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的社会规范路径

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行为,引导个体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是环境治理的基本思路。环境社会规范会对环境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在阐述社会规范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鉴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相关理论,阐明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影响因素及环境社会规范作用于环境行为的基本机理,分析中国环境社会规范激活存在的障碍,提出政府通过促进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来治理环境所应当采取的措施。研究结论表明,整体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决定着环境社会规范对环境行为的作用力,其取决于相互影响的环境描述性规范、环境命令性规范、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以及外部约束条件。由于受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中国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存在一些障碍,导致环境社会规范激活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主要的障碍包括环境消极描述性规范反向作用大、环境个人规范激活水平低和行为的成本、行为的技术障碍、行为的便利性等外部因素的制约突出。在此,提出的建议是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提高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来达到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相关部门可通过描述性规范信息的传递提高环境描述性规范激活水平。环境宣传教育中通过生态价值观确立、环境污染行为不利后果的明确认知、环境不利后果避免的正确归因来提高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通过降低遵守环境社会规范的难度和成本消除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外部制约因素。通过完善环境立法并强化环境法的实施可有效提高环境描述性规范、环境命令性规范、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     

建议设立“环境权益保护日”

1　环境意识与环境权益环境意识是人们主观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和为此采取行动的意愿程度的一种表现形式。较高的环境意识不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同时从环境政策角度看 ,还能降低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 ,因为环境意识越高 ,环境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阻力就越低。事实上 ,作为环境政策实施主体的国家立法机关和各级政府机构 ,一直都非常重视环境意识的作用 ,一再强调要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对于提高环境意识 ,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不断接受熏陶和教育的结果。我国一直有“环境保护事业是从宣…     

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行政约束抑或是经济激励——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研数据的考察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农村环境治理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文章在考虑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环境政策规制压力下农户环境行为决策框架,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的逻辑机理,并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能够促使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但要当农户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政策的正向影响才逐渐显现,并且环境政策强度与农户环境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相对而言,环境行政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约束作用要强于环境经济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激励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采用环境行政政策来约束农户环境行为的效果要好于采用经济政策来激励农户;对不同类型农户,环境政策更能促使规模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小农户则会明显弱化环境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此外,环境行政政策和环境经济政策之间起到了相互调节的作用,即环境经济政策有助于增强环境行政政策的约束作用,同时环境行政政策的推行也有利于增强环境经济政策的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放松对小农户、低收入农户的环境行政约束,加强经济激励力度,强化环境行政政策对规模户以及高收入群体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形成行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相互推进的良性循环,以便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中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现状分析

银行投资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可能给银行带来环境风险。环境风险控制是实现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环境信息收集和传递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基础,环境风险管理部门建设是环境风险控制业务的保障,环境风险动态评估和管理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关键,借鉴国际经验和加入国际准则是提升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在环境风险控制领域的举措进行分析,总结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的现状和问题。     

基于价值创造的环境管理理论研究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重要课题,企业是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参与者,环境管理并不意味着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下降,或者说企业价值的降低。基于价值创造的环境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环境绩效可以增加财务绩效,环境的投入可以创造价值。当企业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经济价值的时候,有助于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实现环境与财务的双赢。     

关于政府环境责任科学设定的若干思考

环境立法需要科学设定政府环境责任,其指导思想是通过拓展政府环境第一性义务即政府环境职责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强化政府环境第二性义务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增强政府执行力,设定的原则是依据公众环境公共需求设定政府环境责任和设定政府环境责任应在政府能力范围内。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城市住区环境创造

本文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城市住区环境创造的客观要求 ,提出了城市住区环境创造的观念、方法与措施。文章指出 ,城市住区环境创造应以人为本 ,达到空间环境充足、生态环境优良、视觉环境优美、文化环境典雅、人文环境高尚、智能环境先进 ,使人、空间和环境有机结合     

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研究

居民的环境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环境状况,而环境行为意愿又直接指导着环境行为。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非参数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群体之间环境行为意愿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属性特征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环境意识、奥运、环境知识、环境状况以及传统道德对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总效应发现,对环境行为意愿影响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奥运影响、环境状况和环境道德。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应该在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年轻人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取向、继续提倡"绿色奥运"理念等方面加强北京市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从而提高整个北京地区的环境水平。     

