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引力和客运联系的浙江省城镇网络特征

根据浙江省城镇间相互引力和客运班次等数据分别构建了城镇联系网络,利用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从点、线、网3个层面对网络特征进行了剖析。结果显示:杭州市辖区对外联系规模最大,其次是宁波市辖区和温州市辖区,各地对外联系规模的分级比较明显,而节点间客运联系的规模分布较为均匀。基于两种方法的节点联系规模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中间凸显的分布态势。城镇间首位和次位联系空间分布均呈现中心-辐射式地域分割,但两种方法的分割范围不同,强联系多分布于区域中心节点与周边区域之间。浙江省城镇网络密度仍较低,而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的控制能力较为稳定,两种联系构成了不同地域形式的凝聚子群,也显示出城镇网络的不完全协调状态。针对城镇网络的发展现状,应着力优化城镇规模体系,多角度拓宽沟通协作途径。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创新研究 —— 以绿色浙江"吾水共治"圆桌会为例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环境治理中多元体系的形成尤为重要,非政府组织(NGO)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力量受到广泛关注。然而,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因此,探索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具有现实意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绿色浙江"吾水共治"圆桌会为例,对环境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及功能展开分析,研究NGO在协调多方利益、维护公众权益、促进民主协商、实现多元共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模式创新。     

绿证交易、发售电配额制与可再生能源财税减负效应

为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和减轻标杆电价政策财税负担,绿色电力证书(绿证)核发和认购制度已在全国试行。为验证两类政策并存下绿证交易的财税减负作用,该文构建绿证定价和财税减负效应模型,分类探讨不同交易机制和配额安排:绿证自由市场、发售电配额强制市场交易如何影响售证方定价策略和配额主体履约抉择,论证绿证市场均衡和政策互动如何影响可再生能源补助支出、电价附加和绿证交易的税负转嫁效应。模型论证与分类市场情景表明:①绿证交易提供了低成本履约的制度安排,有助于财税减负;②电力市场管制和交叉补贴电价政策下,发电商配额导致火电企业最优履约抉择是自建绿电项目而非绿证交易,绿证市场有价无市;③售电配额的市场交易效率更高,但发电商实施领导跟随-产量最优策略将造成电力和绿证价格双攀升,变相增加电价负担;④并网消纳和补贴拖欠削弱绿证价格而降低补贴转嫁,售电配额调整通过跨区绿电需求变化影响税负转嫁。这些结论蕴含的政策意义是:①兼顾绿电支付意愿、成本分担与应用目标,健全绿证认购市场体系;②理顺绿证定价与惩罚机制,确保绿证市场竞争均衡与履约效率;③完善省级配额机制,引导具备成本优势的跨区绿证交易;④协调政策互动效应,增强绿电溢价和绿证减负效应。     

生态文明产权制度的界定、分类及框架研究

生态文明产权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根基。生态文明产权制度可划分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气候资源产权制度三大类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包含水权、林权、矿权、渔权和能权,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包含排污权和生态权,气候资源产权制度包含碳排污权和碳汇。在大国责任的国际背景下,生态文明产权可用总量控制是硬性约束,必须以自然、环境和气候资源的产权总量控制为前提,确保全国总体生态水平在可预见的时间达到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有效地推进自然、环境和气候资源的初始产权界定,运用生态文明产权价格机制促进生态文明产权交易,并运用生态文明产权保护制度确保初始产权界定、产权交易机制和产权价格机制的顺利推进和开展。形成以产权总量控制为前提,以初始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为基础,以产权交易机制为手段,以产权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产权保护制度为保障生态文明产权制度框架。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以下概念涉及对海洋的生态损害由弱到强依次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有偿使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负外部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侵害)。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是广义概念,包括针对"海洋资源有偿使用"的"有偿"、针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负外部性)"的"补偿"和针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侵害)"的"赔偿"。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是海洋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需要进行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实践上需要将它置于生态补偿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制度政策设计。     

中西部工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对策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工业园区持续转移将带来潜在的环境风险,结合中西部工业园区发展现状,为避免工业园区变成"污染园区",本文提出规范招商引资、规范入园程序、审慎对待环评报告、加强环境监管等环境风险防控对策。     

长三角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如何发挥环境政策的协同效应,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2006-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大气污染物(包括SO₂、NO_x、PM和VOCs)排放当量、CO₂排放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减污降碳政策力度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减污降碳政策对大气污染、碳排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减污降碳政策具有三重协同效应,政策力度每提升1%,平均意义上可降低0.470%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降低0.292%的CO₂排放量,提升0.040%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2)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在核心城市组能够实现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重协同效应,而在中心城市组仅具有污染减排效应,在外围城市组没有产生显著效应.(3)减污降碳政策主要通过减少能源消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显示,应...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空间互动特征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生态效率的测算,对生态效率的空间互动特征缺乏相应地分析。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5—2015年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互动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高生态效率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省份,而低效率区则主要分布在欠发达省份。（2）在全国层面,基于经济权重矩阵得到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区域生态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互动效应。（3）分样本估计中,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样本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大于全样本估计得到的空间自回归系数,故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内部的空间互动效应强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空间互动效应,呈现出“群分效应”。     

中国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面板空间计量方法

探究沿海城市化推进与海洋污染间的关系对沿海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沿海46个地级市的海洋污染物浓度数据和遥感所得的夜间灯光亮度数据，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技术从深度推进和广度推进两方面系统考察了沿海城市化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以紧凑集约为特征的城市化深度推进与海洋污染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U形”关系，而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城市化广度推进只会单纯地加剧海洋污染。城市化深度推进会通过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海洋污染产生积极影响，而城市化广度推进过程中所带来的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加剧海洋污染，此外产业结构和绿色技术未能转型升级也是城市扩张加剧海洋污染的关键因素所在。本研究提出在海洋环境管理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海洋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二是应注重城市的紧凑集约化发展，发挥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影响；三是需推进海洋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污染的脱钩。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