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背景下多元经营主体农地利用效率——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随着"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更多的非集体成员可以进入到农业生产行业,多元农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必将对我国的乡村农地利用、农业生产和社会形态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617份农业经营主体入户调研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从产值、产量两个方面测算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得到了如下结论:从规模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的表现最好,产量上家庭农场则更优;从技术效率来看,产值上传统农户最优,而产量上资本农场最高;从综合效率来看,产值上资本农场最高,产量上家庭农场最高.农地利用效率结果可以得到的政策含义是若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追求的是产值,则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仍是有效的选择,资本农场的效率最高;若我们追求的是粮食产量,则家庭农场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3市为例

家庭农场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资源依赖理论,选取长江三角洲3市种植类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关系.结果 表明,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总体显著和具体差异的影响效果.其中,设施建设环境和市场营销环境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完善市场和修建设施来促进生存”以及“加强职业培训来拉动成长和创新”对家庭农场是更为有效率的发展路径.因此,家庭农场经营环境的优化机制应遵循“效率优化”原则,即向更具促进效果的经营环境配置更多的政策资源,进而更为有效率地促进家庭农场的多层次经营绩效.     

基于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研究

我国农产品价格自2003年以来经历了三次较大幅度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能否真正给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土地转入者带来收入增长,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农产品价格引起的流转地租金变动对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显著地拉动了土地流转租金的上升,它与投入要素价格、劳动力状况(亩均农业劳动力数、非农就业机会)、经济作物种植比重和家庭基本特征(受教育程度、年龄、身体健康、家庭财富)共同作用于土地流转租金的变化。从地理气候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的4个地区12个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的收入分配情况来看,短期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农业生产者的收入,然而长期来看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增收的效果有限且作用越来越弱,农产品价格变动下的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格局朝着不利于农业生产者的方向发展,意味着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农业收入持续增长的问题。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应加快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提高非农就业的稳定性,降低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扩大农业生产者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农业收入的稳步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风险感知、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稻农生物农药技术采纳行为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利用鄂、赣两省704户稻农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风险感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稻农生物农药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对生物农药技术的采用率较低,仍有55.54％的稻农未采用生物农药;(2)风险感知对稻农生物农药技术采纳行为存在显著影响,技术风险感知和市场风险感知越强的稻农,采用生物农药技术的可能性越小;(3)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稻农生物农药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能有效缓解风险感知对稻农生物农药技术采纳行为的抑制作用;(4)相较于规模户,农业社会化服务更能有效缓解市场风险感知对小农户采用生物农药技术的抑制作用,但对其技术风险感知的缓解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在加大技术宣传和田间地头指导,完善农资市场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增加生物农药补贴力度以降低农户技术与市场风险感知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优化小农户的农产品市场环境,以此促进生物农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4省区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家庭借贷、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并基于分化视角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结果 表明:(1)家庭借贷获得是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农户多选择转入、转出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2)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意愿,但随规模分化产生效应不同.以小农户为参照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最强,选择转入土地经营权意愿最弱;(3)经营收益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认为,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增长及其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农户从事土地经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理论解释,并为促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建议.     

农户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西部七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农业生产深受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的文献没有很好地控制这些因素;另有学者以欧美等大农杨的数据或者官方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农业是否采取规模经营政策,这并不切实际。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和科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建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然后基于我国中西部七县(市)相邻的乡镇农户调查数据,分别对望江县水稻、南县水稻和棉花、濮阳市小麦种植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前提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不同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土地种植面积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也为正值;考虑农机设备的资本投入要素后,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依然呈现正向关系;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不仅不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土地生产率。这表明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鼓励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减少零碎化经营,推动适当的规模经营,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我国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定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完善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战略和支持城镇化建设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水稻土肥力进化与土壤质量--以太湖地区为例

