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考虑环保效益的混合产品提供策略稳定性研究

当前,中国制造产业面临污染能耗大、全球竞争优势递减、人口红利消失、产品日趋同质化和客户需求日益个性化等产业困境。随着《中国制造2025》对服务型制造理念的推动,以实物产品为载体,衍生与产品相匹配的服务,并与产品构成“混合产品”来解决客户问题的观点逐渐被诸多企业认同和实践。在混合产品提供过程中,考虑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预防污染,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下的政府约束,制造企业能否通过调整混合产品提供策略以削减上述顾虑并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要求?本文在耦合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和混合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考虑环保效益的混合产品策略主要受政府、制造企业和客户决策行为的影响,籍此,构建了“政府-企业-客户”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各主体采取不同行为决策时策略的演化路径,并以共享电动汽车为例,验证本文模型,得到一些发现:客户支付意愿能促进策略实现,但促进作用边际递减,为此要求企业服务衍生把握深度和广度,并强调政府引导供需交互的重要性;策略稳定性受制造企业间接收益影响,而服务和环境元素对间接受益的影响更为显著;制造企业服务衍生和客户支付行为之间存在意愿平衡点,为政府制定适度性的扶持政策提供参考;潜在损失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客户积极参与考虑环保效益的混合产品提供策略;政府参与度的增加促进客户价值创造效用边际递增。研究结论为制造企业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下合理地提供混合产品,政府引导市场客户与激励制造企业方面的政策制定,客户对混合产品消费观念的重塑提供了建议与理论指导。     

论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制衡逻辑

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历经了"政府单一管制"与"政府监管辅以公众参与"两个阶段,目前正走向"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新阶段。在当下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已呈现出若干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治之端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应当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即在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构建一个"配合与协作"机制。但本文认为:①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自身均存在客观不足型和主观过当型两种原生缺陷,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包括政府的监管能力不足、企业的履责能力不足和公众的参与能力不足,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则包括政府的监管力度失范、企业的逐利本性难遏和公众的无序参与凸显。②政府、企业、公众三者的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可以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得以解决,但对于三者的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配合与协作"机制则显得相对无力,因而需要另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新机制。故本文建议:①未来中国应当在维持"配合与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另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限制与制衡"机制。②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与"限制与制衡"机制的双轨并行,规避三类共治主体的治理行为失范风险,确保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稳定运行。     

基于演化博弈的京津冀雾霾治理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博弈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必然表现,政府作为环境保护主体行为的博弈性是现阶段中国式分权的必然结果。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源雾霾治理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式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框架下雾霾治理的基本假设,尝试从环境规制执行视角对中央指导、地方响应和企业执行的理想化"合作"博弈提出解决方案。以此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实现理想演化博弈均衡的政策工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查行政管制、"奖优罚劣"的专项转移支付、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处罚和环境保护税收留地,这些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能够解决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雾霾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的目标不一致性问题。具体来看,中央环保督查强化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专项转移支付和环境税收收入"奖优罚劣"的规制刚性。三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使得污染企业走向执行减排的演化稳定策略,而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不监管。将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损失纳入地方政府效用函数,震慑于中央政府政治处罚,监管成为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而环境保护税收收入全部留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地方政府政治损失。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治理成本的预期是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为了实现雾霾治理理想演化稳定均衡的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需要增强中央环境管理集权,避免地方环境规制失灵;扩大中央环保支出范围,建立地方减排补偿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环保履责,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支持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引导公众第三方监管。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在中国情境下能否有效?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环境政策工具中的新工具之一,该主题的研究已经从描述工具特性转向解释工具效果、探究内在动因。本研究回答两个问题:①企业采用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动因;②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否确实有效地促使企业削减排污量。基于这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现有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得出:管制性压力和非管制性压力都是推动企业参与自愿性工具的动因,但是管制压力是企业决定是否参与的关键原因,并且管制压力的持续存在是企业自愿削减排污量的必要条件。而在中国的环境管制情境下,环境管制被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地方政府弱化,管制压力薄弱;并且,中国的公民社区、消费者对环境治理的态度较为消极,来自与社区、消费者非管制性压力善不足于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大量中小规模的、环保技术落后的企业难以进入环境管制的监控范围之内。因此,在中国的环境治理背景,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要发挥效用需要加强环境管制的压力。     