国际机制视角下的东北亚环境合作

摘要由于环境问题与区域地理因素、生态环境系统的紧密关系,从而使当今的环境问题跨越了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渗透到整个区域甚至全球生态系统.环境合作有助于促进环境领域内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功能性能够推动环境合作的不断深化,环境合作与国际机制之间的互动机理推动了环境合作机制的建构.共同利益、依赖路径、机制内容和机制效能是全面评估环境合作机制的四大基础要件.随着近些年来东北亚地区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不断加强和持续深化环境领域合作成为域内各国的当务之急.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环境合作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东北亚环境合作不断走向务实,形成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格局,环境领域的机制化建设逐步明显,但是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长期有效的建设和完善.大力推进和不断深化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应当以域内各国在环境领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顺畅环境合作方面的依赖路径,进一步完善地区环境合作机制的框架和内容并切实发挥其效能.     

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途径,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环境分权出发,探索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责分配关系。将环境分权纳入环境与经济整体分析框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探索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区域绿色发展空间正向溢出显著,本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其他区域的绿色发展。②全国层面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监察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③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互动效应整体为负。在地方环保部门拥有较大环境管理权力的同时,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提高将造成区域绿色发展的恶化,其影响大小又与环境管理权力的类别相关。④不同地区环境分权的经济环境效应存在差异。随着国家对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但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结合所得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为实现中国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在考虑地方财政权力的基础上,从区域差异与环境管理权力类别差异两方面入手,建立差异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人员数,以此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网络;另一方面,环境行政与监测权力应适当下放,环境监察权力应适当上移。同时,应下放环境保护责任,增加环境转移支付,在实现地方权责匹配的基础上弱化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的联动效应。     

略论长江开发的战略思想

当前长江开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然资源利用不合理所造成的资源严重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其直接威胁到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江流域既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区,又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主干区,其开发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前途。因此,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型的过程中,长江的开发如何实现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相互协调,成为了我们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江流域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现状

采用叠图法、数学统计等方法，对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数量、面积、分布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识别、整理、统计分析与制图，从长江流域内分布的具有全球保护意义、国家保护意义、流域保护意义、区域保护意义的角度，辨识长江流域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敏感区，同时分析了水能资源丰富的长江上游区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状况。长江流域已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等多类型、多层次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体系，对中国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三峡库区多功能防护林体系构成与布局的思考

三峡库区多功能防护林体系主要由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护岸护滩林、道路防护林及四旁植树等林种构成。多功能防护林布局一是要遵循不同地貌部位的立地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功能防护林涵养水源、保持土壤、改善环境等生态功能;二是根据防护对象及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因地制宜、因害设施布设不同的防护林林种;三是以保障库区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使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最有效、最合理地得以利用;四是在多功能防护林体系建设中,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五是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六是在树种选择上实行乔、灌、草相结合。林种配置上,网、带、片相结合;七是以防护林为主,多林种协调发展,使三峡库区防护林体系结构整体优化。     

四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森林是我国三大林区之一“青藏高原东部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的森林植被是维系长江流域生态平衡的主要天然屏障。本区森林资源能否持续发展整关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通过对四川森林资源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四川森林资源丰富，具很高的生物多样性，发展潜力大，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但天然林多、人工林少、林地土中退化严重，资源分布不均，树种单一，森林结构不合理，引种与林副产品的开发也存在许多问题，经济、生态效益差，也是森林植被生态系统的脆弱区之一。要促进该省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其生物多样性，发挥潜力，增强生态屏障作用，必须走以保护为主，多渠道开发，经济与生态效益并重的综合发展之路。     

汉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汉江流域地跨陕、鄂、豫三省,所在均为三省较发达的农业区和产业区,是我国经济承南启北、连接东西的中部枢纽。由于在区位条件、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其经济总量在长江流域举足轻重,若干产品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尤其是粮食生产在全国粮食生产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加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带动作用,流域经济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未来汉江流域经济发展应在向沿海经济为主的基础上,突出流域产业特色和中西部结合的区位优势,全方位对外开放,以武汉为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以襄樊为流域中心发展极,沿汉江、铁路、公路为发展轴,形成在全国有影响的产业集团,地方经济创名牌效应,抓好水电梯级开发,发展绿色产业和教育,消灭贫困。尤其要注意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强流域的环境管理,重点作好水土流失的治理和河流水体的保护,搞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全流域的层次上建立资源环境数据库,对流域实行科学管理。     

