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市人口调控: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到2020年要将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实现北京市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必须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最终实现三地产业、人口的合理布局。本文依据统计局最新的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价值表,编制了19部门完全劳动消耗表,提出了劳动影响力、活劳动转化系数的概念,并具体给出了某一产业是如何影响其他产业就业量的计算公式。利用完全劳动消耗表所反映的各产业间的劳动消耗关系,结合各产业的具体特点,提出了直接转移、转移上游、限制需求、转移环节四条疏解办法。并进一步定量测算了产业疏解后对本部门和关联部门就业人口的影响程度,模型结果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直接转移的最重要抓手,转移北京市批发零售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9.8、4.1万人就业,最终减少23.9万就业人口;转移制造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4万、8.2万人,最终减少22.2万就业人口。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的生态足迹模型研究

由于传统Wackemagel and Rees生态足迹模型仅研究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系统供给的生物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忽略了生态系统的其它功能,无法体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本文以传统生态足迹模型为基础,引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理论,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生态足迹模型.该模型以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为基础,改进传统生态足迹模型中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的计算方法.采用生物生产性土地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当量因子计量生态足迹模型中的均衡因子,采用生态系统单元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与全国该生态系统单元的平均价值的比值表示产量因子.改进后的生态足迹模型既反映了区域人类资源消费对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占用,又反映了区域人类资源消费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使用,较科学的体现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本文以大连市2005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大连市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测算,对研究模型进行了检验.     

北京与津冀之间隐性土地资源流动研究

京津冀区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和发展失衡的问题,亟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合作新机制。京津冀之间紧密的产品贸易背后隐藏的土地资源流动情况可以为新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这种隐性土地资源的流通情况可以用生态足迹来表征。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的投入产出矩阵来计算北京与津冀之间的生态足迹转入和转出量,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周边津冀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支撑,尤其是河北的农用地资源,包括耕地、林地和水产养殖用地。从生态贸易类型来看,2002年和2007年,就北京和河北之间生态足迹流通情况而言,北京是净生态输入型,属于"贸易逆差";河北是净生态输出型,属于"贸易顺差"。2007年北京对津冀生态资源的使用量比2002年有所下降。总体而言,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消耗对河北的生态压力不大,其中,水产养殖用地的生态压力最大,2007年水产养殖净流量占河北水产养殖土地的54.27%。2002年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依赖加大了天津的生态压力,林业用地和水产养殖用地的净流出量分别是天津相应承载土地面积的4.96倍和3.57倍;2007年,北京对天津生态土地资源利用程度降低,随之,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压力变小。尽管2007年与2002年相比,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消耗量降低了,但是,由于河北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北京和区域的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国家和北京应该帮助河北保护其土地资源,尤其是河北东南部的农田资源在区域中承担着重要的绿色隔离作用,应该受到严格的保护。此外,京津冀区域应该制定整体空间开发战略,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力度,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能源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投入产出模型的数值实验

结合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存量流量一致性(SFC)模型、投入产出表(IO)分析、生态宏观经济学和离散动力系统的相关理论,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提出存量流量一致性投入产出(SFC-IO)分析框架建模方法,把经济和环境作为统一的宏观经济-生态系统来进行研究,将能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纳入宏观经济学模型之中,同时对金融体系中的货币流、实体经济中的商品流及自然环境中的物质流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发现:一是能源价格加成上升将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能源消费减少导致能源需求减少,而能源需求减少又推动了工资下降,进而使得总消费减少,通过投入产出表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乘数效应发挥显著作用,放大了由于能源价格冲击而导致的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二是能源投入回报(EROI)上升使得能源部门的中间投入增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居民对能源的相对消耗增加,由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向居民和政府销售的能源和产品数量下降,导致中间产品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增大,导致能源总消耗增加,最终需求下降。三是模拟计算出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总回弹效应为34.2%,发现通过技术进步,使得能源消费节省水平提高50%,但是通过回弹效应模拟,发现能源消费总量并没有预期减半,普通品价格下降4.2%,能源品价格下降12.4%,实际上会导致能源消费增加,使得能源投入减少,导致直接的回弹效应。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四川省耕地资源评价

耕地是所有生态生产性土地中生产力最大的一类，生态足迹模型是定量评价可持续发展的常用工具之一。基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和EF NPP模型，测算、分析了2006~2013年四川省耕地生态赤字等相关变化及趋势，客观评价了四川省耕地资源利用状况，并探讨了几种模型的差异。结果表明：2006~2013年间，四川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不断上升，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基本稳定，人均耕地生态赤字持续扩大；耕地资源利用由弱不可持续状态逐步向强不可持续状态发展。3种生态足迹模型的对比研究发现，EF NPP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和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不足，客观、动态地反映了区域耕地利用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状态。     

