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低碳转型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主题，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作为宏观经济的一项硬约束将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该研究以低碳城市试点作为研究低碳转型的代表性政策，首先基于典型经济事实和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了中国可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低碳转型方式，然后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DID方法研究了该政策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差异，并分析了其内在的机制，最后又基于实证结论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了该政策导致城市低碳转型存在两条不同路径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该政策增加了第一批试点城市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和总劳动就业；增加了第二批试点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就业，降低了其第二产业劳动就业。(2)低碳城市试点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在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下，第一批试点城市采用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第二产业的低碳转型模式；第二批试点城市采用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的低碳转型模式。(3)两批试点城市的低碳转型模式各有优缺点。第一批试点城市的低碳转型模式，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减少...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出口企业立足国内国际市场，紧随全球低碳发展趋势，紧贴国际绿色技术前沿，具备开展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技术资源，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约束与推动下，可能表现出更为活跃的创新意识与更加积极的创新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忽视“出口-非出口”这一异质性视角，导致对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缺乏开放性维度。为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沪深两市A股出口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梳理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从所有制属性、污染程度、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地激发了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实现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同步提升。(2)与非出口企业相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更加显著。(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出口企业层面，对于国有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该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在重污染出口企业与高新技术出口企业层面表现得更加显著。(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机制和海外业务拓展机制推动出口企业...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指标体系的低碳试点城市评价

我国已开展了两批低碳试点省区和试点城市工作,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地区,进行自下而上的低碳发展探索。科学、综合、权威、系统的指标体系有利于定量衡量城市的低碳发展现状,分析其发展特点,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城市低碳发展的模式与实现途径。目前国内外主要机构和智库建立了诸多涉及到城市低碳发展相关的指标体系,尚没有能够直接用来科学权威、全面客观地对低碳试点城市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模式进行定量评估的指标体系及相应数据。本文依据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和普适性原则,建立起一套低碳城市指标体系,共选择10个指标,以分析城市低碳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城市特点和低碳发展目标。本研究以36个低碳试点城市为例,基于经济和碳排放的核心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36个低碳试点城市划分为领先型、发展型、后发型和探索型四类,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对低碳试点城市进行分类评估,并基于指标体系,分析了四类城市的特点、发展趋势,分别提出四类城市未来低碳发展的需求,从而提出差异化的低碳发展模式与发展途径。最后,研究提出全国分区域实现低碳发展的路线图。研究可为提出全国性的低碳发展政策指导、深化试点城市的低碳发展和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特征与碳减排路径研究

城市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领域,也是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实现城市的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重要的举措。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低碳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共赢意义重大。2010年7月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开展了三批87个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根据低碳城市试点的进展,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低碳试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脱钩弹性系数的大小将低碳试点城市分为低碳成熟型、低碳成长型、低碳后发型三种。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考察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和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依据碳排放驱动因素识别不同类型城市的减排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低碳成熟型城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研发投入是有效的减排途径;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对于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位于东、中、西不同区域的低碳试点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碳排放特征,未来在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城市减排路径时,区域性的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城市碳减排的目标。     

低碳城市发展实践与发展模式

气候变化问题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发展低碳经济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低碳城市是低碳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内已有许多城市提出建设低碳城市的构想并进行了一些尝试,然而发展低碳城市的高度热情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城市需要依据自身发展特征选择适宜的低碳发展模式。本文在对国际低碳城市发展实践和国内城市的相关探索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总结出现有低碳城市实践所遵循的四种发展模式,包括综合型"低碳社会"目标模式和低碳产业拉动、"低碳支撑产业"、示范型"以点带面"三种过渡模式。中国需要探索一条工业化进程中的低碳转型路径。低碳城市的建设需本着发展优先的原则,重点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现阶段城市可以通过建设低碳示范区摸索转型经验。低碳产业拉动和"低碳支撑产业"模式的选择则需要因地制宜。而无论采用何种过渡模式,城市都应注重低碳理念在全社会的渗透,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辅以合理的城市规划向综合型"低碳社会"的目标迈进。     

