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的边界:对流域污染治理行政力量的反思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究河长制在跨界污染伴生的搭便车问题中的作用,对于破解流域水污染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19年国控监测点水质数据和河长制演进数据,该研究通过构建上下游水质模型全面考察了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能够有效改善下游水质,然而,这种水污染治理的激励作用仅限于省内上游区域。②在确立了省级河长的地区,省内上游地区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得益于省级河长在省内带来的良性环境治理互动。③相比之下,上游外省地区的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反而加剧了下游区域的水污染,“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综上,尽管河长制可以通过强化本地环境绩效考核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产生激励作用,但并未扭转跨界污染会伴生搭便车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依据行政边界划分落实治水责任的河长制对于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调整。据此,该研究建议在坚持环境分权的同时,将下游特别是跨省下游地区水质纳入地方官员考核内容,从流域整体层面确立总河长,加强流域内省际间的治污协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污染治理的搭便车问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河长制”评析

我国频发的水危机既是水环境作为居住地、供应站功能而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也是作为废物库功能而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河长制是地方政府为了重新恢复环境三大功能协调运行而发明的一项有效的实用制度.河长制因其简单易行,很快在全国形成扩散效应.河长制是源于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河长制的优缺点:优点是职责归属明确,权责清晰；是合理的路径依赖基础上的制度创薪；铁腕治污提高治污效率;创新扩散机制值得提倡.河长制本身存在制度缺陷:无法根除委托-代理问题；缺乏透明的监督机制;容易出现利益合谋；忽视了社会力量；行政问责很难落实.河长制综合考虑了地方权力结构与环境现实,充分利用行政长官手中的权力带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环境制度变迁的步伐.但河长制具有应急的过渡性,应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不断完善,应通过它形成全社会参与环境管理的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治理制度.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长三角地区河长制政策的微观实证

河长制是中国应对水污染“自下而上”的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创新，全面梳理河长制的扩散机理、实证检验河长制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对于改善水污染、保护水环境、建设绿水青山生态文明具备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绿色发展数据库匹配而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河长制对水污染产生的冲击效应时，发现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进而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更为准确地识别河长制的推行对于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河长制影响污染排放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从河长制在长三角地区的实施效果来看，其对水污染行业企业水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能显著改善长三角地区的水污染。(2)推行河长制使得企业通过加大环保创新投入并减少生产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同时短期内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3)河长制的推行效果具备所有权异质性和政策动机异质性，对私有企业具备更强的规制效果，环保意识更强的国企具备更大的减排自驱力，对国有企业规制效果较弱；主动推行河长制地区企业减排治污效果更好，在上级政府要求下推行河长制会削弱河长制政策效果。因此，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应继续坚持全面推行河长制...     

河长制视域下技术嵌入对公众治水参与的影响——基于5省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公众参与对河长制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以治水投诉微信公众号、河长制APP、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等为代表的技术治理模式凭借其交互性、便捷性、开放性等优势,赋予了公众更加广泛、自主、充分的参与权,被认为拥有增进公众治水参与的巨大潜力,但这一潜力如何在河长制政策执行中得以兑现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从嵌入性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出发,聚焦数字化与河长制背景下的公众治水参与,将公众参与划分为侧重于前端治理的建言献策和后端治理的举报投诉两类,利用江苏、湖北、陕西、河南、宁夏5省份1635个流域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嵌入对公众治水参与的影响及机制,并进一步运用条件混合估计法(CMP)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①河长制视域下技术嵌入对公众治水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仅能够促进前端公众建言献策,还能够增强后端公众举报投诉,即使采用不同样本、不同方法重新估计后,这一实证结果依然显著成立。②技术嵌入对公众治水参与的促进作用依公众技术使用权限、河长制推行时间、东中西地区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③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治水形象在技术嵌入与公众治水参与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技术嵌入也能够通过改变公众预期水平这一机制变量,进而促进公众举报投诉,但对公众建言献策未能有显著影响。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和推动公众治水参与和智慧水利建设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探索“河长制”全面有效实施之道

"河长制"是水环境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目前"河长制"处于制度建设初期,仍存在诸多问题,学术界对其所做的研究尚不充分。为此,该研究通过文献搜集和调研走访等途径,总结了"河长制"实施现状,研究表明:"河长制"制度体系、组织结构尚不成熟,如何保证其科学实施、有效评估、实现区域协调和长久治理等依然是其实施中的难点。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缺失、责任人主观因素难以掌控、河流治理运作机制不成熟、流域综合治理缺失、产业发展状况亟待改善等都是导致其实施难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以下建议:进行专业培训,形成"学、研、治"结合的合作模式,指导科学实施;健全贯穿控源、治理和后期维护等过程的系统化运作机制,促进有效治理和评估;努力从制度机制、法律约束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探索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实现区域协调;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从根本上缓解环境压力。     