中国水资源消耗配置的灰色关联度与适宜度测算

水资源作为一种可耗竭性资源,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的消耗量非常大,这种消耗配置格局是否合理有待于研究。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0-2008年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耗水量的配置进行关联度测算,以探求各部门耗水量配置对水资源消耗总量的影响程度,继而将生态学中的生态位评估模型引入到水资源消耗配置评价中,对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的消耗配置进行适宜度测算,研究结果表明:①工业部门耗水量与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的灰色关联程度最高;②2008年中国水资源消耗配置的适宜度水平最高,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实现较优配置。通过对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配置的关联度和适宜度测算,研究认为:提高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配置的适宜度,关键在于减少水资源在各部门的浪费性消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使各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值均接近最佳生态位,从而实现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的消耗配置接近最优化水平。     

基于生产视角的中国水足迹地区间差异:“总量-结构-效率”分析框架

我国水资源短缺地区间差异问题正引起各界关注,分析比较各地区用水总量、结构及效率,是我国构建特色水安全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前提。在"总量-结构-效率"分析框架下,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锡尔指数空间差异分解、伪基尼系数差异成因分解等方法,分析我国30省级行政区(除西藏)42经济部门生产视角下水足迹(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为我国合理高效调整生产以降低水足迹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生产水足迹总量、结构、效率地区间差异明显。2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是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成因(贡献率69.46%),而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是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的重要贡献因子(贡献率59.19%),其关键因子为该部门最终需求量经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74.57%);水资源压力指标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经济区域内省区间可利用水资源量对应差别。3农林牧渔业直接用水系数与最终需求量、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最终需求量、住宿餐饮业用水乘数与最终需求量等省区间差别分别是三大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主要贡献因子。4生产水足迹强度省区间差异主要源于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强度对应差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对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省区间差异的贡献高于其他经济部门。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水生态足迹初步研究

传统生态足迹未将水资源纳入其核算体系。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提出水（资源）生态足迹,其定义为生产一定人口消费的水资源及吸纳其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面积。介绍了我国水生态足迹研究在基础
理论和基本模型方面的现状,并分析了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1）囿于当前生态足迹定义,没有认识到人类在其生产生活中消费的水资源无法转换为生物生产性土地;（2）水资源均衡因子计算方法不同于其他均衡因子且不符合水生态足迹要求;（3）总的水生态足迹和水生态承载力以及水生态盈亏的计算也存在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将水生态足迹构建于水域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上,其定义为提供一定人口消费的水生态系统服务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当前条件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水生态足迹包括渔业生态足迹、淡水生态足迹和水污染生态足迹3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水生态足迹的基本模型。该模型与当前水生态足迹模型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1）舍弃均衡因子;（2）同一土地类型取其最大值作为最终生态足迹;（3）不同土地类型只做分类比较而不进行加总计算。最后,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最终需求间接能耗核算模型的改进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变形与转换

为克服最终需求间接能耗初始核算模型存在的两点主要不足,笔者对其进行一次变形与二次转换,实现对最终需求间接能耗核算模型的改进,满足对最终需求间接能耗连续性估算的要求。结果表明在行业分类一致的前提下,最终需求间接能耗初始与改进核算模型的结果较为接近,平均相对误差低于5%,表明在无投入产出表年份,可以借助改进核算模型进行估算;核算模型要求行业分类尽可能精细,分类越宽泛,结果越粗糙,高估可能越大;再者由于最终需求项目数据可得性的难易程度不同,其间接能耗估算结果的精确性存在差异;最后改进核算模型的应用性可针对与行业密切相关的间接能耗污染排放与其他资源消耗以及其污染排放等进行拓展。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碳排放足迹研究

结合IPCC的清单方法对中国历年碳排放进行了核算,以区域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对生产我国满足国民经济最终消费的产品(服务)量所需要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量进行了分析,并对碳排放足迹及各部门之间的碳关联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中国2002年碳排放足迹为176 528.10万t,人均碳足迹为1.374 26t/人,其中大部分源于国内最终使用的排放。②从足迹类型上看,中国属于价值量顺差与碳排放足迹逆差共存型,即碳排放净输入国。贸易额增长对碳排放足迹的增加有较大的促进作用。③制造业、电力、热力行业与农业的排放足迹占到了总排放足迹的80%以上,是对碳排放依赖程度较大的产业部门。④足迹影响力分析显示,电力、热力行业占据了碳排放足迹需求的强势地位;足迹感应力分析表明,国民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对电力、热力行业和制造业碳排放的拉动力最大。     

城市产业部门CO2排放三层次核算研究

城市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中心,超过75%的温室气体从城市产生,其中又以城市产业部门能源消费和工业过程非能源产生的CO2为主。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评价城市产业部门3个不同层次的CO2排放。以重庆为案例,核算其2002-2008年产业部门三个层次的CO2排放,包括能源消费直接排放、购买电力间接排放和全生命周期排放,并进行多层次对比。结果显示传统能源消耗和购买电力为对象的核算方法低估了产业部门CO2排放水平。2002-2008年,重庆各产业部门排放量逐年增加,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部门共7大行业是重庆碳排放的重点行业。部门交通设备制造业是重庆的优势产业,排放总量大,但是排放强度却相对较小,因此应大力发展该产业以促进重庆市低碳经济的发展。     