赤水河流域产业状况与综合流域管理策略

赤水河流域位于川、滇、黔3省接壤地带，流域面积 18 932 km2，流经贵州、云南、四川的13个县市。目前，赤水河流域依然是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水质最好的一级支流。促进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地区在进行流域管理的难题。通过研究发现，赤水河流域上、中、下游具有显著的产业特点。上游主要以煤电行业为主，污染大，过度垦殖导致水土流失严重；中游以优质白酒为主导的轻工产业为主，但政府发展规划上却突出了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下游地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开展了初步规模的自然生态旅游，但在产业发展上受到上、中游地区的严重影响和限制。因此，流域的产业发展对整个流域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很大，而现行的流域管理却忽视了产业布局的整体考虑。通过赤水河流域环境问题和产业发展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综合流域管理的思想，提出建立全流域统一的环境保护机制的策略，把流域的环境特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促进流域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低碳经济"谈江西发展核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低碳经济”概念应运而生，并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核电以其高效、清洁及供能的稳定性而成为各国追求“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江西省位于长江中游，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自“十五”后江西有了快速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巨大的电力能源缺口及环境污染的加重。江西省尚未发现油气资源，煤炭及水能资源产量严重不足，一次能源主要靠外省调入,但江西有着较为稳定的地质构造、较为发达的水系和充沛的雨水、丰富的铀矿资源、以及象东华理工大学这样的核工业人才储备基地，因此,江西既有发展核电的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发展核电既能为江西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后盾又能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从而实现江西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塔里木河干流流域区域开发与环境对策

区域开发的设计,目的在于实现资源开发和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塔河流域具有光热资源丰富、土地资源开发潜力大、石油资源开发前景广阔等区域开发优势,同时存在水土资源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交通条件差、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等区域开发的限制性因素。从塔河流域资源优势出发,针对当前区域开发的限制性因素,按照新疆经济发展对塔河流域的要求,选择“优势资源转换开发模式”为塔河流域开发战略模式。解决塔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要使现有生态环境不再继续恶化,最低限度保护现有植被面积不再减少,即维护现有天然胡杨林29.8万公顷、天然灌木林111.33万公顷、天然草地90.38万公顷,在此基础上,恢复和改善下游绿色走廊的植被,约3.96万公顷。如果完成以上指标,必须确保生态用水,特别是下游段的生态用水,加强天然植被的抚育更新,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等。     

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及其内部化

流域是地表水的集水区域。流域问题的本质是水。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核心。流域开发是以水资源为先导和主体的综合资源开发。实现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就是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外部性是流域开发的基本特征，水资源的特性决定了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实现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内部化是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现流域开发外部性内部化，必须界定流域资源产权，明确流域开发主体；建立税收－补贴体系，对水资源合理定价；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建立流域水资源市场，实现水资源资产化管理。同时，政府要加强流域的管理；建立健全水资源保护与流域开发的法律体系；普及保护环境和水资源的教育，建立节水观念；支持和鼓励流域开发企业实行外部成本内部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Development of a land-use forecast tool for future wa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case study for the Mekong River 3S Sub-basins

Land-use change i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that alter local and regional hydrology. For areas experiencing fast expansion of urban and agriculture areas, land-use changes often adversely affect stream flow and water resources at the local and watershed scale. The Sekong, Sesan, and Srepok (3S) Sub-basins are a part of the Lower Mekong River Basin and include land in Cambodia,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Laos), and Viet Nam. The region is experiencing a dynamic land-use transition because of rapid changes in its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Major land-use changes include deforestation of native rain forest,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expansion of commercial plantation such as rubber trees. These land-use alterations have affected local and regional hydrologic processes, resulting in stream flow shortages during the dry season and flash flooding due to deforestation. In this research, deforestation in the 3S Sub-basins over the period 1993–1997 was analyzed using multi-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density of agricultural cells within a 5-km radius from each forest cell and slope strongly affected the deforestation process. A land-use forecast model to simulate deforest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tes was developed in GIS based on local land-use change trends. The model was applied to 2003 land use to forecast 2033 land use and future water demand, which was further compared with present stream flow measurements during the dry season at various places in the region. The entire approach from the land-use forecast to its impact assessment on stream flow could help local stakeholders understand watershed-wide future water resources risks and develop future water resources plans. With the 3S Sub-basins being used as a case study area,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land-use forecast tool; simulated 2033 land-use and water demand; and the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forecasted future water demand on the local stream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