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差异性影响

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内生变量,文章首次将三者结合起来,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置于城镇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关系以及城镇化进程对两者的差异性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建立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城镇化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与民间投资不存在这种关系,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从城镇化与政府投资关系的动态演化看,城镇化并没有引起政府投资的变化而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而非市场主导型,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政府以大规模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政府投资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导因;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推进具有滞后效应,政府投资存在绩效损失。我国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延伸,政府政治人的角色决定了其具有不计成本实现施政目标的特性,从长期看,政府投资由于效率低下而应让位于民间投资,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模式。为此应界定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边界和范围,削弱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直接干预、全力打造服务性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投资,并提高城镇化推进中政府投资的效率。     

我国水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宪法、水法)中“水流”／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国家将承担水管理与保护职责。目前，政府机构的水管理职责被分配在几个国务院部委内，形成了“九龙管水”局面，多部门多重管理造成部门间的职能交叉与重叠，各部门的政策效力在分歧与冲突中相互削弱，是水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水管理的复杂性与水资源的多重价值与稀缺性，水管理不可能完全实现由唯一部门负责进行全权管理，而必须实现多部门的协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为此，必须强化水环境的统一协调管理，加强流域管理、规划职能，剥离水环境管理权与监督权，确定相关水环境管理部门的合作义务。     

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微观过程——基于两个中央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比较

生态环境部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在治水目标设置上有所突破,推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实现科学合理的目标演化,而协作治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水环境问题的主要模式,因此分析协作治理中的目标演化问题具有必要性以及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关于协作治理目标的研究侧重于探讨目标的结构性分类,因此难以有效解释协作治理目标如何演化这一理论问题。基于此,该研究以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南明河和杞麓湖治理中协作治理目标演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描述了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微观过程,尝试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究棘手问题、外部压力、协作过程以及阶段性绩效如何影响协作治理目标的演化以及目标演化为什么会出现差异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协作治理目标演化是一个包括目标确立、调适、强化、重塑的过程,其中,棘手问题和外部压力驱动协作目标的确立和重塑,而协作过程以及阶段性绩效推动个体目标的调适和强化。(2)“个体-协作”目标一致性影响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方向,而阶段性绩效外反馈最终决定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差异。(3)进一步揭示中国情境下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独特性,即控制力和回应力的差异化匹配以及目标演化的制度情景嵌入。该研究为协作治理目标管理...     

中国水资源管理博弈特征分析

随着中国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态势日益严峻．建立一个面向效率和公平的水资源管理机制的需求日益凸现。本文在比较传统行政模式和市场模式下水权管理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从水量和水质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种模式下的水用户博弈特征。结果表明：政府管制会出现“政府失灵”。无法实现政府和水用户之间的激励相容;在完全市场机制配置情况下,由于个人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会导致水资源被过度污染、治污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等“市场失灵”,基于不同模式下各自的利与弊,无论哪一种单纯的管理模式都不能满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认为中国水资源管理需要把水量和水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两种配置方式的优势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准市场水权交易机制分析框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是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机制,为了探索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中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实现方式,基于对理论与现实依据的分析,提出了四种水源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1)水权交易模式:提出水权的市场交易机制与拍卖机制构想;(2)发展权流转模式:受水区对水源区进行产业补偿,帮助水源区建立"飞地";(3)生态经济模式:依托水源地生态环境,实现生态产品市场效益;(4)公共物品市场购买模式:政府利用补偿资金购买私人部门提供的水源地生态建设服务或项目。最后就如何以政府为主导,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引入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构建与创新——基于对“武汉水专项”案例的分析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城市水环境破坏严重.政府部门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水环境,但并未有效解决污染问题.由于城市水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科技部在武汉市汉阳区启动"水专项"寻求有效的治理模式.由于采用新的制度安排,注重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的结合,明显改善了汉阳地区的水环境."武汉水专项"的试验显示出市场机制在城市水环境治理这类公益项目中同样是有效率的.构建更加有效的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构建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的核心是在确保水环境改善的公共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投入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城市水环境治理可以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和丰厚盈利的现代服务业.     

