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减灾能力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的区域对比——基于江西九江和宜春公众的调查

研究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及灾害风险的认识，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不仅是进行风险沟通的必备环节，还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减灾意识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社会调查（221份样本）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江西九江、宜春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基本持信任态度，信任度高低排序为：灾害监测预报>政府应急>防灾工程>预警传播，其中宜春公众的信任度较高；公众对于水灾的风险感知较弱，尤其是宜春公众认为水灾发生、受灾的可能性很小；公众的信任与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了解无关，主要是受到受灾经历（受灾次数、灾情损失、灾后救援）的影响，即区域本底灾害风险的高低导致公众认知的差异，风险较高区域（九江）的公众具有更为明确的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及意愿。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br# ——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风险评估与区划是灾害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对1985-2005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加权算术平均速率和地下水开采强度三个因子进行分析和叠加评价，完成了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分区图；以人口密度、单位面积GPD和建设用地比重作为指标进行了易损性分析；从每平方公里水准测量公里数、地下水压采量占开采量的百分比和城市化水平这三个方面考虑防灾减灾能力；在此基础上，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将危险性分区图、易损性分区图和防灾减灾能力分区图进行叠加分析，完成了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图，共分为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较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五等。研究结果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和防灾减灾决策提供依据。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条件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并推进的灾害风殓管理理念和模型。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联合国2005日本神户世界减灾大会（WCDR）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减灾会议，都把推进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战略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条件下，积极推进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战略的实施，既是同国际社会灾害风险管理主流趋势接轨的需要；也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安全屏障的现实要求。本文阐述了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复杂的灾害风险，并着重从灾害的社会属性特征、灾害的生成要素、灾害的发生机制；灾害破坏的构成要素以及灾害生命周期等灾害的内在特性上，论述了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依据及其内容体系建构等问题；进而提出了中国推进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战略选择建议。     

公众太湖蓝藻水华生态风险感知特征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

蓝藻水华暴发已成为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太湖作为流域重要的水源地，2007年蓝藻水华事件的暴发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运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无锡市区489名公众的太湖蓝藻水华生态风险感知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蓝藻水华生态风险被公众知觉为总体风险是陌生和完全可控的；蓝藻水华暴发原因是陌生和不可控的，这是引起公众风险意识的主要因素。影响公众蓝藻水华生态风险感知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媒体、信息和个体因素。报纸广播电视是主要的媒体因素。信息因素有灾害信息、灾害治理信息、政府防范措施信息。灾害治理信息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灾害信息和政府防范措施信息。不同性别、年龄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职业的人群，对不同类别的风险信息关注程度不同，影响到个体风险偏好的不同。研究结果有助于决策者更全面地理解蓝藻水华风险的本质，开展风险沟通，针对不同特征的人群选择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     

论北京城市建设的综合减灾问题

本文针对北京城市建设面临的自然与人为灾害背景,简要论述了北京地震、水灾、火灾及“新致灾源”的历史及现状,强调开展首都圈灾害研究及减灾规划设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系统的减灾方略及相应的管理构想。     

基于AHP-GIS的重庆市山洪灾害风险区划研究

山洪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是山洪风险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可有效指导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利用重庆市2013~2015年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数据，融合降雨条件、下垫面、人口条件、经济财产等多元参数，嵌入抗灾能力修正系数，建立重庆市山洪灾害风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权重，并依托ArcGIS空间分析叠加功能得到重庆市山洪灾害危险性、易损性、风险性分布图。经多目标图层综合叠加与非监督聚类分析，将境内山洪灾害风险强度分为微、低、中、较高、高5个等级，其面积比例分别为14.97%、25.19%、24.41%、22.2%及13.23%。据此，将重庆市山洪灾害风险划分为渝东北高海拔山地较高风险区（1.42 km²）、渝东北中海拔山地中低风险区（1.12 km²）、渝东南中海拔山地高风险区（1.69 km²）、渝中部低海拔山地低风险区（2.07 km²）、渝西中低丘陵低微风险区（0.59 km²）及渝西低丘平坝较高风险区（1.34 km²）6个分区，风险度分布与分区结果客观反映了山洪灾害发生特点、分布情况、易发程度和防治迫切程度的区域差异。     

