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     

公众环境参与：类型、研究议题及展望

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历经40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能够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和相关研究的整体图景,为从公众的角度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变提供研究参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公众环境参与的内涵、发展和研究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参与三个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了参考框架。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普遍为利益获取、维护公民权益和维护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后两种取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凸显;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信任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等变量,其中信任因素和公众环境意识呈正相关,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三者在影响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具有强关联性,但人口统计因素和信任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公众环境参与面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和市场的"失灵"以及公众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可以从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赋能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既有研究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也为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互联网和环境实践的发展赋予学术研究新的命题,学界应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研究、公众平台和线上环境行为研究以及时空比较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新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逐渐被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但是,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微利市场特征,且受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空心化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多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PPP模式本质上对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依赖性高,客观要求存在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PPP模式是否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客观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和PPP项目的特征,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生命周期成本的分析框架;并选择中国首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分别测算其生命周期综合成本及其不同情景下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是PPP模式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适用于PPP项目周期较长的特征,能够避免以短期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以单一环节有效性代替整体有效性的问题,实现科学、全面的评价,为决策提供可靠支撑。(2)农村环境治理的微利市场特征对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有效性影响较大。以全国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为例,理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生命周期成本分别为660元/t和627元/t,社会资本的营利空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变动较大,受项目设计、农村劳动力稀缺程度、快速城市化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治理政策和需求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类型等诸多因素影响。(4)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实际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从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审慎推进。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合理选择社会资本、健全谈判协商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多元共治等方面深入制度创新,以保障项目稳定及有效运行。     

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参与农村环保PPP项目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开展养殖污水治理,是帮助养猪大户在保供给与保环境的“两难”之间谋求“两全”的重要路径。该研究以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为例,从同行交流、同行互惠与同行信任三个维度检验了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环境治理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71.3%的受访养猪大户具有参与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积极性,其“愿意”为每头生猪支付的养殖污水处理平均费用约为16.7元。②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参与意愿、意愿支付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同行交流、同行互惠有助于改善养猪大户的参与意愿;同行互惠、同行信任则能提高其意愿支付水平;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则表明,在村外进行养殖的养猪大户受同行交流影响更为显著,低学历、从业时间短、家庭人口数量较多的养猪大户更容易受到同行互惠的影响,高学历、从业时间长、在村外进行养殖的养猪大户则对同行信任更为敏感。基于此,提出:①地方政府可尝试在充分评估地方财政能力、进一步明晰回报机制和私营部门参与PPP项目责任边界的基础上,采用整体委托或是分阶段建设的形式推广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②通过在区域内构建生猪养殖行业沟通互动平台、定期举办生猪养殖经验分享会等方式,积极培育同行社会资本,拓宽养猪大户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③以因户制宜、分类指导为基本原则,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鼓励不同类型的养猪大户参与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     

财政压力会降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尽管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环保考核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重发展,轻环保"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了公共价值冲突。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环境联邦主义理论,采用我国206个地级市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关系。本文使用DEA方法中的Super-SBM模型测量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和Griffin公式测量并计算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程度,最后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越低;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即财政压力首先诱发地方政府出现了公共价值冲突,使地方政府陷入了一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公共价值困境中,进而负面影响了其环境治理效率。研究同时发现,环保垂直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公共价值冲突在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中介作用,若地方政府实施了环保垂直管理,则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可以得到有效弱化。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打开公共价值"黑箱",分析公共价值冲突的来源和作用机理,探索公共价值冲突的应对策略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为中央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支持性证据。     

公众认知与环境治理: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     

论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制衡逻辑

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历经了"政府单一管制"与"政府监管辅以公众参与"两个阶段,目前正走向"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新阶段。在当下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已呈现出若干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治之端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应当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即在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构建一个"配合与协作"机制。但本文认为:①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自身均存在客观不足型和主观过当型两种原生缺陷,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包括政府的监管能力不足、企业的履责能力不足和公众的参与能力不足,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则包括政府的监管力度失范、企业的逐利本性难遏和公众的无序参与凸显。②政府、企业、公众三者的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可以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得以解决,但对于三者的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配合与协作"机制则显得相对无力,因而需要另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新机制。故本文建议:①未来中国应当在维持"配合与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另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限制与制衡"机制。②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与"限制与制衡"机制的双轨并行,规避三类共治主体的治理行为失范风险,确保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稳定运行。     

政府环保形象、互联网使用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是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客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影响我国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因素是什么?既有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特征,或者宏观绩效的作用,鲜有研究注意到政府的形象因素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主要采用Ordered Probit、 Ordered Logit以及OLS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环保形象和互联网使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环保形象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间显著正相关,在短期内难以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情况下,提升政府环保形象有助于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提升。(2)在现阶段,互联网的使用与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政府环保形象与互联网使用间存在交互作用。提升互联网使用水平,政府环保形象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边际作用不断递增。理论上,提出了"政府环保形象"概念,并利用指标对其测量,进一步拓展了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研究视野。该文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各地政府在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努力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改善客观环境质量的同时,需要重视对良好政府环保形象的塑造和建设。此外,在大数据时代,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政府良好环保形象的传播。通过不断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改善自然环境状况,积极打造和传播良好的政府环保形象,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能显著得到提升,最终有助于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     

