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流域岸线生态保护与治理国际经验借鉴——以莱茵河为例

岸线资源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与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系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础。研究国外大河流域岸线开发与治理的经验与做法，对于处理好长江岸线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积极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长江大保护行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梳理莱茵河流域岸线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及措施，提出借鉴莱茵河综合管理模式与治理经验，以恢复长江生态系统健康为首要目标，创新长江经济带岸线综合管理机构与体制，统筹岸线空间，在加强岸线保护与修复治理的同时提升岸线利用效率，以期为我国长江流域岸线生态保护与综合管理提供借鉴。     

鄱阳湖流域生态修复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在鄱阳湖流域生态修复中，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遵循客观规律”的修复方法：（1）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态系统，划定保护区，加强管理，保护濒危物种，增加生物多样性；（2）对中、轻度损害的生态系统，实行封育保护，减轻负荷压力，利用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自然恢复为主；（3）对于严重损害的生态系统，遵循生态系统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采取人工措施修复或重建。科学选择了修复策略：（1）以修复植被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前提，创造条件，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自修复能力逐步实现微生物、动物的恢复；（2）把生态修复与发展生态经济结合起来，增加群众收入，提高参与生态修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20多年的生态修复，鄱阳湖流域森林覆盖率由311%提高到5832%；同时探索出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1）通过综合科学考察，掌握生态系统受损害的状况和原因，揭示相关生态系统发育、演替的客观规律；（2）着力研究生态恢复的生态学过程与机制，寻求有效的修复方法、措施和模式；（3）自主创新、试验示范、试点先行、样板引领；（4）以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大项目为载体，全面展开、系统推进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国内外典型水治理模式及对武汉水治理的借鉴

通过国内外典型水治理模式的研究和比较,提出武汉市水治理的对策建议。采用了比较和归纳的方法,对日本、美国以及我国上海、北京的水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归纳出强制性水污染治理模式、流域性水生态治理模式、景观性水环境治理模式、综合性水系治理模式四大典型水治理模式。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水治理要正确处理好与水生态环境、水污染防治、城市形象、城市文化、经济发展、防汛抗洪的关系的结论。为使武汉市水资源发挥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提出保护“水生态”、提高“水质量”、建设“水景观”、丰富“水文化”、开发“水经济”、确保“水安全”等对策建议。     

