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因素分解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并且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已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要寻找制造业的有效减排途径,就需要准确分析和计量促使制造业碳排放增加的影响因素.为此,本文在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并基于1996-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在1996-2007年间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均是由效率引起的,而结构则引起了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因此,应大力推进低碳技术的开发,以进一步发挥效率份额在制造韭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优化制造韭产业结构,逐步淘汰一些高碳排放行业,使制造业产业结构向规模化、低碳化和高端化升级.     

江苏、安徽能源强度比较分析与启示

能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能源消耗量剧增，能源供需矛盾、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研究区域能源强度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Laspeyres因素分解法，定量分析江苏省和安徽省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效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安徽省的能源强度高于江苏省的能源强度，不过差距在逐渐变小，利用重标极差法预测未来两省的能源强度会逐渐趋同；（2）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发展有减小能源强度的趋势，不过作用过程有波动；产业效率有利于降低能源强度；（3）安徽省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增加能源强度，作用趋势还在增大，产业效率有利于降低能源强度，降低作用大于江苏省。因此本文提出目前同样的投入应该偏向欠发达地区或能源强度较高地区，这有利于快速取得降低能源强度的成效.     

中国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压力驱动与强度分解

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掠夺式开采的日益严重,中国不可再生能源供需缺口日渐放大,来自于经济增长和消耗强度的冲击使得中国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压力逐年增大.在对不可再生能源供需缺口以及消耗构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IPAT方程、LMDI分解法,对中国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压力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针对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的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强度,运用费雪指数分解法进行二次结构、效率效应分解,并就分析结果作出具体剖析.研究结论如下:①中国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压力呈现“谷峰交替”型变动趋势,消耗压力的增加主要源于经济因素的驱动,消耗压力的减弱主要源于消耗强度的抑制性驱动作用;②结构效应指数对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动发挥主要影响作用,产业结构的低碳化调整会促进工业部门内部消耗强度的降低,从而达到拉动不可再生能源整体消耗强度降低的目标.     

山东省能源消费强度变动的结构及效率效应

从地区、产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三个视角,利用四种没有残值的指数分解方法将山东省的有关能源消费强度指标分解为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生产总值的地区结构变动对其能源强度的下降有阻碍作用,而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提高则有促进作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商业和住宿餐饮、其它服务业六大产业的增加值占全省增加值比重的变动对山东省能源强度的下降有不利影响,而各产业能源效率的变动则基本上起到促进作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行业结构对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强度的下降有增进作用,而各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则不稳定.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住宿餐饮之外的其它服务业、重视高耗能行业能源效率的持续提高、加强对重点地区的监控,包括泰安市、日照市、莱芜市、临沂市、聊城市等,是降低山东省能源强度的主要途径.     

中日韩钢铁工业能源强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钢铁能源强度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该文比较了我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在产值能耗和吨钢能耗两类能源强度指标上的发展趋势,并利用分解分析方法计算了1996-2005年中日韩三国产品及工艺结构和能源效率的变化对各国钢铁吨钢能耗的影响，最后将各国产值能耗与吨钢能耗作进一步比较．并对比较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效率的提升对中国和韩国吨钢平均能耗的下降有重要作用，结构的变化则对日本的吨钢平均能耗的下降有显著影响。因此．产品及工艺结构和效率是影响钢铁能源强度偏高的根本原因．在对产品及工艺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能耗的降低。还应注重经济性的提高。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生产与消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单位GDP的能耗却不断下降.理论上,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可以归因于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为了解释中国能源效率的这种变化过程,本文采用对数平均的LMDI方法将中国1994-2005年的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为六大类产业结构变化、两位数产业结构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5年,能源强度降低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的贡献在2001年后不断降低,产业结构变动在1998年前降低了能源强度,1998年之后导致能源强度的上升.在技术效应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产业部门及居民消费业的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水资源消耗配置的灰色关联度与适宜度测算