太湖地区是我国古老农业区之一。在六七千之前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随着耕作培肥措施不断加强,与土壤肥力进化同步伴随着耕作轮作制的不断演进,由轮荒－沤田－水旱轮作－三熟制的变化,土壤基础肥力稳步提高,稻麦单位面积产量逐年上升。该区水稻土历经数千年的耕耙与平田整地等人为活动,在起源土壤背景上发育成五类水稻土,这五类水稻土经过培肥改良均达到水旱轮作高产稳产阶段,尽管地力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不能不说是人为定向培育的成果。在一般情况下,土壤质量是由土壤肥力决定的,基础肥力高低是农业生产优质高产低耗的关键,在评价土壤质量时必需首先予以关注。当然,随着工业的发展,土壤污染所波及的农产品超标问题,也应在评价土壤质量时予以关注,并作为评价因素在综合评价体系中占有应有的份量。     

论水稻土肥力进化与土壤质量——以太湖地区为例

太湖地区是我国古老农业区之一。在六七千年之前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 ,随着耕作培肥措施不断加强 ,与土壤肥力进化同步伴随着耕作轮作制的不断演进 ,由轮荒———沤田———水旱轮作———三熟制的变化 ,土壤基础肥力稳步提高 ,稻麦单位面积产量逐年上升。该区水稻土历经数千年的耕肥与平田整地等人为活动 ,在起源土壤背景上发育成五类水稻土 ,这五类水稻土经过培肥改良均达到水旱轮作高产稳产阶段 ,尽管地力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这不能不说是人为定向培育的成果。在一般情况下 ,土壤质量是由土壤肥力决定的 ,基础肥力高低是农业生产优质高产低耗的关键 ,在评价土壤质量时必需首先予以关注。当然 ,随着工业的发展 ,土壤污染所波及的农产品超标问题 ,也应在评价土壤质量时予以关注 ,并作为评价因素在综合评价体系中占有应有的份量     

江苏沿江地区农用地集约利用与农产品市场可达性关系研究

基于农用地利用集约利用和可达性评价方法，计算了江苏沿江地区各县（市）2007年农用地利用集约程度和农产品市场可达性状况，并通过统计方法分析了两者的关系。结果表明：（1）农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和农产品市场可达性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两者秩相关系数为0361，在〖WTBX〗α〖WTBZ〗=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农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和农产品市场可达性之间存在较弱的空间对应关系；（2）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江苏沿江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基于农产品市场可达性的运费因素对于农用地集约利用空间布局的影响显著降低，而农业生产与轻工业之间的联系、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快速的耕地非农化等影响农业生产布局的新因素，也显著弱化了农产品市场可达性对于农用地集约利用的直接影响。因此，农业区位论提出的“农产品市场可达性 农用地利用集约程度”空间布局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生产空间布局的指导价值已显著降低。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内的650个农户为有效样本,分析了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其五种表现形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劳动力投入行为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常住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生活垃圾污染分别有显著正、负面影响;②农户文化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③经营规模越大,农业面源污染越严重,而对其它四类表现形式影响不显著;④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为提高产量而会造成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⑤农户经营组织行为中,有机肥施用行为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这些未施用的有机肥又会加剧生活垃圾污染,而且有机肥使用越多,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也就变弱。另外,参加技术培训会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水质污染。可见,农户经营行为更多地是在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水质污染及生活垃圾污染,对空气噪音污染及工业转嫁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     

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769户农户的调查

保护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对巩固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湖北省潜江、宜昌、襄阳和黄冈四市的769份实地调研数据,以家庭负担为切入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条件下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赡抚比越大,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强;(2)不同年龄段农户所面临的赡抚情况存在差异,使得赡抚比对非老龄组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在老龄组农户中却不显著;(3)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赡抚比所带来的经济与时间的双重压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造成赡抚比在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影响呈现出"显著-不显著-显著"的变化规律。     

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污染形式,历来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现实,在充分考虑农户"二元身份"性质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湘赣苏三省水稻种植的经验证据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兼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会导致兼业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发生改变,在考虑兼业综合影响效果的情形下,兼业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水平显著高于非兼业农户。(2)剥离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同影响路径可以发现,兼业对家庭劳动力的挤出会造成留存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为避免产量损失,兼业农户普遍存在增加短期资本投入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加重。但是由于"一家两制"的存在,兼业挤出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于出售的粮食上,而对于自留粮食,兼业所带来的收入提升会增强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减少其在自留粮食耕地中的农资要素投入,有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3)作为弥补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的有效手段,社会化服务的嵌入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兼业挤出效应的负向作用,但无法完全抵消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利影响,且组织性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效果要优于个人社会化服务。未来在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检测监督机制,并积极引导社会化服务在扩大作业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促进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吗——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探究其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30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农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或家庭农场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不显著,但农业企业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影响层次方面,技术含量、种养历史和土壤质量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直接驱动因素,而年龄和地形条件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深层次因素.     