鄱阳湖流域基本特征、面临挑战和关键科学问题

鄱阳湖流域总面积占长江流域面积的9%，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939%，鄱阳湖流域的生态健康维系着流域内，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是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面认识鄱阳湖流域基本特征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探讨了鄱阳湖流域面临的五大科学问题：“山 江 湖”的相互关系与流域的生态健康；全球变化背景下流域生态系统的响应；流域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与社会经济合理分区；长江流域环境演变对鄱阳湖流域的影响；流域科学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全流域的综合管理提供科学的建议和对策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长江流域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探讨了生态产业运行的经济发展原则、生态友好原则和产业优化原则，建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并根据区域经济开发“点-轴”理论，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点（南昌） 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 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即要做到区域内严格的空间开发管制和和谐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要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沿江开发成就卓著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热烈祝贺《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周年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年来，刊物随着长江大开发的脉搏而跳动，科学地刻画了“长江战略”的实施历程，履行了为开发和保护长江鸣锣开道的“先声”使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产业带建设的综合研究”课题组论证了长江沿江产业带的建设目标和途径。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长江沿江已经建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国际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长江流域正面临着复杂、艰巨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重道远。长江流域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有无数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长江经济带如何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流域能够为民族的生存和繁衍提供生态与物质基础，因此古代文明的发源与流域有很大关系，古代文明的传承与流域的生态保护也有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凡是古代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的国度，都是流域生态得到持久保护的地方。因为流域的断流导致生态环境变迁，一些古代文明走向衰落。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既是对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历史规律总结，也是在新时代下指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生态文明历史观。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指出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和关键生态支撑，其流域生态得到长久、有效的保护。 目前，约占全国面积1/5的长江流域养育了大约全国1/3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3的GDP，因此必须保护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在农业社会，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的生态影响有限，流域的水流长盛不衰，养育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但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干预生态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如果不予以科学规划，并进行严格管控，久而久之，流域的生态环境就会面临不可逆的恶化。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来看，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区域，与京津冀、珠三角等战略区域一起，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腾飞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主要是长江沿岸的自然岸线破坏和侵占严重，湿地碎片化，水环境的自然净化能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出现退化趋势；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面临考验，生物多样性及生境稳定性面临持久的威胁；长江沿岸的化工区和其他工业园区发展迅速，缺乏流域内统一的产业协同规划，低质化、粗放化、同质化竞争，既不利于安全生产，也不利于流域环境安全的保护，更不利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整体提升；长江沿岸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水、垃圾缺乏有效处理甚至直接排放的现象长期存在，面源污染突出，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体的环境质量；长江上下游之间的绿色发展缺乏统筹，区域之间缺乏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机协调，环境污染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治理机制不足，生态保护补偿等机制目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长江流域非法采砂和非法码头的存在，对航道安全和流域生态安全构成持久的危害。这些问题的共同存在，危及对水资源的持续供给、水生态的持续稳定、水环境的持续洁净、水安全的持续保障，部分地区环境与发展矛盾突出，对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永久繁盛产生了威胁。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出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是对一些地方过去过度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现象的纠偏。 2016年9月，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两个时间节点的目标，一是到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基本建成绿色低碳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二是到2030年，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功能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更加美好。长江经济带要发挥各区域的绿色协同作用，应当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规划，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于2017年7月13日联合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地方层面，湖北、上海、江西、浙江、安徽等地也出台了相关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地方立法。在过去的两年，长江经济带在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绿色、有序、协调和规范化发展的格局初步建立。2018年1月，中国全面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修复，推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和协同发展，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长江流域湖北和湖南段，考察了化工企业搬迁、非法码头整治、江水污染治理、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航道治理、湿地修复、水文站水文监测等工作情况，指出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的脱钩研究 ——基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对比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同时工业用水的猛增促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以及水环境污染愈发严重。通过建立工业用水与城镇化之间的脱钩模型，利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用水与城镇化的脱钩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对数迪氏指数法考察工业用水量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总体呈现脱钩状态，但“十一五”期间表现为弱脱钩状态，而“十二五”期间表现为强脱钩状态；（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脱钩关系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以及长江上游经济区明显处于不同的脱钩状态；(3）城镇化影响工业用水的四大效应中，技术效应抑制工业耗水，产出效应则促进工业耗水，而结构效应和人口效应对工业用水的影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据此，提出通过技术节水提高工业用水的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工业用水；脱钩模型；LMDI模型；长江经济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空间关系及其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基于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城市群内历年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差异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整体水平较低；城市群内部四大城市圈（群/带）的生态效率存在不平衡性，武汉城市圈的平均生态效率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次之，环长株潭城市群再次，襄荆宜城市带最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城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呈现出空间负相关性，且部分地区存在“污染俱乐部”现象。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需要城市间的有效合作和协同行动，应该统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健全城市群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联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     

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对生态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作用

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是长江治理、开发、保护和管理的总称，包括流域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以及流域管理等内容，经过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努力，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流域治理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息息相关，正确评价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对生态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作用，对于促进治江事业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长江流域近五十多年来治理开发的总结归纳，分别从治理、开发、保护和管理等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作用，认为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总体上对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充分和积极的作用。     

长江流域湿地保护、修复与生态管理策略

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视角，分析了长江流域自然与湿地环境演变特征，归纳了长江流域湿地资源概况，分别总结了长江源区、三峡库区湿地区、中游湖泊群以及长江三角洲湿地的区域性特征及其面临的威胁因素，论述了典型重要湿地区域湿地保护与生态工程建设的示范案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长江流域湿地保护、修复与生态管理的对策和建议，旨在助力于长江大保护，为长江流域湿地的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长江岸线生态保护的重大问题及对策建议

