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会降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尽管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环保考核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重发展,轻环保"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了公共价值冲突。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环境联邦主义理论,采用我国206个地级市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关系。本文使用DEA方法中的Super-SBM模型测量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和Griffin公式测量并计算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程度,最后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越低;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即财政压力首先诱发地方政府出现了公共价值冲突,使地方政府陷入了一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公共价值困境中,进而负面影响了其环境治理效率。研究同时发现,环保垂直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公共价值冲突在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中介作用,若地方政府实施了环保垂直管理,则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可以得到有效弱化。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打开公共价值"黑箱",分析公共价值冲突的来源和作用机理,探索公共价值冲突的应对策略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为中央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支持性证据。     

从量考到质考:政府环保考核转型分析

"十三五"以来,在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实施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环保绩效的考核正在实现从总量考核向质量考核的转型。针对这一重要转型,本文从委托代理激励设计的视角解释了转型发生的制度基础。从激励机制角度看,实施质量考核的难点主要在两方面,即要实现"信息有效"和"激励有效"。实现"信息有效"要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模糊的问题;实现"激励有效"则要建立适度激励,并克服代理人"选择性关注"的问题。针对质量考核难点,本文分析了对实现从总量考核向质量考核转型做出贡献的制度变化,主要包括:(1)环境质量监测部门实现省级垂直管理,保障了质量监测工作不受地方行政干扰,有助于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2)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强化了"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须严格落实群众举报的问题;二是举报问题的整治结果须全面接受群众监督。"公众参与"的强化有助于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模糊性。(3)"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新型责任机制纠正了地方环保工作中"权责不一"的问题。地方党委的职责强化,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在环保工作上的履职能力。(4)更为严厉的问责机制提高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中"选择性关注"的成本,能有效规避"选择性关注"现象的发生。虽然这些制度调整为质量考核的实施提供了直接基础,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上述制度变化发生在一个底层制度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公众参与得到了实质性的强化,环境治理从以政府内部行政考核为基础的管理模式,逐步迈向了以全社会网格化信息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新阶段。     

大气污染何以治理?——基于政策执行网络分析的跨案例比较研究

如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揭示地方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背后的深层机理对于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X市三项大气污染治理运动进行了跨案例比较分析,识别出探索型、协同型和突击型等运动式环境治理类型。研究发现,环境领域运动式治理具有相对稳定的发生机制,其呈现类型主要受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影响。渐进式绩效改进、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策措施"工具箱"是环境运动式治理效果显著且地方政府持续采用的重要动因,而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改变是导致环境治理运动分型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在地方环境治理实践中具有积极作用,且能与常规治理手段形成有益互补,但要通过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合法性授权与绩效问责制度来合理使用这一治理工具。与以往对环境治理实践轮廓的"白描式"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纵贯式历时观察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从呈现类型、影响因素、持续原因与制度成因的维度由浅入深的揭示了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实践所蕴含的因果逻辑,逐步打开了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的"黑箱"。本研究不仅为解析地方政府组织运作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构建环境治理的政治和技术影响因素中层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研究——基于30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2006—2015)文本分析

注意力代表着政府决策者对特定事务的关注,注意力的变化是政府决策选择变化的直接原因。环境治理注意力是环境治理进入议程设置,进而出台政策、实施治理的前提。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与精力投入的指挥棒,也是"政府将重视什么、哪些领域得到更多投入资源"的通知书和承诺书,它是政府注意力分配或者变化的重要载体。本文收集了30个省市地方政府自2006年到2015年共300份工作报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试图发现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的变化规律。分析结果呈现:1从时间轴上看,地方政府对于生态环境的注意力强度逐渐增加;2从地域轴上看,东、中、西部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差距并不明显,相比而言,中部处于一个稍低的位次;3从生态环境的范畴看,具体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中央与地方对环境具体事务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注意力的变化与决策环境和中央宏观政策有重要相关关系。尽管在某些时间点,某些地域存在离散点,但总体而言,在中央政府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与当地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将注意力大幅转向民生事务和生态环境。鉴于地方领导人任期以及注意力本身的"易变性",要保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注意力的强度和持续性,1增加制度供给,使环境治理成为法治常项;2将环境治理在公共事务治理的排序中前置,将环境治理放在突出位置;3提升环境事件的信息强度,向地方政府传导积极的环境治理压力。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单位GDP能耗、SO_2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等节能减排指标均实现了国家规划目标,这与"十五"计划三项指标均未完成形成鲜明对比。现有研究对此的解释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不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将环境绩效改善的原因完全归于行政奖惩所体现的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对节能减排绩效的积极影响。本文建构了以包含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的二元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利用基于717名不同级别官员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约束性指标相关的正式制度中规定的11项奖惩措施所产生的激励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力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体现为顺应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领导注意力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力度产生了显著影响。非正式制度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在第一条路径中,官员压力是中介变量,即非正式制度产生对官员压力的影响,官员压力又进一步影响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在这一路径中,晋升偏好、服从偏好为正向调节变量,正式奖惩的执行严格程度为负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官员晋升偏好越强、正式奖惩执行严格程度越弱,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地方官员压力的影响越大;官员服从上级偏好程度越强,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越大。在第二条路径中,非正式制度激励被认为直接影响环境治理行为力度,服务偏好是正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地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偏好越强,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发现调和了环境政策执行领域的理论冲突,为深化对中国"压力型"体制的理解提供实证证据。     

