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和互动关系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是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对各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鲜有研究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利用我国2005—201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各省级行政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并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差异。在样本期的后半段(2009—2013年),多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程度有所加深。根据全样本期内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严重程度,可将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5个等级。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对建成区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成区面积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的影响方向虽然为正,但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土地城镇化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人口城镇化。此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从改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方式、抑制城市空间粗放扩张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欧洲绿色城市主义:理论、实践与借鉴

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绿色城市主义理论应运面生.实践表明,该理论成功指导了欧洲城市的绿色转型,城市通过紧凑发展、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发展绿色经济与生态管理,有效避免了城市的蔓延式无序发展,降低了城市交通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城市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城市宜居性得到大幅提升.当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何借鉴欧洲绿色城市主义的先进理论及实践经验,有效提升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本文试图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城镇化的对策措施.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0—2013年间的城镇人口与碳排放数据,选取城镇化进程中影响碳排放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化面积等因素,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并利用格兰杰夫因果关系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二者的因果关系与时间效应。最后,从降低工业碳排放、加快低碳城镇化试点建设、推进低碳社区发展,促进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城镇化生态风险预警系统设计与关键技术研究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周围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发展变化因素影响了城市生态风险预警的准确性,甚至会导致错误的风险管理决策。以CLUE-S模型和灰色数学模型为关键预警技术,利用CLUE-S模型预测城镇化过程中空间信息变化的趋势,利用灰色数学模型预测监测和统计的非空间信息指标的发展趋势,最终形成了以GIS技术为核心的生态安全信息数据库,并通过空间研究和基础数据分析建立城镇化生态风险预警系统,可时时掌握区域的生态承载力风险警情,且可针对不同的城市发展状态进行不同的预案预测,以为区域生态安全管理提供准确可靠的辅助决策支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当前此种模式已经在国内很多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效果十分显著,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     

郑秉文：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只有“统计意义”

“与拉美的‘过度城市化’相反,中国城镇化的明显特征是‘浅度城市化’,城市化率只有‘统计意义’,而没有真正实现与其相匹配的‘人文意义’,也没有达到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意义’”在9月25日的“转型期的城市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发表上述观点。     

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

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同时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其环境规制工具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主,不能有效的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有集中信息和对排污者技术创新激励两方面优势,主要包括排污税、可交易市场许可和排放补贴三种基本类型.民族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选择环境规制工具应该把握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中央与民族地区相配合、考虑环境保护对象的差异和实践验证环境规制工具选择效果原则.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邓伟：山区为什么不能运动式造城？

城镇化不是建城化,不是城市的蔓延,不是简单的农民市民化,更不能把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城内贫富二元结构。山区城镇化不可丢失民族文化与地域特点。山区城镇化作为城镇化一盘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城镇化战略格局不可或缺的板块。没有山区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就是不完整的。中国是山地大国,70%的陆域国土是山地。山区城镇化面临着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种制约因素,城镇化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山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城镇化过程的艰巨性。