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1998—2013年中国省域生态效率值,并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生态效率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在晋升激励体制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引致生态效率的下降,且这种现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财政分权度较高的东、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尤为显著;第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对生态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第四,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将由"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因此,生态效率高值区应主动发挥其"示范作用"与"溢出效应";中央政府有必要优化财政分权制度,引致其在区域生态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采取治理投入为主、经济激励为辅的环境规制;必须强化环境规制约束,以促使财政分权在经济、环境中发挥"援助之手"作用。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弱波特假说、狭义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基于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节能减排技术专利申请、综合能源价格、污染物排放等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方法,研究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滞后一期起促进作用,弱波特假说成立有时间约束条件。滞后一期的命令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这与国有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是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关。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命令型规制工具对即期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规制工具起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市场型规制工具的负向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这与区域的能耗水平和市场经济活力相关。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市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弱波特假说成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丰富了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并为分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财政激励还是引资激励?

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及动机是理解我国土地违法问题的关键。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财政激励而忽视了引资激励,无法解释地方土地违法中涉及大量工业用地的现象。本文立足现行的分税制及官员晋升考核体制,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差异,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说:(1)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是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重要驱动因素。(2)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上的目的不同导致二者的违法收益及风险存在差异,这使得引资激励的驱动作用可能更强。然后,基于200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的土地违法主要受引资激励影响,财政激励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的土地违法则受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的共同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这一结果意味着,相对于财政激励,引资激励是驱使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更重要因素。由此,在土地违法问题的治理上,除了针对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针对引资激励开展官员绩效考核改革。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技术异质下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身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提高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深入挖掘大气污染减排潜力是改善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和消除雾霾天气发生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生态效率理论,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与技术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方法框架下科学测算2006—2014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技术差距比(TGR)"这一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大气污染排放技术的差距,并从"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进一步将各省份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与"管理无效率(GMI)",以此定位各省份大气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进而构建策略矩阵,将全国各省份归入四个不同排放效率特征的方阵,并给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与措施;深入揭示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大气污染排放强度效率"这一全新概念并考察其演化趋势;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我国省际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外部环境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年均仅为0.493,污染减排潜力巨大;2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地区差异显著,无论是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还是排放技术水平,东部地区都是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3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潜在排放强度,这表明大气污染排放强度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4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对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煤炭消费比重上升与人口密度过大则对其有显著抑制作用;5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与"污染避难所"假说。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

绿色发展效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文章在识别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利用SBM-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2001—2015年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间的经济赶超、官员的晋升激励,导致地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更快地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更多地选择了更快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破坏了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与环境规制之间的选择摇摆不定,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在一个低水平上持续波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由于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环境规制力度不足,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着波动性,进而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引导建立起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绿色技术,提高绿色发展效率。     

基于节能减排的中国省级工业技术效率研究

在考虑能源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基于DEA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中国1998-2010年省级工业技术效率,并分析了地区工业技术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测算结果发现,忽略能源与碳排放约束的传统效率测算结果高估了工业技术效率,地区工业环境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全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工业环境效率明显高于西部与中部。基于面板数据的Tobit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工业环境效率与人均收入呈U型曲线关系,财政分权、企业所有制结构及出口活动对工业环境效率有负面影响,其中,财政分权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及进口基本上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改善,"波特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持,"污染天堂假说"未能得到证实。基于节能减排和环境效率增进的工业增长转型,不仅需要考虑环境技术创新、能源结构调整、外资进入等问题,更需要切实关注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等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只有从深层次上打破体制性瓶颈,才能真正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和工业转型升级。     

中国各省环境效率及环境效率幻觉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深刻理解环境效率的含义,本文以全新视角对中国各省环境效率进行测量、分析。首先,基于中国各省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测算2011年至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其次,利用影子价格衡量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的优点,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环境效率测度公式,研究各省的环境负荷、环境效率,针对环境效率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的缺陷,提出环境效率幻觉概念,结合二者对全国各省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各省环境效率值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整体上环境效率值在东中西部呈递减,但东北各省的环境效率值已普遍低于西南各省,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较少,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其数量在增加。再次,利用环境效率的上升和环境效率幻觉的下降判断,中国仅二分之一的省份环境质量在真正好转。最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以及对外贸易水平与环境效率正相关,政府规制与环境效率负相关,对各地区的影响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政府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东部大于中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负效应;产业结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西部大于中部,但是东部地区却存在着负效应;对外贸易的继续增加对东中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消极的影响,且东部大于中部,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自然灾害财政成本估算：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是影响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自然灾害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基于实证数据的检验。依据1990—2018年中国31省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量化自然灾害的财政成本,并考察了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动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中,运用可解决门槛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究了政府应急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平均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财政成本为1.119%,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具有滞后正向效应,对财政收入具有滞后负向效应。(2)自然灾害财政成本具有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平均每年东北地区财政成本为0.89%,东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63%,中部地区财政成本为1.4%,西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75%。(3)进一步分析得出,政府自然灾害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为0.095%。分经济区域来看,除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分别为0.0903%、0.108%和0.196%,远低于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需要探寻放大应急财政资金规模的融资工具。据此,从建立自然灾害基金制度,因地制宜搭建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风险融资工具框架,构建融入保险机制的新型灾害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创新政府管理、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基于DDF-DEA三阶段模型的省域节能减排效率评价

