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两规”）编制成果是指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协调对于“两规”的协调编制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两规”的内在联系,基于“两规”编制成果,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两规”编制成果的协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先计算了“两规”规划目标年和基期年的指标计算增长率,再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的协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最后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计算;并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叠加分析确定“两规”空间布局的差异。以南京市为例,计算了该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程度分值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分值为9158,协调类型为中级协调;指标准则层中经济与资源相关因子的协调程度较好,但社会与环境相关因子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两规”土地利用数据率与规划率及基期年存在差异;因此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在实施和修编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库与规划年限的统一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功能作用、权能划分与制度构建

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如何界定分置后"三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并据此进行相关制度构建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和概念内涵入手,重释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产生的功能价值,并在探讨承包权与经营权权能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构建建议。研究认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成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为核心内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可实现从要素、主体、制度、价值等四个层面释放出此次农村土改的"改革红利"。从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入手,应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二者的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并将二者的权利内容划分为:土地承包权主要包括占有权、收益权、继承权和退出权,土地经营权主要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据此,在进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时,一个根本前提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并严格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进而一方面要通过修改调整《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赋予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以法律地位、分别设置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则以及为土地经营权抵押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有关政策设计与配套,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范机制、构建土地经营权抵押实现机制、建立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风险防范机制等。     

旅游地居民对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以九寨沟旅游地区为例

以九寨沟为案例地,利用CFA结构方程验证集体记忆信息建构特征。研究表明：（1）九寨沟居民关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可以从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事件记载等4个维度进行测量;（2）“广播电视节目”的路径系数最大（1.31）,说明居民主要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获取自然灾害认识,它是当地居民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主要来源;（3）潜变量中“事件记载”和“生活场景”的相关系数最大（0.93）,“媒体宣传”和“社会交往”的相关系数最低（0.29）,这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和同质化社会背景下社会管理者意愿有关系;（4）“广播电视节目”的残差（e4）方差较大,说明其信息来源多样且内容丰富,它是集体记忆出现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大气污染减排绩效评估

利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对贵州省“十一五”大气污染减排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十一五”期间大气污染SO2减排绩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1）贵州省“十一五”期间SO2减排政策实施后，大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尤其是酸雨pH值上升明显，许多城市的酸雨频率已降低到零；（2）“十一五”期间，贵州省SO2的减排成本为228亿元，SO2的减排收益为27亿元，SO2减排效益大于成本，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倒逼、引导、推动作用开始显现，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经济结构趋于优化和升级；（3）贵州省火力发电的脱硫装置安装率已达90%以上，表明其大气污染SO2的工程减排空间有限，今后要实现贵州省大气污染减排的刚性约束目标，更多的要从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的角度进行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识别、形成机理与管控策略

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地区人、地、资本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两难选择。为此，运用归纳演绎法和风险系统分析法，系统剖析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农地流转风险可以分为土地权益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和土地利用风险3个方面；风险受体为农户、社会经济子系统和土地生态子系统；风险源存在流转阶段差异，约定阶段风险源包括产权边界不清、制度规则模糊、信息不对称、激励政策不合理、政策执行主体能力偏低和准入机制缺失，执行阶段风险源为监管机制缺失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各类风险源通过“聚合反应”释放“产权公共领域”、“行为空间”、“合谋”、“选择行为”及“负外部性”等逆境胁迫因子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流转风险。因此，通过一系列措施避免产权处于“公共领域”、缩小强势集团“行为空间”、防止权力与资本走向“合谋”、防范利益集团“选择行为”、降低流转“负外部性”可以有效管控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研究成果可以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 资本下乡；农地流转风险；风险管理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的脱钩研究 ——基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对比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同时工业用水的猛增促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以及水环境污染愈发严重。通过建立工业用水与城镇化之间的脱钩模型，利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用水与城镇化的脱钩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对数迪氏指数法考察工业用水量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工业用水总体呈现脱钩状态，但“十一五”期间表现为弱脱钩状态，而“十二五”期间表现为强脱钩状态；（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脱钩关系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以及长江上游经济区明显处于不同的脱钩状态；(3）城镇化影响工业用水的四大效应中，技术效应抑制工业耗水，产出效应则促进工业耗水，而结构效应和人口效应对工业用水的影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据此，提出通过技术节水提高工业用水的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工业用水；脱钩模型；LMDI模型；长江经济带     

三峡水库“水华”成因初探

2004年3月、5月、7月、8月、10月和2005年5月对长江干流29个站点进行了5次调查。2004年3月（旱季）在三峡库区坝前（秭归）发现藻类“水华”，藻类密度达2.73×106 cells/L，优势种类为拟多甲藻。2004年8月（雨季）和2005年4月（旱季）沿香溪河下游及河口区以及香溪河口到三峡大坝干流江段进行了2次6个断面分层调查，两次调查中在香溪河下游以及香溪河口区发现了严重的藻类“水华”，藻类密度高达1.87×107 cells/L 和1.67×107 cells/L，优势种分别为蓝隐藻（1.84×107 cells/L）和美丽星杆藻 (1.34×107 cells/L)。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干流藻类数量和生物量与水库的出水流量有着显著的负相关(Spearman，r=-1.000, r=-0.900, p<0.05)，而与可溶性营养盐（NO3 N, PO4 P, SiO3 Si）的浓度无显著的相关性；在2004年7~8月（雨季）香溪河下游及河口区浮游植物生物量与主要营养盐（NO3 N, PO4 P,SiO3 Si）的浓度呈显著负相关（Spearman,p<0.01, p<0.05,p<0.01, n=21）；在2005年4月（旱季）该河段藻类密度与主要营养盐（NO3 N N,SiO3 Si）呈显著负相关 (Spearman, p<0.05，p<0.01,n=28)，但与PO4 P无显著的相关性。香溪河口到秭归的坝前库区河段藻类数量与主要营养盐（NO3 N, PO4 P,SiO3 Si）没有显著相关性(Spearman, │r│<0.2, n=20)。然而香溪河下游及河口区主要营养盐（NO3 N, PO4 P, SiO3 Si）浓度却低于长江干流。可以推断三峡库区蓄水后干流和支流发生“水华”的最主要原因是筑坝后库区内水动力条件的改变而非营养盐浓度较高。随着三峡工程的全面完工，库区内水体滞留时间的进一步延长，三峡库区水体富营养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     