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依托完善的气候政策体系，良好的气候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抓手。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十分迅速，但地区不均衡性突出，这意味着气候政策扩散遵循着多元路径与多元机理。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该研究吸收垂直影响模型、水平影响模型、内部决定模型等政策扩散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中国气候政策扩散模型，并使用2007—2019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受到“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的影响“，自下而上路径”的影响并不存在。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还存在共同作用，但作用方向视中央政府的干预手段与同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而定。(2)试点推广、地理扩散与竞争扩散构成了中国气候政策的扩散机理。中央政府通过引导性的“试点推广”驱动气候政策扩散，而非强制性的“政策压力”“。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可以推动气候政策在同级政府间的传播。(3)不同扩散路径对应不同的扩散机理。自上而下路径通过“试点推广”发挥作用，而非“政策压力”。气候议程顺位较低、气候政策推行的因地制宜原则是政策压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水平扩散路径的作用机理包括“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政策启示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推进低碳经济转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行动单元。着力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机统一,低碳发展水平的排名和评价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重要的理论分析和新型政策管理工具。开展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其重点是要在明晰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的基础上,解决如何科学界定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基本模式与分析框架,进而求解以何种速度和规模去推动城市向低碳经济转型。围绕"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本文以城市低碳发展质量(效率)为测量维度,通过突出"探索低碳发展模式、践行低碳发展路径"的政策重点和实践需求,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内涵进行解析,阐释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导向;采用分类分析的评价模式,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指标设置、评价方法及应用等方面对低碳城市建设评价的国际国内经验进行针对性梳理;构建了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技术路径,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评价工作的政策重点和保障措施:(1)厘清气候治理对低碳城市建设的影响机理;(2)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具有最佳拟合优度的指标构建;(3)完善评价程序及对接城市低碳发展蓝图;(4)在明晰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的统计意义和政策内涵的基础上提高已有评价体系之间的衔接与耦合度;(5)加强评价结果的使用,为精准快速把握新型城镇化蕴含的碳生产力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研究

在掌握国内外低碳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动态,借鉴运用国际国内低碳城市发展的最新资料和前沿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的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实际,开展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研究。认为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是城市为实现低碳发展而制订的战略、规划和详细的计划、方案,以及对城市制订低碳城市战略、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制定和实施规划以及监测评估等一系列行动的过程和制度设计。从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订、低碳城市规划实施和监测、低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提供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指导,探索有中国特色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城市走低碳、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我国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重要环境规制之一,但此交易市场建设能否诱发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有关研究仍然不足。以我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选取2004—2016年全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效果,并使用排列检验法进行有效性检验;进而,定量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运行后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探索七个试点效果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诱发了试点地区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②各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除重庆外的六个试点对政策响应较为迅速,其中北京、上海的诱发效果最显著,天津、广东、深圳和湖北次之,而重庆试点未能对政策作出充分的响应。③碳排放权交易对低碳技术创新作用中的政策"信号-预期"机制在我国首次得到验证,该机制在除重庆外的试点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构建。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良好的协同作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但其未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相同作用;除重庆外,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与控制型环境规制也呈现出协同作用。据此,应积极推进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发挥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但在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地区差异,分步骤稳步推进;还应注重加强政府政策信号管理,引导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活动。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低碳城市建设,但是由于对"低碳城市"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各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根据低碳城市的内涵和特点,识别出19个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因素,分别从城市主体水平、发展结构水平和管理水平等角度进行分类说明。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建立解释结构模型(ISM),绘制出多级递阶结构图,理顺各因素间的结构关系,阐明了影响因素间内在关联性和层次性。研究结果显示,19个影响因素分为5个层次,其中政府和低碳城市标准位于最高层次,碳排放统计次之,它们是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其余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建议现阶段在推进我国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根据多级递阶结构图所示,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务之急,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低碳城市标准》,加快开展城市碳排放统计工作,而政府作为城市主体之一,是低碳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政策供给者,应充分发挥其领导力,使低碳城市建设走上系统化、制度化轨道。     

Evaluating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urban China

Facing the ever-increasing serious pollution from carbon emission and the pressing ne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initiated the strategy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2010. Since then, eight cities and five provinces have been selected as pilot areas to develop a low-carbon economy.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this study aimed to construct a indicator system and evaluating model so that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pilot cities can be quantified. Therefore, this study, based the on 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model, established a region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Second, the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was calculated by taking the entropy method. Third,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levels were measured and evaluated by taking th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of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Then, taking 10 cities from those 13 pilot areas as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measured and compared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ose 10 cities before and after being pilot area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though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levels changed greatly, only five pilot cities’ growth rate is positive. The reasons for changes in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levels were analyzed.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lasticity coefficient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level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traced the effective policies hidden behind the indicators, which provided policy insights to help decision makers prepare their low-carb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efforts, economic instrument,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中国低碳城市关注度研究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和社交大数据挖掘的方法统计到包含"低碳"和"城市"的文献共8 574篇,新浪微博51 081条。利用文献代表学者对于低碳城市的观点,利用新浪微博代表公众对于低碳城市的关注度,分别统计文献和新浪微博中城市出现频率以及关键词出现频率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低碳城市相关的文献和新浪微博从2010年开始增长,2013年达到峰值,2014年后略有回落。文献和新浪微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30位城市基本一致,城市出现频率与城市行政地位和政策支持力度高度相关,另外文献和新浪微博中均未统计到的城市还有3个。词频统计结果表明:公众和学者对于低碳城市认知相差较大,学者更关注低碳城市建设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低碳城市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公众对于低碳城市的关注角度主要是从日常生活出发,更偏向于把低碳城市理解为低碳生活。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低碳城市的宣传力度,通过调整政策加大对非低碳试点城市和欠发达城市的扶持力度。并出台低碳城市的考核细则和评价标准,进一步理顺低碳发展与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的模式选择