水资源作为一种可耗竭性资源,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的消耗量非常大,这种消耗配置格局是否合理有待于研究。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0-2008年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耗水量的配置进行关联度测算,以探求各部门耗水量配置对水资源消耗总量的影响程度,继而将生态学中的生态位评估模型引入到水资源消耗配置评价中,对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的消耗配置进行适宜度测算,研究结果表明:①工业部门耗水量与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的灰色关联程度最高;②2008年中国水资源消耗配置的适宜度水平最高,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实现较优配置。通过对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配置的关联度和适宜度测算,研究认为:提高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配置的适宜度,关键在于减少水资源在各部门的浪费性消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使各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值均接近最佳生态位,从而实现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的消耗配置接近最优化水平。     

陕西省生产用水变动的驱动机制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陕西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于全国的52%,人口和经济集中的关中地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针对生产用水消耗问题,采用LMDI方法从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分析了陕西省用水变动的驱动因素及影响程度。根据本文对陕西省2001年至2011年生产用水量变化的因素分解分析,可以得到4个结论:1陕西省生产用水消费量呈波动增长趋势,用水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生产用水量和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脱钩"效应;2经济规模效应是驱动陕西省生产用水增加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带来的用水压力依然巨大,如果不考虑结构调整和用水效率进步,10年间陕西省用水量增长幅度将超过140%;3农业生产比重的下降是经济结构效应驱动陕西省生产用水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其他行业的结构调整总体上对抑制用水增加起负面作用;4通过技术进步效应是抑制陕西省用水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农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矿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耗水行业的用水效率提高有效减少了用水总需求。文章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陕西省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相关建议:1加强用水总量控制,努力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从而有效抑制生产用水的快速增长;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逐步降低高耗水产业的比重,依托陕西省的科技和教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提高高效用水行业的经济结构比例;3强化企业生产过程和工序用水定额管理,通过阶梯水价、节水奖励政策促进企业积极研发使用低耗水的生产工艺;4加强农业节水技术的应用,兴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降低农业用水量。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新疆工业结构研究

本文选取了新疆33个工业部门,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1997-2001年和2002-2009年两个时段的工业结构体系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对各部门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等指标的计算,并结合新疆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下结论:新疆工业部门整体结构较好,但竞争力偏低,主导产业不明确,朝阳产业不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①采用新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部门竞争力;②确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③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朝阳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     

考虑非合意产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其核心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本文使用1999-2009中国30个省区市际面板数据,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DEA模型,测算出含有非合意性产出的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并以此为基础,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和分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均值呈现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且东部、中部、西部水资源利用效率依次递减;我国全要素水资源效率呈发散趋势,各省份之间效率的差距在扩大;经济水平、水资源价格对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和政府影响力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10年29个省级单位数据,以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分别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就全国来说,无论以人力资本量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均为正;但与产出指标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较大。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分析单元,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东部,以投入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西部,以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产出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中部,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因此,为提高劳动报酬比例,政府应采取针对性的政策。第一,政府率先应启动劳动报酬比例增加机制;第二,健全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第三,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     

虚拟耕地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及贡献份额研

虚拟耕地资源被广泛认为是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压力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论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计算1996~2018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并对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进行实证分析，为调整对外贸易战略及优化耕地资源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虚拟耕地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农产品贸易的巨大逆差决定了中国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大国，其中，油料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最大的品种；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26%，观点得到了佐证。同时，还提出了要试点实施虚拟耕地资源，全力以赴做好贸易政策调整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倒逼主要农产品进行结构调整；努力构建虚拟耕地资源管理新模式，推动农业“走出去”与市场多元化结合等政策建议。     

The Impact of Succession Stage on Share and Traits of Clonal Plants in Abandoned <Emphasis Type="Italic">Molinion caeruleae</Emphasis> Meadows

The impact of succession stage on the share of clonal plants in the plant cover, seed rain and seedling pool has been studied in the years 2014 and 2015.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in abandoned Molinion caeruleae meadows dominated by small-statured species (Patch I), tall growing large-tussock grasses (Patch II) and shrub-willows (Patch III). Although the clonal taxa dominated in the plant cover, seed rain and seedling pool, their share in subsequent study sites was quite different. The spectra of life-history traits relevant to clonality in the plant cover and seed rain were similar and did not vary significantly among subsequent locations, while they mostly differed as observed in the seedling pool. The various spectra observed in seedling pool in subsequent study sites might be due to fact that the seed germination and recruitment of offspring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habitat conditions which varied remarkably in the successive Pat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