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演化博弈研究

在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应急过程中能源供应链企业主观能动性差,普遍采取消极应对策略,研究能源短缺事件应急参与主体的行为策略,对于掌握影响应急主体行为的关键因素和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发展演化机理,改善中国能源应急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的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和能源供应链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对博弈系统进行稳定性分析和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依据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政府惩罚力度以及两个主体的协同收益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得到九种情形,其中在四种情形下博弈系统存在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且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四种情形下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均为积极应对。结果表明能源应急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受到协同收益、政府惩罚力度及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等参数的影响,且只有当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低或者协同收益较高时,系统才可能存在演化稳定策略,能源供应链企业才有可能在长期反复的博弈过程中一直选择积极应对策略。此外造成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应急过程中选择消极应对策略的原因包括三点,一是中国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效率低,在整个应急过程中不能达到长期演化均衡状态;二是政府的惩罚力度不合理或协同收益较低;三是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高或者协同收益较低。建议能源供应链企业降低应急成本,政府合理调控惩罚力度,两个主体间提高应急工作的协同度,使系统能够达到演化稳定状态,促使能源供应链企业积极应对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     

中国天然气价格管制的碳排放及经济影响——基于非完全竞争CGE模型的模拟研究

中国天然气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垄断程度较强,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价格管制。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CGE模型以期全面量化分析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可供借鉴的依据。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构建的静态CGE模型,不仅刻画了天然气产业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还刻画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价格管制行为。运用该模型,本文分别从消费侧以及供应侧的角度模拟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对我国碳排放及经济的影响,并且从经济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天然气价格管制政策变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模拟结果表明:1消费侧价格管制。提高天然气价格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进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缩小导致天然气产业的超额利润率有所下降。提高天然气价格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低了实际GDP以及居民福利水平。降低天然气价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传导机制以及经济影响与提高天然气价格产生的影响类似,但是作用效果基本上相反。2供应侧价格管制。取消天然气供应侧价格管制能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实际GDP的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并且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不仅提高了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还提高了对能源总量的消费,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的增长。因此,应该逐渐建立完善的天然气价格管理体制,确保天然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进行管控,避免产生较大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逐步取消天然气供应侧的价格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多元监管工具如何促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行为？

通过政府规范与引导,促使企业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对摒弃粗放式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592家制造企业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回归模型与链式中介模型,研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推进效果及在推进过程中监管工具间的交互效应,并探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实证发现：(1)法律法规型、行业标准型、经济激励型、宣传教育型和信息引导型五类监管工具均能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发生;(2)多元监管工具在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进程中,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即多元监管工具同时作用于企业绿色生产行为时,既可能产生政策合力,也会存在政策效应抵消的现象;(3)监管工具干预不同性质企业时,政策边际效果存在差别,而监管工具干预不同规模、地区的企业时,政策异质性不显著;(4)绿色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在监管工具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链式中介作用。在推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的实践中,政府应拓展监管工具种类,丰富监管工具规范形式;科学评估监管工具的政策效能,发挥多元监管工具的协同效应;关注异质性企业的政策偏好,实施精准施策;准确把握监管工具的作用机制,提高监管工具的干预效率。该研究从多元监管...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商共治模式初探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协商共治强调民主真实性、主体多元性及决策合法性等价值理念,在仅仅依靠政府管制的方式难以解决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协商共治理念融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契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本定位,旨在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担治理责任的大环保格局。作为善治的路径选择,协商共治理论框架包括主体多元性、客体确定性和权力多向性三个方面,旨在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及"怎么治理"的问题。应用上述分析框架,审视制约长江流域治理有效性的瓶颈如下:客体层面的"边界失效"和"信息不对称"、主体层面"缺乏多元性"及权力层面的"运行单向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基于环境管理"大部制"改革的要求,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推行协商共治模式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制定《长江保护法》进行流域统一和专门立法,为多元共治的大环保格局提供法律保障,旨在以良法促善治;改革长江水利委员会为综合性管理机构,协调好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河长的关系,重塑以流域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旨在提供体制保障;借助自愿环境协议推动企业自治,辅之以信息充分披露,并提供经济激励手段促进企业自愿参与,旨在实现政企共担责任;明确社会公众参与的权利义务,注重培育环保组织以保证公众参与的组织性及有效性,实现流域治理过程的全景式监督,旨在实现决策民主;最终打造"绿色升级版"的长江经济带,实现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及利益共荣的价值目标。     

企业环境行为:环境政策研究的微观视角

企业环境行为是是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的压力．而采取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变革、内部具体生产的调整等措施和手段．是环境政策效果的具体体现。政府、公众和市场压力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工业绿色化的初级阶段以政府压力为主。随着公众和企业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逐渐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环境问题突出．必须积极开展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探求环境压力与企业环境行为转变的内在关系．找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最优方式，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的寻租博弈分析

