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室内氡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为了全面分析室内氡的时空分布特征、来源和影响因素,选择了贵阳市不同地理位置的居民住宅、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室内氡监测。贵阳市室内氡的平均浓度为(72.7±1.6)Bq/m3,低于室内空气污染国家标准,达标率98.5%。其中居民住宅、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的室内氡浓度分别为(93.46±86.93)、(74.68±40.74)、(61±26.93)Bq/m3。研究表明,室内涂料、装修程度和通风效果、小区环境等对室内氡浓度高低有显著影响,室内氡也随季节变化而发生波动。对于居民住宅和公共场所氡的室内外来源相对重要性不同。居民住宅内新楼和旧楼不同楼层室内氡的来源、影响因素和分布特征有显著差异。     

缓解西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新途径

根据虚拟水与水足迹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对我国西北和中部地区虚拟水含量进行研究。首先计算2000年江西省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含量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得出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为28481×108 m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量为76827 m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为67017 m3。然后在前人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将江西省与陕西省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虚拟水含量都低于农村居民，陕西省居民人均消费虚拟水含量中粮食虚拟水含量比重大于江西省居民。通过进一步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出调整区域生产与消费结构，增加虚拟水贸易，是缓解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新途径的结论，并指出调整农村消费结构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JP2〗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大气颗粒物表面非均相反应的模式研究

在CBM-Ⅳ机理中添加了非均相反应机理,运用盒子模型研究了颗粒物表面非均相反应对大气中气态物种及颗粒态物种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均相反应使得NO₂、N₂O₅ 和NO₃ 浓度最大值分别下降了2%、11%和4%,硝酸盐和硫酸盐最大值分别增加了7%和36%,HONO的浓度则增加了4.6 倍.各个非均相反应对物种浓度的作用程度受反应摄取系数大小的影响很大.非均相反应的影响程度与颗粒物质量浓度呈正相关,与颗粒物粒径及稀释系数呈负相关.     

微环境新风量的检测原理及方法研究

新风量是评价室内微环境空气卫生质量的主要卫生指标之一,也是计算室内某种气体单位时间排放量的重要参数。以CO2作为示踪气体,利用于冰升华和人体呼吸产生CO2示踪气体两种测量方法对室内和车内微环境进行了检测,并考虑室内人呼出CO2量的影响,运用箱子模式的各种推导公式（稳态法、解析解法和差分法）对新风量进行了计算,并对结果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没有人存在下,用箱子模式的解析解法和差分法计算的新风量值没有明显的统计差异;微环境内有人时必须考虑人释放的影响,这样箱子模式的各种推导公式都可以计算新风量值,且结果准确,准确度高。利用人体呼吸产生CO2示踪气体法,用差分法计算结果不理想,偏差很大;用稳态法计算重现性高,结果可靠。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山地城市生态安全动态评价

随着“十八大”报告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加快，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势必也将增大，如何协调城市发展与城市的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丘陵及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山区生态系统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极大的制约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以巫山为例，在世界经合组织建立的PSR模型框架下，将熵值赋权法与灰色系统理论相结合，通过分析巫山县各指标2001~2011年统计数据，用熵值法赋予权重值，计算各指标灰色关联度，得到了其生态安全状态，并对巫山县生态安全等级状况进行了动态评价。巫山县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由2001年的0.59（Ⅲ级）发展到2011年的0.66（Ⅳ级），个别年份有些许波动，整体生态安全状况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及各分项指数较高，巫山县生态环境处于较好状态     