作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环节,岸线资源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功能,长江岸线生态保护是长江大保护与长江生态修复的关键所在。基于对长江岸线资源的系统调查与评估,发现了长江岸线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生态变化与问题的主要原因,并借鉴莱茵河经验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长江绿色发展与生态修复提供参考借鉴。     

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与流域生态管理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功能的、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必须从流域管理角度进行规划和保护，应由过去主要是单块湿地保护向按流域系统保护的转变。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在流域内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对流域湿地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合理布局，统一规划；按湖泊流域和物种分布整合现有保护区，建立新的湿地保护区，解决目前管理上的制约问题；大力开展湿地修复重建；推进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等工程建设，发挥森林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的作用；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利用长江中下游湿地资源，开拓新的生产力；同时加强湿地科学研究。     

长江主要支流岸线资源综合评价及管控分区研究

岸线作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重要自然资源,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长江岸线资源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资源与重点开发对象,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在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背景下,针对长江生态修复的重大科技需求,中国科学院于2017年启动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项目实施以来,项目组通过高清遥感影像解译,结合野外考察和实地监测,获得了长江7条主要支流自然本底、资源条件、利用现状、生态环境的系统数据,以统筹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强化岸线资源保护、维系近岸陆域和水域优良生态环境为目的,研判长江主要支流岸线资源条件及开发利用总体态势,结合岸线生态环境敏感性分析,识别岸线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评估岸线的开发利用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累积性影响。在岸线资源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岸线空间管控区进行划定,提出不同岸线类型管控要求。     

流域过境水对流域水循环的影响——以太湖流域地表水平衡为例

流域水循环是流域生态系统的核心,其中流域过境水是流域水循环的一个重要要素。通过对大量有关太湖流域水文资料的流域水平衡分析,初步探讨太湖流域过境水对流域水循环的影响。结果显示太湖流域是长江流域中受过境水强烈影响的一个子流域。在太湖流域,流域过境水的引入扩大了流域水循环总的通量,影响了流域水循环的路径,改变了流域水循环水的配置格局。同时水循环作为流域内物质运输的介质,流域过境水的引入对太湖流域内物质的运输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影响了污染物的运输,增加了污染物在太湖当中的沉积与滞留     

长江中游湿地系统驱动关系的演变及保护展望

简要介绍了长江中游湿地的概况,分析了湿地演变的现状。在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长江中游湿地发生了显著的不合理演变,主要表现在：湖泊面积减少,湿地功能下降;湿地资源的过度和不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下降;湿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湿地整体价值受损。重点对湿地系统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驱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包括江湖关系、蓄泄关系、湖垸关系和山湖（河）关系等。在此基础上,针对长江中游湿地演变的现状和利用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流域综合管理角度出发,对长江中游湿地的保护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基于流域管理思想的长江中游湿地保护对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流域统一协调管理;遵循流域管理原则,理顺湿地系统的各种关系,做好湿地生态规划;加强流域生态管理模式研究;加强长江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分异研究——基于SE-SBM与ML指数法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流域经济带,是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引擎。为确保以"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健康发展,应着力打造沿江绿色发展轴,重视生态保护及污染治理,尤其是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化。将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绿色发展的理念建立SE-SBM模型,定量分析2002～2016年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变化,并利用ML指数方法探讨绿色水资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随时间出现轻微下降趋势,区域性差异明显,上、下游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效率值下降,中游稳定于较低水平,形成水资源效率"上游下游中游"的格局;(2)重庆、贵州、上海3个地区平均水资源利用率达到DEA有效,浙江、江西、湖北效率值处于较低水平,江苏、云南水资源利用效率波动明显;(3)技术进步指数是影响水资源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打造区域系统性开发,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技术效率,加大节水技术改造;实施"三水共治",强化水资源管理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