近20年来北京市耕地面积变化及其相关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分析

80年代以为，北京市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人口规模扩大，经济迅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等方面，分析研究了北京市1981-2001年20年间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探讨耕地减少的原因及趋势。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等将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人多地少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保护耕地应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     

转型期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最佳非农转化量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作为土地中的精华——耕地资源也在农业部门和经济建设之间面临着如何分配的矛盾。如何确保耕地资源在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耕地数量的变动态势进行分析，并运用区域容许耕地转换量化模型（MAC）来确定江苏省可以允许转换的耕地的最优数量，借此来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及调控指标，为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种依据和解决思路。     

Dynamic Changes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Arable Land Conversion in Transi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there is more need for land, and that the arable land faces the paradox of alloc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 How to optimally allocate land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arable land in Jiangsu, and then uses the MAC model to get the optimal amount of arable land that can be changed, so that we can make a deadline for protecting the arable land and come up with a method for optimal allocation.     

1997-2007年中国生态地租变化分析

生态地租是衡量生态资源利用带来的社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以投入产出表和生态足迹为基础,分析中国1997 - 2007年生态地租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997-2007年中国各产业单位经济产出的生态地租量呈减少趋势,农林牧渔业,电、热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单位经济产出的生态地租量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生态地租总量呈不断增加趋势,构成上以工矿业和农林牧渔业生态地租为主,生态地租在行业间转移越来越多；以2007年为对照组,总产出量、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以及农地面积等参数的变化引起生态地租显著变化,其中以农林牧渔业生态地租变化最为敏感.如果考虑生态地租的影响,人类消费产品价格将大幅增加,这相当于人类因过度攫取自然资源而应当支付的用于环境治理的高昂代价.     

中美贸易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研究——基于内含污染的视角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考虑中间产品产生污染的情况下,通过计算中美双边贸易的内含污染,考察对外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本文首先构造中美两国28个制造业的总污染强度,在此基础上计算1987-2004年中美制造业贸易的贸易内含污染条件指标,并分析中美制造业贸易的进出口内含污染的部门来源.研究发现,1992年之后,所有污染物的贸易内含污染条件值都大于1,这意味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污染强度要高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污染强度,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环境受损、美国环境获利,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从部门结构上看,中国出口内含污染主要来源于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和工业化学这三个部门,进口内含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学、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这三个部门.     

A subsystem input–output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O<Subscript>2</Subscript> emissions in the service sector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China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service sector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O₂ emissions from service secto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ng industrialization, China’s service sectors are facing growing pressure to pursue energy savings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especially in several developed regions.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CO₂ emissions in Beijing’s service sectors have evolved, we utilized a subsystem input–output decomposition analysis to study the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onsumption-based emissions in Beijing’s service se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and the Scientific Studies Technical Services sector caused the most CO₂ emissions in Beijing’s service sectors. The emission intensity effect potentially reduced CO₂ emissions by 10,833 Mt, primarily due to the decreased energy intensity of non-service sectors. Effects of demand and technology we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creased CO₂ emissions in Beijing’s service sectors. Such influence was mainly related to the external component of service sectors, indicating a strong pull effect exerted by service sectors on non-service sectors. Thus, decarbonizing the supply chain of service sectors and improving the energy intensity are necessary to alleviate CO₂ emissions in Beijing.     

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Its Evolvement in Peri-urban Are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Rapid urbanization in Beijing stimulates the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diminishes available agricultural land. Monofunctional agricultural land use can no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nd urbanization any more, so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al land use is going to be promoted in the ci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evolvement of the land use change from 1992 to 2004 and discusses some evolvement views.     

基于“两型社会”的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以获批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目标,综合考虑土地集约利用的环境、社会、经济效应,阐述了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依据投入-产出等理论,构建了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法,对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城市圈中仅有武汉、仙桃、天门三个城市是DEA有效的,DEA无效的6个城市DEA有效性从高到低分别是为黄冈、孝感、潜江、咸宁、鄂州、黄石;②影响武汉城市圈中城市DEA无效的因素是多样的,但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单位GDP能耗等投入过多,GDP、社会商品销售额、财政收入、就业人员、生活垃圾处理率等产出率低。文章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并指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土地利用问题,进而探讨"两型社会"框架下武汉城市圈应如何集约利用土地,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green land us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BSTRACT

As the space carrier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and’s gree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raditional land evaluation,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defines the green land use, puts land as one of the production factors, and brings energy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tc. into the input-output system to measure the green 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6 to 2016.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vari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related with the land and environment policies. Efficiency of 2016 is higher than that of 2006, and energy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princip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green land use. The efficiency of each ci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Efficiency gaps in different cities are expanding.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overall weak space between cities, and the parti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phenomenon appears. Therefore, the green land use efficiency could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coordinating economic growth of construction land utiliz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aking feasible ways to transregional renovation of the stock ecological land utilization,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