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61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利用湖北省61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当前采用绿色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相对较小，其中以秸秆还田覆盖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而深松、有机肥、生物农药等采用率略低；（2）网络嵌入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风险感知在结构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3）相比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建议应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鼓励建立内嵌于当地农技推广站、以种植大户为先导的绿色适用技术推广与讨论网络，确保绿色耕作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政府应加强灾害预警与田间学校建设，通过宣传教育与培训指导，强化农户绿色生产意识，引导农户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城中村居民社会脆弱性评估——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

脆弱性经常与风险、危害相关联，是灾害研究中运用的重要概念。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评估区域脆弱性水平，识别脆弱人群是我国防灾减灾事业的重要环节。选取武汉市洪山区的城中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构建自然灾害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在主成分分析法(PCA)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通过加权综合评价法评估居民的社会脆弱性水平。结果显示该区域城中村居民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且其脆弱性分布不均匀，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特点，结构性差异显著，而且适应能力较低是导致居民脆弱的重要原因。还显示不同年龄、户口类型和收入的居民脆弱性差异明显。农村户口居民脆弱性高于城镇户口居民，且农村人口的敏感性偏高、适应能力较低，在面对灾害和风险时，更容易受到冲击；随着年龄增加，个体适应外部风险的能力下降，但在敏感性方面，结果却显示部分城中村的青年群体相较而言处于较高水平；收入水平提高对降低居民社会脆弱性有积极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降低脆弱性的策略。另外，女性的社会脆弱性整体只略高于男性...     

安徽省棉花冰雹灾害风险区划研究

雹灾风险区划是雹灾风险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制定区域性的雹灾防灾减灾对策具有指导意义。而雹灾风险评价是开展雹灾风险区划的前提和基础。以我国雹灾频发区--安徽省为例,选择其主要经济作物棉花为承灾体,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和棉花雹灾风险区划数据库,在“E-H-V-R”四维评价基础上,提出了多技术手段和多方法相结合的“3（E、H、V）+1（R）”维的雹灾风险区划方法,编制了安徽省棉花雹灾风险图,将其划分为淮北平原区、江淮平原丘陵区和皖南山区3个一级区,10个二级区和19个三级区,为安徽省棉花雹灾风险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其他区域和其他灾害风险区划研究提供方法和技术参考     

安徽省主要气象灾害趋势演变及其对粮食总产的影响

为了揭示安徽省主要气象灾害的现状和变化规律，保障粮食作物稳产高产。该文利用1986~2017年安徽省78个市、县的干旱、洪涝、风雹、低温冷冻害和雪灾等4类主要气象灾害的受灾、成灾率数据，采用气候倾向率、灰色关联度和R/S分析方法，分析了全省4类主要气象灾害的时空变化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及其与粮食总产的关联度。结果表明：（1）全省4类气象灾害的受灾、成灾率均随年代呈下降趋势，近10年受灾、成灾率明显偏少；高值区多出现在淮北地区、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低值区大多出现在沿淮、江淮和沿江地区。（2）未来安徽省干旱受灾、成灾率将继续下降，洪涝将持续不明显的下降趋势，风雹、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将由下降趋势转为平稳或略有上升的趋势。（3）4类气象灾害的受灾、成灾率与粮食总产量的关联度由高到低的排序均为: 洪涝、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干旱、风雹。由此说明洪涝是影响安徽省粮食生产最主要的气象灾害。     

2005~2010年我国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时间变化特征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是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2005年被纳入《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反映了我国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发展变化和“以预防为主”的应急管理新思路。收集整理2005~2010年国家启动的历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情况，对应急响应的时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讨论。结果表明：（1）2005~2010年，国家共针对130次重大灾害事件启动应急响应235次，各级别响应的比例与灾害发生的频次比例相当；（2）近年应急响应以洪涝、台风及其引发的滑坡和泥石流灾害为主，高发重发期在汛期（6～9月），尤以7月为最；而旱灾、低温冷冻和雪灾以及风雹灾害的关键期分别为春夏秋三季、冬春季节和春末夏初；（3）应急响应特征研究启示减灾救灾工作要因时、因地、因灾制宜，并加快基于过程的灾害风险评估和脆弱性机理研究等 .     

