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遥感的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高温热浪风险评估

由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快速城市化引发的极端高温热浪事件频发现象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利用多源卫星遥感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构建基于"高温危险性-社会经济脆弱性-风险适应性"的高温热浪风险评估体系,获取2017年长江中下游城市群250 m分辨率的典型高温热浪事件风险评估结果。结果表明:热浪风险等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市群中心城市以及其他城市中心城区,主要是较高的城市高温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共同作用结果,围绕中心城区向外扩散,风险等级呈逐渐降低趋势。大城市虽具有更好的高温适应性,但离应对城市化导致的高温危险性和脆弱性还显得不足,从高风险区域面积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热浪风险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与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口聚集程度有关。通过多源遥感信息,获取高分辨率的城市群高温热浪风险空间分布特征,能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有效应对高温风险,加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系统稳定性研究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对社会系统稳定影响巨大。本文从系统稳定性的角度研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社会稳定问题,将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社会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研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社会"(LHPS)系统稳定演变,以此探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首先运用ISM模型对LHPS系统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LHPS的社会保障子系统直接作用社会分配、移民安置和移民心态等子系统的稳定性,是LHPS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其次建立LHPS子系统稳定性演变模型,仿真分析了重大水利工程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作为序参量的社会保障子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结果显示,一个完善、稳定的社会保障子系统能有效降低外部扰动对其稳定性的干扰,以及降低社会矛盾和风险对整个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反之,外部扰动将会增大社会保障子系统的不稳定性,带来社会系统稳定性的紊乱。     

社会减灾能力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的区域对比——基于江西九江和宜春公众的调查

研究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及灾害风险的认识，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不仅是进行风险沟通的必备环节，还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减灾意识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社会调查（221份样本）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江西九江、宜春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基本持信任态度，信任度高低排序为：灾害监测预报>政府应急>防灾工程>预警传播，其中宜春公众的信任度较高；公众对于水灾的风险感知较弱，尤其是宜春公众认为水灾发生、受灾的可能性很小；公众的信任与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了解无关，主要是受到受灾经历（受灾次数、灾情损失、灾后救援）的影响，即区域本底灾害风险的高低导致公众认知的差异，风险较高区域（九江）的公众具有更为明确的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及意愿。     

社会减灾能力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的区域对比——基于江西九江和宜春公众的调查

研究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及灾害风险的认识，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不仅是进行风险沟通的必备环节，还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减灾意识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社会调查（221份样本）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江西九江、宜春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基本持信任态度，信任度高低排序为：灾害监测预报>政府应急>防灾工程>预警传播，其中宜春公众的信任度较高；公众对于水灾的风险感知较弱，尤其是宜春公众认为水灾发生、受灾的可能性很小；公众的信任与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了解无关，主要是受到受灾经历（受灾次数、灾情损失、灾后救援）的影响，即区域本底灾害风险的高低导致公众认知的差异，风险较高区域（九江）的公众具有更为明确的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及意愿。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城中村居民社会脆弱性评估——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

脆弱性经常与风险、危害相关联，是灾害研究中运用的重要概念。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评估区域脆弱性水平，识别脆弱人群是我国防灾减灾事业的重要环节。选取武汉市洪山区的城中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构建自然灾害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在主成分分析法(PCA)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通过加权综合评价法评估居民的社会脆弱性水平。结果显示该区域城中村居民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且其脆弱性分布不均匀，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特点，结构性差异显著，而且适应能力较低是导致居民脆弱的重要原因。还显示不同年龄、户口类型和收入的居民脆弱性差异明显。农村户口居民脆弱性高于城镇户口居民，且农村人口的敏感性偏高、适应能力较低，在面对灾害和风险时，更容易受到冲击；随着年龄增加，个体适应外部风险的能力下降，但在敏感性方面，结果却显示部分城中村的青年群体相较而言处于较高水平；收入水平提高对降低居民社会脆弱性有积极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降低脆弱性的策略。另外，女性的社会脆弱性整体只略高于男性...     