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水稻种植户的分析

农业生产效率变化是地方政府干预流转政策效果的重要表现。本文依据江苏省六个市的调研数据,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比地方政府是否干预以及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为完善地方政府农地流转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的综合效率在0.406和1之间,平均综合效率为0.737,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可能由于地方政府流转补贴以及大规模流转偏好,导致政府干预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大,经营能力与规模不匹配导致了效率损失。(3)地方政府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均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出现"政府失灵",同时,地方政府主导型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小于中介型,说明政府主导型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介型干预的"政策失灵",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较好地减少了农地流转违约风险,约束了经营主体生产行为。(4)其他变量中,土地投入、地块数量、技术指导对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劳动与资本投入、以及自然灾害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对政府的农地流转角色和行为进行限定,将政府权力限定在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强化监管服务功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防范风险等方面,逐渐退出"双重"角色,依靠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切忌盲目推动农地流转,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适度规模为前提,确立效率优先和家庭经营模式为基础的农地流转政策。     

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初探

环保行政体制结构是环保行政组织系统的基本框架,是实现环保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方式。我国长期以来的环保行政体制改革较为关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强化,环保行政体制的结构较少得到关注。对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在机构地位提升与管理职能得到强化的前提下我国环保行政管理依然面临执法监督难、部门协调难等问难题的深层体制原因。本文首先根据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提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的矩阵结构模式,这一矩阵结构在纵向上存在双权威系统,横向上协调关系较为薄弱,从而造成环保监管权威弱化。其次,基于对我国地方环保行政体制改革效果的调查,指出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出的了若干变化。最后,结合我国"十二五"时期落实国家环保意志的基本要求,提出改善我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的若干政策建议,即在基层改善体制结构中的双权威系统,并以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突破点,探索环境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的优化途径。     

长江流域水环境演化规律研究平台及切入点初探

对长江流域水环境演化规律的研究 ,应该针对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尤其是水质酸化和污染、洪涝灾害威胁加剧等水环境问题 ,提出科学的解释 ,为流域水环境修复提供基础理论。回顾和总结了 5 0多年来前人在长江流域水环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这些成果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构筑了良好的基础平台。对长江流域水环境的研究应出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 ,围绕长江干流水质保护和中游地区防洪两个重中之重 ,强化对水环境演变动力学机制的研究 ,摸清流域水、泥沙与污染物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对水环境恶化的机制 ,建立流域水文、泥沙与水质之间非线性、复杂巨系统的耦合关系及其系统模拟。还提出了长江流域水环境研究的 7个切入点     

长江流域水环境演化规律研究平台及切入点初探

对长江流域水环境演化规律的研究,应该针对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水质酸化和污染、洪涝灾害威胁加剧等水环境问题,提出科学的解释,为流域水环境修复提供基础理论。回顾和总结了50多年前人在长江流域水环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构筑了良好的基础平台。对长江流域水环境的研究应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围绕长江干流水质保护和中游地区防洪两个重中之重,强化对水环境演变动力学机制的研究,摸清流域水、泥沙与污染物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对水环境恶化的机制,建立流域水文、泥沙与水质之间非线性、复杂巨系统的耦合关系及其系统模拟。还提出了长江流域水环境研究的7个切入点。     

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作为消除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指导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流域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补偿思想的来源、内涵、实施模式、补偿标准等角度系统梳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论述了市场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两种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文意从基本思路、政策框架、监管体系等维度分析评述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发现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将生态补偿基金扣缴制度、改良的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制度等组成有机整体的运行体系,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并剖析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成效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基于现阶段国情,我国应推行由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就完善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构建与创新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城市水环境破坏严重。政府部门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水环境，但并未有效解决污染问题。由于城市水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科技部在武汉市汉阳区启动“水专项”寻求有效的治理模式。由于采用新的制度安排，注重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的结合，明显改善了汉阳地区的水环境。“武汉水专项”的试验显示出市场机制在城市水环境治理这类公益项目中同样是有效率的。构建更加有效的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构建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的核心是在确保水环境改善的公共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投入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城市水环境治理可以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和丰厚盈利的现代服务业.     

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治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农业分户经营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是实现小农水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其管护绩效的关键路径。利用黄河灌区中上游的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自治区)772户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支持影响程度较大;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农户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组织支持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后为社会资本;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多群组分析表明,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最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积极推行小农水的村民自治模式,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促进农户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激发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河流和海洋污染物总量分配研究述评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改善水环境质量,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制定科学的总量分配方案,是实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关键技术。本文从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分配的定义出发,对总量分配原则和环境容量的最新概念做了介绍,把河流和海洋领域的总量分配方法作了概述和比较。最后提出了开展总量分配分级体系研究,加强重点河段和海域环境容量季节变化研究的建议。本文对深入开展水环境领域污染物总量分配的研究,推动陆海统筹的总量控制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