湖北省雨涝灾害的风险评估与区划

随着我国灾害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从风险角度分析灾害已成为灾害分析的一种新视角，它有助于决策者进行灾害管理和制定减灾策略时有针对性地选择最优技术政策，防患于末然。雨涝灾害是湖北省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据统计，湖北省平均每年受雨涝危害的农田面积为80．62万hm^2，成灾面积为47．07万hm^2，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省工农业生产重地江汉平原和鄂东雨涝事件明显增多，严重威胁和制约着我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依据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原理，在分析湖北省雨涝灾害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及承灾体的抗灾能力的基础上，综合评价了湖北省雨涝灾害风险程度的地域差异，以能综合体现风险程度的风险指数作为指标，将湖北省雨涝灾害分为极重度、重度、中度和轻度四个风险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为有关部门灾害管理和减灾决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自然观光地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变化及差异分析——以九寨沟自然风景区为例

旅游风险感知就是旅游者在其旅游行为前及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的感知,风险感知目前已成为旅游安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旅游者风险感知量表,以九寨沟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得出：（1）旅游者感知风险主要分为3个维度：功能障碍型、危机事件型及文化冲突型;（2）旅游者的总体风险感知较小,其中功能障碍型风险较大,其次为危机事件和文化冲突,并且地震等危机事件并未成为旅游者担心的主要风险;（3）不同旅游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花费冤枉钱”、“迷路或与同伴走失”、“语言障碍”等方面,性别、地域、是否经历过灾害、是否买保险、是否带药品等因素对各类风险感知差异没有显著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研究为完善旅游安全理论提供了参考,并且对旅游地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鄱阳湖流域城市洪涝灾害风险及土地类型调整策略研究 ——以景德镇市为例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流域内城市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及其造成的损失日益加剧，更好的揭示洪涝灾害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对不同流域下城市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流域城市洪涝灾害风险的形成过程，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防灾减灾能力4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基于格网的流域城市小尺度洪涝灾害风险评价模型，并以景德镇市城区为例，将空间风险定量计算，分析了城市洪涝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最后提出土地利用类型的调整策略。结果表明:从空间上，城区洪涝灾害风险极大值与极小值差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呈现由昌江、南河、西河等河流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减小的方向性变化，不同区域的风险波动性幅度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珠山区昌江沿岸区域为景德镇城区的洪涝灾害高风险区，西部、西南部山区以及东部乡镇由于地势较高，风险水平较低。从时间上，景德镇市城区的洪涝灾害风险最大值呈下降趋势，南部洪涝灾害风险整体变小，但风险集中程度不断加剧，城区西部风险值有小幅度的上升；针对不同的区域特征，通过两种方案对城区内洪涝灾害易涝典型地区进行土地利用类型调整，两个区域风险分别从0.606与0.610降低到0.561与0.571。     

湘江湖南段洪水灾害综合风险区划

以湘江湖南段河流沿线地区为例，基于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的基本原理构建了洪水灾害综合风险值计算模型，即综合危险度和综合社会经济易损度的叠加。利用研究区全球数字高程模型(GDEM)数据、1971~2007年地面气象站观测数据和2008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地学方法，得到包含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中等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4个风险等级的洪水灾害综合风险区划图。结果表明：洪水灾害危险度最高的地区集中分布在湘江下游沿岸的湘阴县和长株潭地区；综合社会经济易损度最高的地区为人口密集的市区；湘阴县、长株潭三市和衡阳市市区危险度和易损度均较高，为洪水灾害高风险区。研究结果可为风险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量化的理论参考     

社会资本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技术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黄土高原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少免耕技术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5个维度对黄土高原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并检验了技术便利性认知、技术效果认知和技术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技术认知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山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声望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陕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信任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甘肃省农户的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为完全中介。     

近40年来中国农作物与耕地受灾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会对农作物和耕地造成严重影响。基于1978～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作物受灾面积与灾毁耕地面积等灾情数据,结合气温、降水等气象数据和地形数据,采用计量分析、Morlet小波分析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我国农作物和耕地受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究农作物受灾面积的周期性以及农作物受灾面积、灾毁耕地面积与气温、降水和地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78～2017年农作物受灾主要以旱灾和水灾为主,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灾毁耕地面积均呈下降趋势,且农作物受灾面积有30年左右的显著变化周期;不同灾种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其中农作物受灾较大的区域主要是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农业较为发达区域,灾毁耕地面积主要分布在毗邻胡焕庸线两侧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且以西南地区为最,洪涝、滑坡、泥石流是造成灾毁耕地的主要原因;农作物水、旱灾害与降水,农作物冷冻灾害与气温,灾毁耕地与平均坡度、坡度大于15度面积比在置信区间呈现正、负、负、正、正的相关关系。在政策设计上掌握农作物和耕地受灾的时空特征和发生规律,将对减少农业自然灾害损失和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