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复合空间视角下的黄河生态带构建——以黄河流域内蒙古段为例

黄河生态带建设是各地落实国家黄河战略开展的重要行动。本文以正面临林地、草地、湿地衰退,沙漠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生物栖息受影响等七大复合性生态问题的黄河流域内蒙古段为例,从整体性、系统性、独特性三方面提出了多维复合空间视角下黄河生态带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实现途径。在流域层面,将林地、草地、湿地三类生态空间的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和沙漠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生物四种生态过程的安全性评价结果叠加,构建低、中、高安全水平的流域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河流层面,研判出黄河干流大堤外10 km和一级支流两侧2 km岸边带内低安全水平区域面积占比最高,由此判别出黄河生态带的构成和空间范围。进一步结合不同地域景观特征划定其保护修复与治理区划。     

关于生态环境监测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与技术研究的思考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精神,落实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等部署要求,以推进生态环境监测向质量效能型跨越为导向,以实现监测先行、监测灵敏、监测准确为目标,对照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目标管理、污染控制等生态环境管理需求,以宏观决策监测支撑方略、目标指标与网络优化、精细化管控监测支撑为重点领域,提出了生态环境监测高质量发展策略与关键技术的研究方向及重点内容,旨在推动传统监测向智慧监测创新转型,加快实现感知高效化、数据集成化、分析关联化、应用智能化、测管一体化,更加有力支撑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论制度协同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创新

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协同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得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区别于“权力+干预”的权威型模式以及“主导+单向”的激励型模式,以“领导+主导+参与”为主要导向的生态环境合作型治理模式已成为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环节;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构成的协同性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保障机制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协同存在的制度体系目标与制度体系效能客观相悖、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主体职能重叠与信息缺位、责任保障机制的适用性及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等不足,提出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注重用最严格的法律规范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科学明确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在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参与机制,逐步实现智慧型治理模式;合理衔接生态环境公法与私法责任制度,实行终身追究制,有效回应适度法典化。     

生态环境损害多因一果关系识别判定：以非法处置危废案为例

因果关系判定是污染源与损害受体之间建立联系的关键技术环节,对于构建完整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证据链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相关技术导则,结合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实践,通过指标的筛选、污染源排查、污染贡献分析、同源性分析、迁移路径识别、不确定性分析等技术环节建立了一套多因一果案件中因果关系判定的一般性程序方法,并对其中的重要技术环节进行了探讨。将所构建的技术方法应用于某涉水污染物排放案件,证实了该研究所提出的技术框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基于AHP-FCE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施成效评估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包含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递阶层次关系,应用多准则群体决策模型进行权重赋值,并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FCE）进行制度实施成效综合评估。结果表明：以昆明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为例,其制度实施综合评估指数为74.2,属于一般偏上接近良的水平;下一步,昆明市应从持续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规程、将工作经费纳入部门年度预算、探索建立资金收支简化程序、强化目标考核机制和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等5个方面开展工作。利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制度实施成效进行综合评估,解决了以往制度实施成效评估指标难以量化的现实问题,使综合评估结果较为可信,能够为类似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深化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垂改背景下优化区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管理模式的思考

区县生态环境监测站（以下简称“区县站”）是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垂改后其职能定位、机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一些地方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缺乏整体性与协同性,各地区县站在管理模式、职责界定、履职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顺畅、不清晰和不充分等问题。为保障区县站对职能的履行、优化生态环境监测资源配置,建议各地完善地方性配套方案,正确处理区县站与执法部门、各上级监测站、社会监测机构之间的关系,明确区县站的机构属性、职责范围,并结合实际确定可委托社会化监测机构开展的业务范围,并优化区县站的建设与运行模式。     

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约束,是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相关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还未建立,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需求,亟需开展相关研究。本文基于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管控要求,通过对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特征进行分析,衔接各相关领域评价技术与标准规范,提出了一套以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求为目标的评价技术流程,初步建立了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为从源头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筑牢严格的管控体系提供支撑。     

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三新”重大判断 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十三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奋力拼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环境9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大家以实际行动展现出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良好形象。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新形势下,绿色复苏和增长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对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将有助于接轨国际融入全球绿色发展,妥善承担好环境国际责任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主动对接全球低碳创新体系和绿色标准体系将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化水平也将为实施更大范围的宏观调控提供可能。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生态环保国际合作要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求,以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环境治理体系为目标,以促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为要求,以支撑绿色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为重要关注点。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规则的检视与适用

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规则首次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确立。针对这项制度创新,本文梳理了惩罚性赔偿规则在不同法律制度中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的差异性,并进一步分析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中所具有的特殊规则和功能定位。在缺乏生态环境领域部门法配套的情况下,《民法典》中惩罚性赔偿规则的适用应基于生态环境的公益性而适当扩大请求权主体范围,基于严格法定性而明确举证责任负担和证明标准,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特殊性而完善多样化的赔偿内容和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