室内环境嗜松青霉的MVOCs释放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嗜松青霉为例,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HS-SPME-GC-MS)采集分析其代谢挥发性有机物(MVOCs),考察了生长时间、温度、光照、氧含量(通气流量)对MVOCs释放特征的作用,探讨了其对室内VOCs的源贡献。结果表明,共发现6类14种MVOCs,包括浓度较高的乙醇、丙酮、乙酸、乙酸乙酯、异戊醇、苯甲醚,浓度较低的异丁醇、2-甲基丁醇、糠醇、甲苯、间二甲苯、1-辛烯-3-醇、3-辛醇和柠檬烯。氧含量和生长时间对MVOCs影响最明显,氧含量主要影响乙醇和丙酮的竞争代谢,乙酸、乙酸乙酯也在缺氧时产量更多;嗜松青霉在不同的生长阶段的代谢产物种类和产量均不同,总MVOCs量在接种第4~6d达到最大值,除乙酸、柠檬烯外,其他物质均受生长时间的影响;在25℃时能产生最多的MVOCs量,在35℃时产生的MVOCs最少,不同温度下各MVOCs组分也不同;光照对嗜松青霉的MVOCs代谢影响不明显。在有氧有光的3种实验温度下,总MVOCs排放强度在5031~7650ng/(m²×d)之间,各物质室内浓度贡献区间为0.0256~444.0380ng/m³。     

紫外光强化Fe(Ⅱ)-EDTA活化过硫酸盐降解直接耐酸大红4BS

为探索硫酸根自由基对偶氮染料的降解能力,以直接耐酸大红4BS（下称大红4BS）为模拟污染物,通过UV/Fe（Ⅱ）-EDTA/PDS（PDS为过硫酸钠）体系,探讨了初始c（PDS）、Fe（Ⅱ）/EDTA（摩尔比）、无机盐阴离子等对大红4BS降解的影响.结果表明,大红4BS的脱色率随着初始c（PDS）的增加而增大,当c（PDS）超过15 mmol/L时无显著变化.Fe（Ⅱ）/EDTA比在5:1时效果最好,5 min时使0.038 0 mmol/L大红4BS的脱色率达到93.6%.反应符合二级动力学模型.HCO₃-、Cl-、NO₃-、SO₄2-等无机盐阴离子表现出明显抑制作用,c（无机盐阴离子）在100 mmol/L条件下,脱色率分别降低66.9%、13.2%、12.1%、9.43%.利用紫外可见光谱,依据其结构与特征吸收的关系,初步推测自由基离子对大红4BS降解的途径:苯环最先遭到破坏,随后偶氮键断裂、萘环开裂.研究显示,UV光可有效强化Fe（Ⅱ）-EDTA活化过硫酸盐形成SO₄-·自由基,对偶氮染料具有很好的脱色能力,最佳反应条件[PDS:Fe（Ⅱ）:EDTA（摩尔比）为15:5:1]下,大红4BS在10 min时脱色率高达98.1%.      

基于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研究

为了对生态保护地区进行合理补偿,亟需构建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通过对适用前提、现实条件、方法确定性等方面的比较,提出了相对准确可行的、基于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的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由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投入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构成,其中隐性成本又包括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利用的成本和间接影响相关要素的成本;最后,将该核算方法应用于三江源区生态补偿研究.结果表明:三江源区生态服务供给的显性成本包括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本、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生态保护支撑项目成本;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利用的隐性成本为畜牧业、水电业、矿业的损失扣除旅游业增加之后的变化量;间接影响相关要素的隐性成本为因保护措施而带来的整体经济发展降低扣除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的成本后的部分.以2013年为例,三江源区生态保护的显性成本为9.4×108元,隐性成本为22.4×108元,其中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的成本为10.6×108元,间接影响相关要素的成本为11.8×108元,补偿额度应为31.8×108元.由于基于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的核算方法仅考虑了经济损失,未来可结合生态环境方面的成本和效益做进一步完善.      

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资金估算

为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最低标准,以三江源区为例,将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从实际需求角度分析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范围与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政策和调研资料,采用费用分析法对生态保护成本进行动态核算,以2010年为基准年,确定与量化2011—2030年三江源区16县1乡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① 2011—2030年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为4 095.4×108元,其中,2010年为177.7×108元,2011—2020年为2 069.5×108元,2021—2030年为2 025.9×108元.② 按补偿资金的不同投入类别,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728.6×108元,居民生产生活改善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250.4×108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116.4×108元.③ 2011—2030年,三江源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由12元/（hm2·a）增至180元/（hm2·a）,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投入由4 500元/人增至8 000元/人.生态补偿资金的差异主要源于草地退化严重程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等方面,这将有助于缓解三江源区“人-草-畜”这一核心矛盾,同时有助于推进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