基于演化博弈的京津冀雾霾治理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博弈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必然表现,政府作为环境保护主体行为的博弈性是现阶段中国式分权的必然结果。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源雾霾治理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式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框架下雾霾治理的基本假设,尝试从环境规制执行视角对中央指导、地方响应和企业执行的理想化"合作"博弈提出解决方案。以此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实现理想演化博弈均衡的政策工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查行政管制、"奖优罚劣"的专项转移支付、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处罚和环境保护税收留地,这些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能够解决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雾霾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的目标不一致性问题。具体来看,中央环保督查强化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专项转移支付和环境税收收入"奖优罚劣"的规制刚性。三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使得污染企业走向执行减排的演化稳定策略,而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不监管。将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损失纳入地方政府效用函数,震慑于中央政府政治处罚,监管成为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而环境保护税收收入全部留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地方政府政治损失。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治理成本的预期是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为了实现雾霾治理理想演化稳定均衡的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需要增强中央环境管理集权,避免地方环境规制失灵;扩大中央环保支出范围,建立地方减排补偿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环保履责,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支持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引导公众第三方监管。     

政府环保形象、互联网使用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是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客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影响我国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因素是什么?既有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特征,或者宏观绩效的作用,鲜有研究注意到政府的形象因素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主要采用Ordered Probit、 Ordered Logit以及OLS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环保形象和互联网使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环保形象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间显著正相关,在短期内难以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情况下,提升政府环保形象有助于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提升。(2)在现阶段,互联网的使用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政府环保形象与互联网使用间存在交互作用。提升互联网使用水平,政府环保形象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边际作用不断递增。理论上,提出了"政府环保形象"概念,并利用指标对其测量,进一步拓展了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研究视野。该文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各地政府在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努力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同时,需要重视对良好政府环保形象的塑造和建设。此外,在大数据时代,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政府良好环保形象的传播。通过不断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改善自然环境状况,积极打造和传播良好的政府环保形象,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能显著得到提升,最终有助于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年来,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中国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伴随着环境治理话题的升温,政府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效率值得关注。本文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并着重考察了"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因素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且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西部省份的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较为接近,但都显著高于中部省份;政治晋升竞争和财政分权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差异折射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央-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缺陷,根本在于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水平都能显著促进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改善,工业化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显著负向作用,这主要归因于工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环保资金紧缺的条件下,越高的工业程度自然会降低资金效率;人口密度和受教育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不同影响反应出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形成倒逼作用的是受教育人口占比而非人口密度。因此,鉴于地方政府的行动惯性和路径依赖,应通过顶层设计来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和改良,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所需的制度供给;可通过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来改善污染排放和设定更为细致严格的环保标准并严格监督、执法来缓解工业化程度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重以此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进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微观过程——基于两个中央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比较

生态环境部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在治水目标设置上有所突破,推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实现科学合理的目标演化,而协作治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水环境问题的主要模式,因此分析协作治理中的目标演化问题具有必要性以及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关于协作治理目标的研究侧重于探讨目标的结构性分类,因此难以有效解释协作治理目标如何演化这一理论问题。基于此,该研究以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南明河和杞麓湖治理中协作治理目标演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描述了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微观过程,尝试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究棘手问题、外部压力、协作过程以及阶段性绩效如何影响协作治理目标的演化以及目标演化为什么会出现差异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协作治理目标演化是一个包括目标确立、调适、强化、重塑的过程,其中,棘手问题和外部压力驱动协作目标的确立和重塑,而协作过程以及阶段性绩效推动个体目标的调适和强化。(2)“个体-协作”目标一致性影响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方向,而阶段性绩效外反馈最终决定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差异。(3)进一步揭示中国情境下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独特性,即控制力和回应力的差异化匹配以及目标演化的制度情景嵌入。该研究为协作治理目标管理...     

