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与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区域治理的思想萌发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升华两个阶段,主要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实现了从"认识三阶段论"到"三个重要论断"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现了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实现了从区域规章到党章国法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方式实现了从区域治理到国家治理的升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的"六大原则"和"五大体系"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求以更系统的格局、以更宽广的视野、以更高远的目标、以更强大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消费的环境影响及消费环保化研究

"绿色消费"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消费的环境影响的阐述,探寻消费造成环境破坏的根源,进而提出消费环保化的对策.指出消费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这些影响主要源于人类认识的不足、市场机制的失灵、发达国家的转嫁和科技水平的有限,我们应该通过普及环境教育,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完善经济激励手段和提高科技水平来达到消费环保化的目标.     

河长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河长制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河长制的发展经历了个别首创、局部扩散和全面推进等三个阶段。河长制的诞生源于水资源危机、水环境危机、水生态危机等水危机,而水危机的根源在于水体制失灵、水机制失灵和水制度失灵。河长制的实质是对现有河流管理制度的统筹,是对现有河流管理权威的加强,是对现有河流管理职责的监管。河长制的环境绩效是单一的正面效应,而河长制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则具有双重性。从实施河长制的地区观察,河流的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河长制的实施,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出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趋势,但是,也呈现出"不惜代价治水"的高成本问题。河长制的实施,强化了政府主体的作用,弱化了市场主体的作用;强化了政府机制的功能,弱化了社会机制的功能;强化了河长的职能,弱化了原治水部门的职能。在水危机和水制度危机十分严峻的背景下,即使存在河长制的负面影响,只要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河长制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分析已有治水机构及治水机制可知,河长制的职能定位应该是调查研究、综合协调、考核评价、监督检查。河长制的可能模式包括政府主导型模式——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社会主导型模式——社会贤达担任河长和市场主导型模式——企业家担任河长,在一定的时期也许是三种模式同时并存。从历史长河来观察,河长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现代水治理体系和水治理机制的完善,河长制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红色旅游政策实施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语义分析与空间计量的实证

从政策供给和公众需求的双重视角对中国红色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自上而下进行旅游资源的调配优化和自下而上调整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整合2011—2019年有关红色旅游的政务服务文本、微博信息文本和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文本语义分析比较了政策实施和网络关注的差异,从政策空间关联的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测算红色旅游政策实施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自上而下的红色旅游政策实施与自下而上的网络反馈之间存在差异。（2）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地理和政策空间依赖性,政务服务中对传播红色文化目标的重视是网络关注度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政策稳定性则与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间不稳定的竞合关系和政策发展环境的低水平稳态是导致公众对红色旅游关注度不及政策预期的可能原因。（3）在地理和政策空间关联作用下,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而信息化变量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加强区域联动和信息化融合是红色旅游政策创新的方向。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绿证交易、发售电配额制与可再生能源财税减负效应

为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和减轻标杆电价政策财税负担,绿色电力证书(绿证)核发和认购制度已在全国试行。为验证两类政策并存下绿证交易的财税减负作用,该文构建绿证定价和财税减负效应模型,分类探讨不同交易机制和配额安排:绿证自由市场、发售电配额强制市场交易如何影响售证方定价策略和配额主体履约抉择,论证绿证市场均衡和政策互动如何影响可再生能源补助支出、电价附加和绿证交易的税负转嫁效应。模型论证与分类市场情景表明:①绿证交易提供了低成本履约的制度安排,有助于财税减负;②电力市场管制和交叉补贴电价政策下,发电商配额导致火电企业最优履约抉择是自建绿电项目而非绿证交易,绿证市场有价无市;③售电配额的市场交易效率更高,但发电商实施领导跟随-产量最优策略将造成电力和绿证价格双攀升,变相增加电价负担;④并网消纳和补贴拖欠削弱绿证价格而降低补贴转嫁,售电配额调整通过跨区绿电需求变化影响税负转嫁。这些结论蕴含的政策意义是:①兼顾绿电支付意愿、成本分担与应用目标,健全绿证认购市场体系;②理顺绿证定价与惩罚机制,确保绿证市场竞争均衡与履约效率;③完善省级配额机制,引导具备成本优势的跨区绿证交易;④协调政策互动效应,增强绿电溢价和绿证减负效应。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创新研究 —— 以绿色浙江"吾水共治"圆桌会为例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环境治理中多元体系的形成尤为重要,非政府组织(NGO)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力量受到广泛关注。然而,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因此,探索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具有现实意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绿色浙江"吾水共治"圆桌会为例,对环境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及功能展开分析,研究NGO在协调多方利益、维护公众权益、促进民主协商、实现多元共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模式创新。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及改革路径

海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制度问题。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种复杂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问题是否存在,尚有待进一步解答。为此,文章在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互补视角挖掘现有制度的互补空间,探究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的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可分为初步建立、稳步推进和改革转型三个阶段,呈现出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的趋势特征。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是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因。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联动耦合至关重要。立足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需求,其中保护主体单一的问题主要因制度缺失导致,保护手段的低效主要受到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影响,而保护过程的割裂主要反映了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应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重点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要实现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基于引力和客运联系的浙江省城镇网络特征

根据浙江省城镇间相互引力和客运班次等数据分别构建了城镇联系网络,利用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从点、线、网3个层面对网络特征进行了剖析。结果显示:杭州市辖区对外联系规模最大,其次是宁波市辖区和温州市辖区,各地对外联系规模的分级比较明显,而节点间客运联系的规模分布较为均匀。基于两种方法的节点联系规模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中间凸显的分布态势。城镇间首位和次位联系空间分布均呈现中心-辐射式地域分割,但两种方法的分割范围不同,强联系多分布于区域中心节点与周边区域之间。浙江省城镇网络密度仍较低,而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的控制能力较为稳定,两种联系构成了不同地域形式的凝聚子群,也显示出城镇网络的不完全协调状态。针对城镇网络的发展现状,应着力优化城镇规模体系,多角度拓宽沟通协作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