过去五年,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然而环保部门数据显示,中国大气污染程度仍然十分严重。因此,评价中国各省域节能减排效率并提出政策建议,对优化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有着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河北、西藏两个地区,选取2015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样本考察对象,把能源消耗量作为投入变量,GDP作为期望产出变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废气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DDF-DEA模型测算各省域节能减排效率,并利用SFA模型剔除产业结构、废气治理等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节能减排整体有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量偏少,仅有北京市和广东省有效;(2)地区间节能减排效率差异明显,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总体呈现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的态势;(3)纯技术水平普遍较高。造成节能减排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无规模效应,中西部地带尤为突出,特别是西部地带规模效应与最优规模效应差距太大,如何提高能源利用的规模效应是今后改革的重点之一。文章最后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层面给出建议: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企业是中坚力量,公众是重要参与者,为建设美丽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共同努力。     

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基于包含R&D投入的SBM模型的分析

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已开始显现,鉴于此我国亟需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增长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传统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利用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传统要素的无效率来源有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资本,中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西部主要来源于能源;2中部地区全要素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效率改善对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对外开放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关系。RD来源和RD结构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强化应用研究。     

农业环境规制促进了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

基于1998～2016年中国小麦主产省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小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小麦GTFP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表明:(1)小麦GTFP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本区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带动小麦GT-FP的增长,同时邻域通过环境规制所实现的技术创新对本区域小麦GTFP的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强度和小麦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处于拐点左侧,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处于右侧,说明中国小麦产业中强“波特假说”具有阶段性;(3)由于小麦GTFP显著低于传统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小麦产业存在着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     

西部大开发十五年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实现了快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增长。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成本,评价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0—2014年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环境效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偏低,处于相对无效状态。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明显低于传统效率,经济增长付出了较高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以来传统效率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走势变化。西部地区省份环境效率在全国排名靠后,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其中重庆和四川排名不断提升,新疆排名逐步回落,内蒙古和广西在西部地区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稳定,云南和陕西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排名相对靠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2000—2003年上升,2004—2010年不断下降,2010—2014年趋于平稳。西部地区环境效率低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大,也低于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逐渐扩大,与中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本文同时采用了Tob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环保投资力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年来,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中国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伴随着环境治理话题的升温,政府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效率值得关注。本文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并着重考察了"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因素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且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西部省份的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较为接近,但都显著高于中部省份;政治晋升竞争和财政分权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差异折射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央-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缺陷,根本在于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水平都能显著促进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改善,工业化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显著负向作用,这主要归因于工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环保资金紧缺的条件下,越高的工业程度自然会降低资金效率;人口密度和受教育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不同影响反应出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形成倒逼作用的是受教育人口占比而非人口密度。因此,鉴于地方政府的行动惯性和路径依赖,应通过顶层设计来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和改良,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所需的制度供给;可通过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来改善污染排放和设定更为细致严格的环保标准并严格监督、执法来缓解工业化程度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重以此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进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     

中国城市PM_(2.5)减排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为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大环境污染的防治力度。首先,文章采用2003—2018年中国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共同前沿技术和Hybrid-Dynamic-DEA模型测算了中国城市层面的PM_(2.5)减排效率。其次,在考察了不同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PM_(2.5)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PM_(2.5)减排效率整体偏低,年均值仅为0.126,大气污染减排压力巨大。(2)样本期内中国PM_(2.5)减排效率呈现出缓慢上升再下降的过程。区域间PM_(2.5)减排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东北部,再次是西部,中部地区最低。(3)从整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PM_(2.5)减排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在10%到90%分位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对PM_(2.5)减排效率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升高而升高。在考虑了PM_(2.5)减排效率的指标更换、外生工具变量的构造等方面后,结果依然稳健。(4)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会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到PM_(2.5)减排效率。因此,各地政府要结合各自城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制定适应的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政策,不能纯粹依靠政府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避免采取"一刀切"或"照搬照抄"的环境治理方式;要实施差异化的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政策,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应不断完善产业发展政策,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城市应加快引进沿海城市的先进管理经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或工艺的改造升级,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