低碳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国内外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践行低碳理念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较为成熟的可归纳为"哥本哈根模式"、"伦敦模式"、"伯明翰模式"、"东京模式""保定模式"、"上海模式"等。中国低碳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中国城市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低碳发展不能千篇一律的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本文将中国城市的类型和特征与其低碳发展模式的选择相结合,从人口规模、区位、资源禀赋及工业化阶段等角度对我国城市进行类型划分,并认为任何一类城市的低碳发展都必须依据自身特征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同时,对武汉市的案例研究表明,因地制宜的选择一条重化工集聚、中部特大型城市的综合低碳发展模式是武汉市实现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     

中国低碳城市热思考:现状、问题及趋势

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一股低碳城市建设热潮。但在这股热潮背后,还有许多尚不明晰的问题需要理性思考。围绕低碳城市相关议题,开展了如下5方面工作:①解读低碳城市概念,指出低碳城市建设是一个多目标问题,要以低碳经济为基础,并实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目标的共赢;②概括低碳城市评价指标,指出针对指标还没有建立明确的标准;③从城市规划、低碳政策、生态产业、可持续能源、绿色交通等方面总结了保定、上海、吉林、杭州等城市的低碳建设途径;④分析城市低碳发展现状水平评价结果,指出低碳城市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⑤最终在分析低碳城市建设尚存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今后需深化认识的几个问题,如不能因低碳而放弃其它城市发展目标,低碳城市建设要因地制宜,低碳城市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各领域专家通力协作,需从系统规划、阶段性方案实施、实施后评估与修订等环节进行全生命周期跟踪管理。希望这些思考能对我国低碳城市建设的顺利推进起到积极作用。     

城市创新能够驱散雾霾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检验

中国多城市群大范围持续遭遇雾霾等空气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健康,同时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源泉,是治理城市雾霾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PM_2.5浓度、创新等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在同时考虑空间横向维度及时间纵向维度下就中国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从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动态效应、作用距离阈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②中国城市创新具有积极的减霾作用。从横向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存在一定的有效距离阈值。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减霾效应整体存在边际递减态势。③交通便利化及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效抑制了城市雾霾污染的加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是城市雾霾污染加剧的一大诱因。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在城市雾霾治理过程中应实施科学规划,布局联防联控。防止城市"单边"治霾努力成果被周边城市的"泄漏效应"所削减;聚集创新要素,打造创新型城市引擎。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创新竞争、合作机制,创新重塑城市群发展模式以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考虑到城市创新对于雾霾治理红利存在边际递减态势,除上述减霾渠道外,治霾政策仍需坚持从源头着手,优化产业、能源结构,促进能效、路效提高,最终成就美丽城市。     

Evalu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China’s seven pilot carbon markets

China is preparing to establish a nationwide carbon market in 2017, an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is goal, seven pilot carbon markets have been under study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peration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of the seven pilot carbon markets in China. I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essence of a carbon market is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with environmental benefit being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market mechanism being the key measure, and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being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n orderly carbon market.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mposed of 34 detailed sub-indexes in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force,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ability,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facility completeness. Through analyzing the operation data from 2013 to 2016, the weights of the sub-indexes are obtained. In addition, the study obtains experts’ opinions from over 10 carbon permits exchanges, consultancy firm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seven pilot carbon marke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 carbon markets that include private SMEs as the covered entities for emissions control present relatively high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force. But too many covered entities coul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mark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hile the pilots that include high energy-consu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the entities for emissions control demonstrate a phenomenon of “high market compliance rate with low trading volum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y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brought into play, and low degree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factor for market development. Due to the lack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t the national macro-level, the legally binding force of the pilot markets construction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and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are lacking foresights. General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ilot carbon markets is still in such a fragmented state as in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 market and policy development, and the market operation has not yet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According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ointed out by this study are that tightening the allowance of free quota and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the auction proportion, improving legal construction, increasing the services and products of carbon finance and standardizing the order of market transactions, enhancing capacity building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y of emissions control entities, will be necessary.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China’s technological effort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have lasted for many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se efforts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 To be exact, whether and how China’s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ponds to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tested. Based on the 2004–2015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we use the method of ESDA analyzing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China’s low-carb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Furthermore, we use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empirically analyzing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as follows: first, supply and demand of Chinese low-carbon innovation has some deviatio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the supply factor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anding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Innovation in eastern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active, but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China are gradually decreased. However, carbon emission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ving westward, implying the change of technology demand different from technology supply. Second, China’s low-carbon innovation actively responds to the trend of climate change, indicating China’s technological efforts have paid off. However,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re not significant, showing that the efforts in each region of China still work for himself. Thir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rket pull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mong them, both supporting policy and inhibitory polic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l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no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t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competitive and lack of demonstration effects.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 as market pull have higher level of effect on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both local and adjacent areas.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se results fi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