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反思与重塑

全球气候治理离不开公众个体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公众参与法律规范认知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以知识和规范认知为基础的公众个体自觉而合理的气候变化应对行为。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解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可以发现,认知的来源或基础主要集中在经验传导、舆论塑造、教育传输以及规范指引等功能或作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除存在着传统的、一致的障碍与难题,从认知视域解读,还暴露出公众难以认清气候变化客观紧迫性,难以辨识气候变化的科学成因与准确应对,更难以判断参与过程的公共政策选择与支持等困境。以认知、态度与行为理论以及规范指引行为理论为逻辑思路,构建出一条主动的、责任的公众参与气候应对路径以解决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规范难题并回应公众参与的一般困境。通过建立以公民教育和气候变化教育为两大层面、以知识、情感与技能为三大层次的认知供给体系弥补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以及公民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责任时机尚不成熟的缺陷,夯实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知识基础、情感基础与资格基础;通过建立公众气候变化传播权,解除信息公开单向线性的弊病和破除公众参与被动、后置的阻难,提升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可能性、主动性和有效性,确认公众风险沟通的话语权;通过拓展公众非正式和个体化参与的途径,紧急应对当下公众参与在知识和能力上的局限;通过确立公众个体非正式、组织化的参与行为的权利与效能,纠正气候变化应对科技对策与信息传导潜在的利益取向偏颇,强化公众觉知与科学数据之间的连结,降低沟通与政策实施成本,并反向刺激公众参与的自主意识。     

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与适应性建设——以上海为例

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灾害正在挑战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管理能力。气候脆弱性评价和适应性建设需求是气候风险管理及政策制定的关键。研究着重探讨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特殊性及其脆弱性影响因素。此外,研究基于参与式利益相关者分析法,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都市密集区利益相关者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和适应需求差异。上海最主要的致灾因子为台风、暴雨和热浪,它们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交通物流、能源供给、农业发展和城市积涝。在适应需求方面,上海居民对高温适应需求较高,气象专家更关注农业的气候适应,上海市政管理者最关注暴雨洪涝的风险管理。研究结果表明: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主要来自于:沿海地理区位的气候高敏感性、城市人口老龄化和高密度造成的人口的脆弱性、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恢复力不断下降造成的生态脆弱性和经济结构的气候脆弱性。总体而言,都市密集区在增量型适应建设具有较大空间,而上海的适应性建设应特别注重社区适应能力和城市生态适应能力的建设。     

基于变权灰色云模型的江苏省水环境系统脆弱性评价

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是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研究水环境系统的内在机理，综合考虑影响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借助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DPSIRM）框架构建水环境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变权灰色云模型的评价方法，对2004~2014年江苏省水环境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4~2014年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指数由47.056提高到63.210，脆弱性等级由“重度脆弱”演化为“中度脆弱”，并长期维持在“中度脆弱的”等级，2014年出现了向“轻度脆弱”状态转变的趋势。分析各个子系统对水环境系统脆弱性影响程度可知，影响子系统和响应子系统对江苏省水环境脆弱性系统的影响程度逐年增加；而压力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对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逐年下降；其它子系统对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维持在一定水平小幅度波动。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br# ——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的牛鞭效应

重大水利工程在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且这种风险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被放大扭曲,具有明显的牛鞭效应。本文在构建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链模型基础上,具体分析了牛鞭效应的产生原因,并定量刻画了社会风险牛鞭效应的削弱机制。研究表明,水利工程项目信息尤其是隐性信息在施工方和当地民众之间传递的不及时或不准确,将导致社会风险被大幅放大,并形成牛鞭效应。牛鞭效应的具体大小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水利工程项目直接影响的利益受损当地民众比例,另一方面是社会风险传染率与退出率的比值。针对前者,除了设计良好的补偿机制来弥补具体的、可衡量的利益损失外,还须通过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保体系来维护如地缘业缘消失带来的无形损失;针对后者,可以在政府各部门、施工方和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系统,把单向沟通改变为多向沟通,把治理模式从"政府治理"改变为"政府—民众共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气候变化下水资源适应性系统脆弱性评价——以鄱阳湖流域为例

从系统科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气候变化下水资源适应性系统脆弱性的内涵,基于脆弱性PSR分析框架,从胁迫性、敏感性、适应性3个维度构建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和集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脆弱性进行评价。结合2001～2010年鄱阳湖流域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0 a间鄱阳湖流域水资源适应性系统脆弱性的变化受胁迫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的综合影响,脆弱性先明显增加后缓慢下降,但基本处于中等偏差水平。鄱阳湖流域水资源适应性系统脆弱性主要由降水量变化、自然灾害和经济发展产生的能源消耗、污染问题引发,提高系统适应性对缓解脆弱性有明显作用。根据评价分析,建议鄱阳湖流域未来从提高管理能力、经济及社会响应能力和加强环境生态治理等方面采取适应性对策;通过改善鄱阳湖流域发展方式和生态环境,减少脆弱性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发挥鄱阳湖流域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作用     