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研究

蔬菜消费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化学农药的施用严重影响了蔬菜质量安全,推广和施用生物农药成为当前提高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现实的路径。然而,本文对中国江苏省丰县294户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显示,分别有66.00%、71.43%和69.05%的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没有认知、没有施用过生物农药和对生物农药的施用效果持怀疑态度。为进一步考察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本文以理性人为假设条件,以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对农药的残留认知、家庭蔬菜种植面积、蔬菜价格水平认知作为自变量,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存在偏误与分离问题,引入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感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家庭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而政府补贴与政府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驱动不足。据此,本文提出了,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政策。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农户评价、原因分析与改进建议

通过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实地调研,从农户评价、原因分析、改进建议三个方面对5大类22项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进行了研究。农户评价结果表明:农户比较清楚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农艺节水技术这三类措施,比较不清楚农业水权水价改革、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农户对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好,对农艺节水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一般,对农业水权水价改革这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差。原因分析结果表明:与农业生产的相关性越直接紧密,农户越清楚该治理措施,节水机制越直接明确、农户参与动机越强,农户对该治理措施的评价越好。因此,在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时,应当设计直接且明确的节水机制,充分考虑农民的参与动机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大对与农业生产相关性弱的治理措施的宣传。改进地下水超采治理,需要遵循综合施策的思想,采取分类改进的策略,改进建议如下:(1)需要加强水利设施的维修和管护,避免出现重建设、轻管护的情形,需要综合考虑引水指标、蓄水能力、季节性、恢复渠灌面积等因素来评估水利工程建设未来的压采潜力。(2)应当基于水资源承载力评估耕地休耕的潜力和规模,在现阶段粮食相对充裕的背景下,建议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进一步扩大休耕规模,完善补偿机制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3)需要反思和调整现有的农业水权水价政策,在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不提倡农业用水确权过细,不提倡农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农业水价发挥作用面临较多障碍,应当先期解决农业用水计量困难、农业水费征缴困难两大基础性难题。(4)应当改变农户对减少灌溉的减产预期,引导农户科学、适量灌溉,同时增加农户迫切需求的技术服务的供给。     

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与适应性建设——以上海为例

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灾害正在挑战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管理能力。气候脆弱性评价和适应性建设需求是气候风险管理及政策制定的关键。研究着重探讨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特殊性及其脆弱性影响因素。此外,研究基于参与式利益相关者分析法,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都市密集区利益相关者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和适应需求差异。上海最主要的致灾因子为台风、暴雨和热浪,它们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交通物流、能源供给、农业发展和城市积涝。在适应需求方面,上海居民对高温适应需求较高,气象专家更关注农业的气候适应,上海市政管理者最关注暴雨洪涝的风险管理。研究结果表明:都市密集区的气候风险主要来自于:沿海地理区位的气候高敏感性、城市人口老龄化和高密度造成的人口的脆弱性、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恢复力不断下降造成的生态脆弱性和经济结构的气候脆弱性。总体而言,都市密集区在增量型适应建设具有较大空间,而上海的适应性建设应特别注重社区适应能力和城市生态适应能力的建设。     

生成机制、个人禀赋与家庭农场主培育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家庭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对其成长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来实证研究中国家庭农场主的生成机制及培育过程。结果显示:家庭农场主主要由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构成,培育机制源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1)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赋予他们一种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2)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3)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据此做出决策和调整。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后发现,当前的农业补贴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与农业补贴的交互作用时,结果显著且二者为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农业补贴是针对土地所有者而非土地经营者,因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而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凭借其信息优势能及时获得补贴。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未来家庭农场主的培养应将个人特质作为关注的重点,政策支持作为辅助手段,来成就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庭农场主。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