条块并存的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

环保技术的扩散程度直接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最终效果,而环保技术作为一种具有一定正外部性的准公共品,其扩散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我国长期推行的条块并存的双向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存在着怎样的影响?下一步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应如何调整?基于此,文章从条块并存双向分权的角度分析了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提出了理论假说,同时选取中国30个省级地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稳健性进行了参数检验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代表"条领导"的环境纵向分权对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倒U形结构,合理划分的环境纵向分权可以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同时,代表"块领导"的环境横向分权对两种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U形结构。要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需要地方政府对环境横向分权进行统筹,强化省以下区域环保的横向分权,这也从理论上支持了中央2016年推行省以下环保监督部门垂直管理的合理性。不同环保技术的扩散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税收负担、企业技术类型、投资开放度、出口依存度、城镇化以及市场化水平对不同类型环保技术的扩散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基于政府间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用水矛盾日益突出,流域上下游间用水关系和用水利益的平衡成为稳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研究完善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机制,对促进我国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协调流域用水主体用水关系、平衡流域用水利益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流域生态补偿涉及上游政府、下游政府等多个政府机关,上下游政府因存在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目标和利益上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使流域上下游政府生态补偿具有典型的博弈特征。本文通过构建基于成本收益的博弈模型,系统研究我国上下游政府间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及应对策略,为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缓解流域水资源环境利用关系和平衡流域上下游政府用水利益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显示,流域上下游保护与补偿的博弈中,地方政府生态补偿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对流域上游水环境保护处于失效状态,必须通过地方政府间有约束力的协议及与中央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模式,实现生态补偿的最大效用。所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从流域整体利益出发,视情形将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共同的生态补偿主体,并通过流域地方政府间有约束力的生态补偿协议规范政府保护与补偿行为,以上游政府保护成本和下游政府收益为参照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国家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分担比例,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推进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顺利实施。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能否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关注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动机增强后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DDD)分析法,通过比较新标准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相对于轻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是否变化来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2年新标准第一阶段方案实施后,74个试点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轻污染企业,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经异质性分析发现,2013年新标准第二阶段方案在190个试点城市实施后上述“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国有重污染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引入同一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3)从影响机制来看,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增大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因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大幅增加环保投资而挤占了绿色创新资源而导致的,在第二实施阶段,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不再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后,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环保补助和绿色创新资源支持,以有效缓解因企业大幅增加的环保投资而挤占的绿色创新资源。     

双重治理体制下政府碳排放监管博弈分析

中国式分权管理、官员晋升考核的经济锦标赛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多目标决策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致使环境规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到实处。基于国家和企业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和2017年后逐渐形成的阶梯式碳税体系,构建了中央、地方双重治理体制下,中央、地方环保部门同碳排放企业间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层治理体制下实施阶梯式碳税政策对不同主体行为的影响。模型均衡分析和仿真研究发现:双重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放松环境监管,弱化了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绩效;实施阶梯式碳税时,企业偷排行为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成本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成本正相关,与偷排惩罚系数反相关,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对约束企业的偷排倾向和偷排量有重要影响;实行阶梯式碳税比单一的标准碳税对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绩效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而单纯的经济手段无法激发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积极性,还应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其他约束措施。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必须从制度上打破环境规制的中央-地方双层治理体制,改变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探索实行环保部门的中央垂直管理并合理划分双方权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激励;尽快建成完善的碳税体系和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科学制定阶梯式碳税标准和配额标准;同时还应加大执法力度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力度,引入第三方参与以降低环境规制的监管成本等。     

影响环境治理的地方性因素调查

相对于全国的情形,由于人情、地缘、经济诸多关联性,地方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受地方自身的因素影响.为了解地方性因素对于环保执法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以问卷方式调查了其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对于地方性因素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之需求有影响但并不是影响环保部门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人情确是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也不是关键的,影响执法的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治理也属于地方政府主控型.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环境利益相关人如村民、居民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造成一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尽心尽职全力支持地方的环保工作.由此推论,目前媒体和民间组织可以成为这种压力源和群体.     

财政竞争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

财政竞争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理论界已有文献鲜有以财政竞争为视角来分析环境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竞争主体、竞争动因和竞争方式三个方面阐释了财政竞争的内涵,并基于公共品定义角度分析了环境质量的特征,表现为具有辖区性、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多重特性,为政府介入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纵向财政竞争"和"横向财政竞争"二维分析视角,通过逻辑分析、博弈论等方法对财政竞争影响中国环境质量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结论表明:由于"纵向财政竞争",中国政府间存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责任不对称、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不合理、财政"利维坦"倾向等制度设计缺陷,从而挤压了环境质量改善的财力投入;由于"横向财政竞争",中国各级政府间为追求自身可支配财力的最大化,在环境质量问题上陷入"污染博弈"、"财力投入博弈"和"污染行为矫正博弈"等博弈困境。在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规则下,最终呈现的是非合作博弈均衡状态,表现为地方政府间竞相懈怠环境质量改善主体责任。因此,无论是"纵向财政竞争",还是"横向财政竞争",均对中国环境质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对此,必须清晰政府间环境质量责任主体、加大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构建科学完善的环境税(费)体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促使中国政府间的财政竞争行为回归理性,保证财政竞争与环境质量二者间形成良性循环,以确保环境质量。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