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中法与政策之关系

<正>2018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2019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核心内容是推进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发展。对试点城市而言,绿色化发展不仅需要以经济和技术作为重要的支撑,更需要以法与政策作为重要的治     

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完善

国家的环境管理职能决定了政府环境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因而政府环境信息是衡量环境管理能力和判断环境质量状况、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重要依据,也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环节,更是环境知情权、环境保护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的基础。尽管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但也有多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完善。     

论房地产消费外部性问题的经济法规制

我国房地产消费中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表现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带动以房地产为中心的上下游产业发展,后者表现为以小区环境污染为主的环境负外部性和以房地产泡沫为主的市场负外部性。经济法规制房地产消费外部性问题,需要寻找多元化路径。首先,需要发挥政府规制房地产消费外部性方面的作用,如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税收减免和实施消费限制政策的方式来规制房地产消费中存在的外部性。其次,需要重构房地产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负担房地产消费者环境义务和尊重社会公序良俗义务,以及赋予房地产消费者补偿权利来实现。再次,需要发挥社会中间层力量,通过宣传教育、规划设计、限制贷款和设置信用黑名单等方式来规制房地产消费中存在的外部性。最后,需要正视经济法中的软法属性,政府、社会中间层和市场三重主体都能运用软法规范来规制房地产消费的外部性问题。     

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的困境与对策——以一起典型铅污染案件为例

2006年甘肃徽县铅污染案是一起典型的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案件,其处理过程中反映出的法律主体、损害赔偿处理程序以及具体赔偿措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法律主体方面,应明确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险责任的承担主体及承担方式,以及作为受害者的儿童如何获得赔偿;在处理程序方面,应合理地确定检测程序,科学地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在赔偿措施方面,应明确环境健康赔偿数额标准,设立后续救助机制。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经营者权利保障体系不健全,对违法行为制裁力度不够,政府职责定位不明确,《安全生产法》配套法规不健全,是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4个缺环,它们导致了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规范执行不力,安全生产法律体系运行不力,最终导致了立法缺乏统一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化”中环境规制方式的选择

<正>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化"指交通运输企业使用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代替传统型交通工具,有利于减缓大气污染,提升环境质量,是实现"绿色交通"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相比于传统型交通工具造价高、成本大,交通运输企业并不会自发地更新交通运输工具并使用环保型交通工具,由此,需要选择运用相应的环境规制方式对其进行促进。     

论环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正都柏林大学的德克兰·费伊(Declan Fahy)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的专业化运动以来,环境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相关内容时经常面临政治因素的影响。随着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对环境新闻报道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内层面,一篇描述新型环境侵害风险的报道将会影响到公民内心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还会成为职能部门获得预算的理由,乃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