈现由收敛至发散的三阶段变化过程;③全社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滞后现象,其增长率的空间相依性不显著,但空间因素对全社会能源效率β收敛的正面影响有加强的趋势;④技术扩散从总体上使全社会能源效率的收敛速度提高1.8倍以上,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强;⑤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全社会能源效率及其收敛速度;⑥不同时段的技术扩散对全社会能源效率的影响不同,且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市场技术流入对收敛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引进外资是缩小地区间全社会能源效率差距的重要措施.     

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实证

本文利用DEA的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三个指标,然后基于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工业规模效率及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程度及差异化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有抑制作用,而规模效率则与CO2排放呈正向关系,但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东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对单位GDP CO2排放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区域间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所属的种类不同有关,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可能属于节能型技术进步,而西部地区则属于耗能型的技术进步；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的提升可能更多地依靠能源消耗,中东部地区则有所改善.     

西部大开发十五年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实现了快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增长。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成本,评价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0—2014年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环境效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偏低,处于相对无效状态。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明显低于传统效率,经济增长付出了较高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以来传统效率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走势变化。西部地区省份环境效率在全国排名靠后,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其中重庆和四川排名不断提升,新疆排名逐步回落,内蒙古和广西在西部地区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稳定,云南和陕西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排名相对靠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2000—2003年上升,2004—2010年不断下降,2010—2014年趋于平稳。西部地区环境效率低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大,也低于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逐渐扩大,与中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本文同时采用了Tob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环保投资力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in 2000–2014

In this study, we measur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stern China in 2000–2014 by the 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easure model which considers the undesirable outpu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stern China is low and rank behind i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2000–2014 has paid high environmental cos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xperienced “inverted U”-type trend chang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presented differentiated developing tren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provinces were enlarg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not on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with a big gap but also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s. Through the convergence test, we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regions was gradually expanding; meanwhil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ga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narrowing.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the tobit model and then addresses.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效率地区差异评价

为了对中国各地区工业进行环境约束下的效率评价，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利用2005~2009年各地区工业的面板数据，对31个省市的工业进行了环境约束下的效率测算，揭示了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各地区间的差异。在进行超效率DEA评价的过程中，利用工业环境影响的社会支付意愿代表环境投入，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在处理非期望产出问题上的不足，并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评价结果，反映了环境问题对各地区工业的效率影响程度上的差异。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加权评分，反映了各地区工业效率的综合状况，从区域情况来看呈现东部优于中部与西部，而中部优于西部的态势。最后，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对各区域中的特殊省份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各地区工业的效率改进建议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性与驱动因素研究

将大气污染物视为“坏”产出，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与Global Malmqusi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实证测算2006~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与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其时空异质特征与驱动因素，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揭示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根源，通过构建“效率-生产率”矩阵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且在考察期间维持了下降趋势，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之间差距与长江上游地区内部省市之间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根源；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不同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存在差异，因而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研究结论可以为长江经济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时空异质性；驱动因素     

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构建产业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此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最后运用断尾回归方法找出影响我国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生态化水平可以划分为领先区、发达区、中等区和落后区4大类型,各省区产业生态化水平虽都有所提高,但差距显著,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产业结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RD经费投入、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据此从产业系统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提出加快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of Provincial Low Carbo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ina

In this research,the Factor Analysis model of measuring provincial low carbo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en constructed.Based on data from 30 provinces,an empirical study was developed to measure comprehensiv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using the Factor Analysis model(Principal Components method and Normalized Varimax Rotation).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rovincial marks of low carbon development are generally low and only nine provinces have high marks(more than 0.80).The results also show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y.The provincial marks of the eastern region are higher than both the middle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mainland China.All of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marks(more than 0.90) are loc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and those with the lowest marks(0.60) are located in the middle region.Furthermore,regional disparity in low carbon development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Finally,some suggestions for decision-makers are presented.     

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时空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生态效率”这一概念同时将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内涵于其中，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基于2004~2014年我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模型，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实证测算并分析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关联及集聚特征，研究了生态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显著，生态效率呈现“东—中—西—东北”的梯度递减格局。(2)区域生态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相关与集聚特征，近地缘的各省域生态效率相互影响，空间扩散效应显著；忽视区域差异与空间因素，在理论上存在严重不足，也与现实不符。(3)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结构变动、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都会对生态效率变动产生显著影响。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中西部落后地区是重点，也是难点。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