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运用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异质性等问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 95%。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其中,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 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 114 8。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2)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3)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农户有效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区识别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考虑干旱热浪耦合危险性、暴露性和脆弱性,构建干旱热浪耦合风险评价框架,对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区进行识别,探讨不同指标要素与风险空间格局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1960～2018年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具有群聚群发性.其中,耦合频发期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空间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淮河平原、长江中下游东部、川东丘陵以及巫山山区,而20世纪90年代后干旱热浪耦合逐渐减弱;(2)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具有空间分异特征,排名前30位高风险区,有70％的城市位于长江中下游、淮河平原,30％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上述城市人口密集,干旱热浪耦合暴露性强,使得区域面临干旱热浪耦合风险较高;(3)路径分析验证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因素关系表明:秦岭—淮河南北危险性、暴露性与风险呈反向关系,说明区域干旱热浪高暴露、高致灾危险区,因社会应对灾害能力较强,可在一定程度缓解系统的受灾风险.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沿海区域自然灾害脆弱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沿海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特殊的地理位置、高度集中的人口和财富也决定了其面临灾害具有较高的脆弱性.本文在讨论脆弱性内涵的基础上,理清了脆弱性、风险与灾情的关系,总结了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估的三种方法:基于历史数据、指标体系和实际调查的灾损率曲线.与国内依赖指标体系评价脆弱性不同,文章采用演绎法,据历史灾情参考全球尺度灾害风险评估国际计划的基本思路做灾后脆弱性的评估.在不考虑自然因素的前提下,采用相关分析方法找出影响自然灾害脆弱性的社会因素,结果表明:人口密度、人均产值、地均GDP三要素与脆弱性间具备显著的相关关系.最终,对沿海区域自然灾害脆弱性的特点进行研究,探讨了该区域宏观脆弱性的区域分异规律,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旨在从人类社会本身找出灾难根源,为灾害保险和政府决策提供有效指导.     

中国区域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分析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而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是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在对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及由对外依存度、能源消耗弹性指数、能源储量比、能源生产弹性指数、运输线路长度和人均GDP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并对全国30个省(市、区)"十五"时期的常规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安全供给脆弱性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能源安全供给脆弱性程度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②能源安全供给风险的应对能力差异是区域脆弱性分异的主导因素.     

基于IAHP-Entropy的城市突发事件风险评估

从城市突发事件危险性和承灾体脆弱性两个维度构建城市突发事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IAHP-Entropy法对样本城市进行实证分析。该方法既反映了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又充分挖掘了原始数据蕴含的信息。按照地理分布、灾害分布特征和城市类型等原则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8个样本城市。评估结果显示:广州和成都突发事件风险程度较高,南宁和银川突发事件风险程度相对较低。评价结果与客观实际相符。     

中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现状分析

银行投资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可能给银行带来环境风险。环境风险控制是实现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环境信息收集和传递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基础,环境风险管理部门建设是环境风险控制业务的保障,环境风险动态评估和管理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关键,借鉴国际经验和加入国际准则是提升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在环境风险控制领域的举措进行分析,总结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的现状和问题。     

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及综合决策模型研究

目前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主要局限于水环境系统的单方面脆弱性研究，过于片面化，需要综合考虑水资源、水环境质量、旱涝灾害、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脆弱性。根据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是系统状态受到系统压力引起的敏感性以及系统状态对系统压力的适应性响应的观点，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式构建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中客观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利用联系数描述上述不确定性过程中差异度系数在［-1,1］上取值仍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构造三角模糊数刻画差异度系数取值的不确定性，给出三角模糊联系数的基本形式，取置信水平得出置信区间联系数，采用期望-方差排序法对置信区间联系数进行决策分析，建立基于三角模糊联系数的系统综合决策模型。此模型用于安徽省水环境系统脆弱性评价的结果表明，安徽省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等级介于［2.731 3.620］之间，脆弱性状况不容乐观，应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降低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