智能化环境治理的内在悖论与矛盾纾解

智能技术代表了以数据与算法主导的、一元性与多元性并存的、虚拟与现实交互的生产关系。智能技术对环境治理的重塑,主要体现在技术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维度,并凝结成“数据与算法“”一元性与多元性“”虚拟与现实”三组关键词。智能化环境治理可以分为感知型、服务型和互联型3种治理类型,以此为基础,其内在悖论分别表现为：在感知型智能化环境治理中,环境数据所有权的专属性与开展环境数据行为的便宜性之间存在张力;在服务型智能化环境治理中,平台发展、治理服务和决策形成存在一元性与多元性矛盾;在互联型智能化环境治理中,网络空间的交互性和传统公共空间的被支配性之间相互掣肘。纾解这3对矛盾,对智能化环境治理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于感知型智能化环境治理而言,需要明确环境数据行为的主体、限制环境数据行为的目的以及厘定环境数据行为的后果,最终消解环境数据行为的便宜性。对服务型智能化环境治理来说,则要尽可能把握平衡一元性与多元性的“度”的客观标准,即平台有序发展的客观标准、环境治理服务的弱势标准以及环境决策形成的底线标准。互联型智能化环境治理的矛盾纾解之策最终指向了政府在智能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如何调适方能言之为“妥当”。申言之,...     

元治理视域下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框架及工具优化

依据"元治理"理论构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框架,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直接和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两大类。其中,政府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包括调整自身行为、直接调整企业行为、直接调整公众行为三小类;政府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包括引导企业公众自治和促进多方主体协作两小类。在政策框架基础上,设计了2个被解释变量、13个解释变量、4个控制变量,应用中国2013—2016年4个直辖市和27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元治理视域下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2013—2016年,政府调整自身行为中,产业结构、生活能源消费的策略调整取得成效,但工业能源结构、交运系统、绿化建设的策略调整有待改善。政府直接调整企业行为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优于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效果。政府直接调整公众行为,以交通限行管制为代表,取得显著成效。政府引导企业公众自治中,引导企业自治的政策工具无效,引导公众自治的政策工具仅能提升环境意识而不能有效减少大气污染。政府促进多方主体协作中,促进公众与企业协商未取得降低大气污染的效果,促进企业与公众协作成效显著。总体来看,政府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的政策工具优于间接调整的政策工具;政府关于产业结构的策略调整和限行管制的公众行为调整最为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的企业与公众协作较为有效。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建议:以能源结构、交运系统、绿化建设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发展策略;充分发挥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作用,建立直接调整企业与公众行为的长效机制;继续促进企业与公众协作以推广更多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产品;尽快完善引导企业公众自治、促进公众与企业协商的政策体系。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异质性,如何打破线性思维把握环境治理要素与模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构建了涵盖主体行为（政府主导、公民参与、政社协同）、主体关系优化（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规则对主体间关系影响（政策压力）的影响因素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8个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单因素变量分析和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是多要素联合驱动作用的结果,要素间以联动匹配的方式形成制度创新、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三种环境治理模式,且有各自的要素差异及共性、适用范围、促发机制与特征,并存在联动耦合、互相促进和共同进化关系。(2)在制度创新模式中,政府主导发挥核心驱动作用,通过创新环境治理体系、治理工具等,与社会建立了良性合作治理关系,共同推进制度作用发挥。(3)在协同治理模式中,政府主导、政社协同、公民参与是核心条件,该模式由区域政府主导组织形成良性合作,或者由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参与博弈形成合作。(4)在技术创新模式中,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政府主导为补充条件,该模式往往是由政府通过项目建设资助或推动的,依托大数据、互联网、...     

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索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和形成机制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多利益主体复杂关系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保证乡村旅游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居民旅游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地方依恋为调节,以山东省8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研究地,量化分析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参与度、旅游感知获益和支持度,负向显著影响旅游感知成本;参与度和旅游感知获益部分中介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从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切入,阐释了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在影响机制探索中强化了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作用,对深刻理解居民政府信任促进旅游发展支持度的传导机制、激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这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增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并培育居民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进而发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矿产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几年随着矿产资源持续大规模的开采,引发了一系列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地质环境日益恶化。目前我国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倾向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采矿权人的行为受每一方具体行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各个治理主体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倾向及其博弈关系。文章首先分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的行为倾向;其次运用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的利益互动关系,并得出了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均衡解。研究结果表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完善保证金制度等都能够促进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治理。最后通过对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分析提出了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提高我国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效率。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