基于层次分析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价

“两型社会”建设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性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级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圈2006~2010年“两型社会”建设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显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不仅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区域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也明显提高；但也存在资源节约建设力度不大、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和城市圈内部各城市“两型社会”建设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社会发展进度、发挥武汉市向外辐射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等对策加以完善     

大宁河春季浮游藻类“水华”及其营养限制

报道了大宁河2004年春季和2005年春季浮游藻类的种类组成、垂直分布、数量、生物量以及C含量的调查结果，并应用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性指数对其水质进行了综合评价；对大宁河蓄水后出现的富营养化现象和春季发生“水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提出了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建议。2004年春季，藻类优势种为美丽星杆藻〖WTBX〗（Asterionella formosa）、卵形隐藻（Cryptomonas ovata）、里海小环藻（Cyclotella caspia）和新星形冠盘藻（Stephanodiscus neoastraea）；2005年春季的优势种为实球藻（Pandorina morum）、空球藻（Eudorina elegans）、里海小环藻(Cyclotella caspia)和卵形隐藻(Cryptomonas ovata)〖WTBZ〗。2004年和2005年的细胞密度、生物量和C含量分别平均为171.1×105 cells/L，12.2 mg/L，1 732.2 μg C/L和113.1×105 cells/L，10.1 mg/L，1 395.9μg C/L。对2005年春季熊猫洞采样点“水华”水进行生物测试的结果表明，P是藻类生长的限制因子。研究认为，控制大宁河沿岸带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并减少由于农田地表径流所带来的营养输入是防止该河加重富营养化和发生“水华”的关键。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基于城乡统筹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研究——以南京市靖安街道“万顷良田建设”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和定性分析考察南京市靖安街道“万顷良田建设”实践,科学界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概念,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协调和处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出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探索城乡统筹的新路径。研究表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不仅是包含田、水、路、林、村等建设工程,更重要的通过制度安排协调和处理工程建设中出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个系统工程,通过万顷良田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用地整理等重大工程,实施耕地资源集聚、建设用地资源集聚、劳动力资源集聚、市场需求与服务资源集聚,实现资源失配格局、传统农耕作业方式、农村固有散居模式和既往城乡发展路径的转变。实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需要相应的政策供给,主要包括多元化融资、资金管理制度、户籍改革、社会保障、培训就业、权属调整、技术支撑和监督管理等制度安排。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背景下,科学界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概念,探讨实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目标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与外延，利用秦巴山区456户微观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人力资本来看，良好的劳动力健康状况不利于赡养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非农就业率对抚养期、负担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认知来看，限制农地用途，了解流入方，村委会推动、政府主导型转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各阶段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抚养期和负担期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促使其转出农地并外出务工。因此，在实践中执行农地流转政策时，应采取精准的农地转出激励措施，差别化对待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     

农地资源不同价值属性的产权结构设计实证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属性、生态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而社会价值属性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及其他社会功能价值。本文针对农地资源不同的价值属性进行了产权结构设计,经济价值属性对应于农地农用产权,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对应的是农地发展权,其他的价值属性构成了农地的公共产权。通过建立农地资源不同形态的价值属性与产权、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为农地产权价格的衡量提供了依据。江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格和公共产权价格在农地完全价格中的比重高达81.85%,其中,发展权价格的比重最大,达到63.02%,是农用产权价格的3.47倍;而公共产权价格的比重也达到18.83%,高出农用产权价格4%。在征地过程中如果考虑农地发展权和公共产权,并将其权益分配给农民,那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增加4倍多。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Land Cover and Use Changes in Rela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enure of Land and Resources in Eastern Tanzania Miombo Woodlands

In Tanzania, well-defined land tenur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apply in forest reserves which account for 30% of forested land, while the remaining 70% (mostly miombo woodlands) are village and general lands with very limited protec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local peoples ownership rights,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in forest reserves and general lands.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structured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well as aerial photographs and landsat images. In general lands, woodlands declined by 50% between 1964 and 1996, bushlands and croplands increased by 599%, and settlements and homegardens increased by 277%. These land use and vegetation structure changes are attributed to harvesting for charcoal production and shifting cultivation. The continued decline in aerial woodland cover in the general lands suggests that common property regimes do not function in the area. Local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are weak in enforcing control mechanisms to check the overuse of resources, which tends to approximate open access conditions. The issues of land tenure and village empowerment are not only institutional, but also political in natur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should provide and motivate for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including acknowledgement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well-defined property rights and operational village by-laws. In order to ensure equ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paradigm shift in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whereby communal goods are to be manag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ocal society.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与农户受偿意愿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1 449 695.76、1 784 296.17元/hm~2;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336 197.95元/hm~2,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理事业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我国农地整理事业的发展;土地权属调整是解决农户耕地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农地整理项目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并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