现行的环境规制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了过多的寻租空间,可能使得环境管理效果和政策公信度下降,导致社会总福利受损,公众的利益被牺牲,因此应当对寻租行为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本文系统分析了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制定、实施和延续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寻租途径,包括游说政府,逃离管制范围,占有配额,拖延缴费,降低核定量和再分配收益.针对三种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的逃避付费类寻租行为构建了政府、排污企业和公众的三方博弈模型,论证了寻租行为必然带来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并用逆推归纳法得到公众参与下环保局和企业的寻租期望值,筛选出了公众举报率,举报成本,企业违法成本,寻租成本等对企业寻租决策影响较大的因素.从完善法规制度和鼓励公众参与两个方面,对减少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中企业的寻租动力,从根本上消除寻租行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节能减排困境和财税政策选择

节能减排不仅是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要义,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在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目标,需要进行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跨越,并应采取体制、政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推进措施.包括政府投资、税收、政府采购和财政贴息在内的财税政策措施对于推进我国节能减排至关重要.本文认为,政府投资政策应重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应用,经由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应立足于综合采取增设环境污染税、低技术污染税以及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激励和惩罚并重措施;政府采购应通过扩大高效节能减排产品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生产行为;财政贴息则应侧重于解决企业节能减排投资以及技术改造过程中的资金约束.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企业高层访谈,通过构建企业迁移意愿指标体系,运用Logit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经济、战略和情感四大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中,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情感因素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作用力度小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而政策因素中的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其中政府配套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是阻碍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根据实证结果,各地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应充分考虑影响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应在提供政府配套设施、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与税收等优惠的同时,大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仅靠政策的优惠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能使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对于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也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绿证交易、发售电配额制与可再生能源财税减负效应

为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和减轻标杆电价政策财税负担,绿色电力证书(绿证)核发和认购制度已在全国试行。为验证两类政策并存下绿证交易的财税减负作用,该文构建绿证定价和财税减负效应模型,分类探讨不同交易机制和配额安排:绿证自由市场、发售电配额强制市场交易如何影响售证方定价策略和配额主体履约抉择,论证绿证市场均衡和政策互动如何影响可再生能源补助支出、电价附加和绿证交易的税负转嫁效应。模型论证与分类市场情景表明:①绿证交易提供了低成本履约的制度安排,有助于财税减负;②电力市场管制和交叉补贴电价政策下,发电商配额导致火电企业最优履约抉择是自建绿电项目而非绿证交易,绿证市场有价无市;③售电配额的市场交易效率更高,但发电商实施领导跟随-产量最优策略将造成电力和绿证价格双攀升,变相增加电价负担;④并网消纳和补贴拖欠削弱绿证价格而降低补贴转嫁,售电配额调整通过跨区绿电需求变化影响税负转嫁。这些结论蕴含的政策意义是:①兼顾绿电支付意愿、成本分担与应用目标,健全绿证认购市场体系;②理顺绿证定价与惩罚机制,确保绿证市场竞争均衡与履约效率;③完善省级配额机制,引导具备成本优势的跨区绿证交易;④协调政策互动效应,增强绿电溢价和绿证减负效应。     

环境管制政策的局限性与变革--自愿性环境政策的兴起

我国虽然基本上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但是现行环境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趋势，我国环境政策的效率亟待摄高。究其原因，我国环境政策以行政直控的管制政策为主。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使得政府和企业的博弈长期锁定在非合作状态。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引入第三方激励、监督机制。促使双方的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愿性环境政策的渐渐兴起，是企业和公众在产品市场上互相影响的结果。而政府起到引导激励、信号传递作用。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自愿性环境政策缓解了环境管制成本与效果冲突的困境，是未来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排污管制中的授权监督与合谋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确保政府制定的环境管制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变得至关重要.现实中,管制机构总是通过授权给各级官员去实施其管制政策的,这种授权为官员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合谋创造了条件.本文运用一个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授权官员对企业排污进行监督的情形下,作为监督者的政府官员与企业主之间的合谋行为对企业的排污量以及监督者的监督努力所产生的影响.模型的结论表明,均衡时,在监督者的监督强度与企业的排污量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本文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严惩监督者的失职行为、降低监督者的监督成本、提高监督者的议价能力等措施来增加监督者的监督强度、降低企业的排污动机,进而更有效地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